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每天两个债主上门的年关,袁鸿陷入从未有过的窘迫。他没有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承担发扬戏剧艺术的责任,只是恰好被他遇上,令他经历踌躇满志却也迷茫的第一年。
文/刘晋锋
北兵马司,北京惟一一家民营剧场,人们看见的是演出不断的表面光华,却绝少有人知道,29岁的小老板袁鸿在遭遇他承包剧场之后的第一个年关的个中滋味。
“你们为什么要采访我?”袁鸿一直疑惑,“我总觉得你们要采访的应该是王石、潘石屹那样拥有财富的成功人士。”
袁鸿在物质上太窘迫了。采访过程中,有一个人来向他要2000块钱的账,剧场租用别人灯具的费用,他拿不出来,最后找人借钱还了账。袁鸿说年关的这几天,几乎每天平均都会有两个人来要债。
4月份非典肆虐,广州话剧团来演出,观众都不敢来,结果勉强保本。接下来好几个月是袁鸿最难的时候,没有任何收入却还要支付不菲的场租、员工工资、消毒费用……他几乎不敢进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剧场里去。
“刚刚我们统计出来:2003年的时候,尽管中间还有4个月的非典,我们的演出也有160多场。特别骄傲地说,我们是中国大陆十大,五大,甚至说三大活跃的戏剧场所。但这种辛苦,在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现实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泡沫,很快就会被淹没。而你个人狼狈不堪,就会影响周边的朋友,太尴尬了,真的,真的……”
赚钱与不赚钱的迷茫
当初在杂志社做编辑,袁鸿看到让他感动的戏剧,会自己掏钱印海报到很多地方发放,呼吁人来看,请记者来宣传,请专家来座谈。那时他是一个普通观众,他所承担的也只是他恰好可以承受的那部分。
本来以为会见到一个满口都是理想主义和艺术的小剧场老板,但袁鸿竟从未曾介入戏剧,甚至连一个戏剧爱好者都算不上。“我只是会被好的戏剧作品、好的戏剧人所感动,我把戏剧作品和生活中其他的普通事情看成是一样的。”
他还一遍遍地重申自己绝对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相反是一个特别现实的人。“真的,我没有拒绝资金,我天天在希望有企业来赞助,那些品质不错的品牌来赞助该有多好,但是我很讨厌很恶心的那些,比如天天做广告的,比如烟和酒,它来我还不一定给它赞助权,我真不会和他们谈,我觉得有些起码的立场真的要坚持,做人不要那么随便……”袁鸿一连说上好几个“真的,真的”。
接手最初,袁鸿也曾成功地运作过几个低成本的戏剧,比如《故事新编》、《天上人间》、《我爱抬杠》这3台戏共6个演员,总投入没有超过10万,都赚了几千块钱。他说一个好的戏剧作品和钱的关系其实并不那么大。如果真有人给他几百万、几千万让他运作一个戏,他说他会浪费,而且一个过于豪华的舞美布置可能会对戏剧作品造成伤害。甚至他还会怀