建外SOHO的出现证明了所谓的老北京终于不可救药地远去了。不在于消失的古城墙和角楼，也不在于拆除的四合院和小胡同，而是一种不同于极权时代的建筑模式出现了，直白着建造新都市环境的野心。

　　文/李冬莉

　　尔伯斯在《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概论》一书中提到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会特别钟情于城市的旧物。只是钟情归钟情，时代的喜好和选择则完全是两码事。

　　在北京最具代表性的长安街上，由西向东摊的半边大饼，通过横坐标上的几个标志性建筑即展示了一个城市发展的脉络。皇宫紫禁城雄伟壮观，残留的少部分胡同和四合院穿插其间，典雅朴实，显示着老北京的历史和人文景观；相对的，以天安门、前门为代表的中心广场，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以及其后建立的种种彰显新时代特征的建筑群，则向世人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新北京的革命城市形象；再往东一点，中国大剧院的“鸟巢”，作为第一例国际招标的中国建筑正一点点地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呈现它的全貌；而直到庞大的建筑群体建外SOHO的出现，长安街上，国贸正对面，包括14栋SOHO公寓、4栋SOHO办公、4栋SOHO别墅、2栋写字楼、总长度1300米的临街商铺，总建筑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可容纳至少5万人在此居住、办公、消费的混合社区的出现，在这个预示着北京的将来的CBD中心区，老北京城的蛛丝马迹终于不可救药地消失了。而另一种不同于旧式的极权时代的建筑模式，一种更为开放的、民主的，能给一个伟大的城市带来新气象的建筑——如它深夜里通体的光亮，正在大张旗鼓地映入人心。

　　建筑的野心

　　这种大张旗鼓，房地产开发商本身毫不掩饰，甚至有些不言不休。建了SOHO现代城，又在建外SOHO上将此概念一推再推的潘石屹在说到建外的初衷时，有过这样的陈述：一个城市总要有一个能全面展示城市潮流及城市魅力的灵魂之地，这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建外SOHO即是跟着这个想法顺延而出的项目。

　　能让5万人在这个开放式的商业中心区内工作生活，外带热闹的街市，对于有野心有魄力的人来说，确实很是振奋。建外SOHO的首席设计师日本人山本理显也表示，“建造新的都市环境”是其在这个项目上的真正野心。

　　应该说，不管是潘石屹们还是山本理显们都遇上了好时候，要知道，有野心和有一个能实现野心的机会相比，后者不是一个难字可解。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老北京城几近消亡之后，从没有哪一个城市像北京一样有着如此惊人的胃口，可以消化各式各样、百态庞杂的建筑群落。有中式铺瓦的，也有罗马柱的，有尖顶的，也有圆顶的……似乎每幢新楼都在试图成为这个城市地标式或者说是纪念碑式的建筑，发达国家的建筑师，终于在几乎饱和的西方世界之外，发现了另一个更为刺激的建筑乐土。

　　在建筑的问题上，当代的中国城市没被骂过的几近于无；但同北京相比，很少有其他哪一个城市，令人只要一谈起她的建筑和居住环境，如此的五味横生。其国际性大都市的胸怀似乎在用这些横七竖八，实验也好，先锋也罢，保守亦可的消化方式，证实着自己的开放和兼容并蓄。

　　北京得天独厚的文化氛围，使其拥有的整个中国最多的艺术家可被纳入到房产项目中来；很少有哪一个城市的社区内能建造如此多的美术馆，除了满足自己的商业宣传外，供各类当代艺术家做展示基地。几个月前在远洋天地美术馆举办的“群星耀天地”活动，通过对来自不同国家的14位资深设计师设计出的14套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的生活空间的展示，将整个社区变成了一个供设计师随意发挥的创意工厂。

　　事实上，今年备受争议的库哈斯版的中央电视台的出现，不过是再次证明了任何新形态在北京这个大工地里都是值得尝试的——与其说是为了建筑，不如说是一种姿态。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证实了梁思成的说法：“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告别集权的建筑

　　多少年以后，老老少少，大凡对建筑能发出些许微词的人，在谈论北京的时候，都会在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重现中国第一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在听说要拆除北京的城墙和门楼时悲痛欲绝的样子。尽管梁为之哭泣的古建筑，从未有缘一堵盛容的人不在少数。

　　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王军是其中之一。还在他尚未出生的时候，一度享有盛名的元、明、清三代首都城墙的轮廓已经基本消除。他的新书，出版没多久的《城记》用了看似平淡，实则哀伤至深的笔调，讲述了北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演进，而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这些多劫人生的建筑师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主角。这位常年关注北京城建的新华社记者在书中如此评价北京：这个“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

　　1949年，在梁给出的对北京城市规划的5条建议中，仅有第3条中的前半部分，保存北京故都紫禁城的面貌被采纳。如今紫禁城代表的老北京的建筑辉煌是梁悲伤的证据，林徽因在其诗作《时间》中如此写道：

　　即使古老些，需要翡翠色甘蔗做拐杖来支撑城墙下小果摊，那红鲜的冰糖葫芦仍然光耀，串串如同旧珊瑚，还不怕新时代的尘土。

　　新时代的尘土最终还是附在了新时代的冰糖葫芦上。在封建社会和新社会之间，绝没有过渡可言。一个全新的工业社会应在她重生的那一天开始确定雏形。所以，当时对北京的设想，原是毛主席希望的那样，“从天安门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只是想不到，在前苏联专家倡导和帮助下应运而生的一批具有政治意义的建筑耸立没过多少年，更疯狂的城市建设运动已是节节开花了。

　　而城市里越是大规模的建筑，因为总是和大量的资金及社会能量相联系，越是彰显其“建筑总是和权力很接近”的面貌。这句话来自去年威尼斯双年展时一位策展人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所说。事实上，在工业文明时代，建造高大的标志性建筑用以炫耀财富和权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热情。摩天大楼、超大型市场、望不到边际的广场等等。而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渐次渐远，围墙、广场、标准化建筑尺度也成了影射过去不良形态的阴影。虽然自己的经济文化水准远未达到同进退的程度，可全球化的喧嚣早已将见多识广的国人拉上了第一阵列的跑道。自由、平等、个性，这种种词汇亦如当年的推倒城墙一样，尚不知所以然，已深入人心。有旧城存在的北京城再也回不去了，关于老北京城的记忆成了历史的伤疤，年年唱，年年伤。与这象征过去的伤疤相比，如何塑造明天，在明天的纪念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是今人更为热衷也更为现实的出路，似乎也符合国际化的准则。

　　建筑的附加值

　　“在2000年，我们做项目大量的思考就是考虑建筑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在哪。到了今天，我觉得基本上所有的发展商都有这个意识了，几乎每一个项目，你看都在强调他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再做项目的时候，我们非常强调建筑和社会发展和都市营造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做建外SOHO时候的感觉。我们的项目最终可能对北京的大都市建设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5万人的规模成为事实，潘石屹的这段话极有可能成为他将建筑从小情小调的居住层面提升到城市气质和城市文化的大范围上的飞跃。

　　20世纪中期，苏联式的建筑风格加上今天看来完全不知所云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外带一个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的“民族形式”的建筑曾一度代表了中国的建筑式样。当时，没人知道如何在古城被拆之后，建一处满足一个古老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全国性规范风格的建筑，梁思成也不例外。对于一个靠口口相传，且私密性极高的中国传统建筑方式来说，真正懂实务的建筑师简直是凤毛麟角。

　　当梁思成的时代越来越远，对于当下众多没有背负太多中国城市传统负担的建筑师，特别是众多海外设计师来说，如何让这个古老的城市求变求新，更容易成竹在胸。在外型上，建外SOHO的透明化，街道的开放性，以至内里的小和简洁都将其标榜的时代精神，一种平等、自由的呐喊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对于离梁的时代同样遥远的年轻一代而言，面对继续向纵深化敞开的国门和世界，拥有自由、平等的时代精神显然比重回古都，保持传统更有吸引力。至于具体到是否有投资价值、居住是否舒适这类细节问题，在整个城市的影响力面前，倒显得次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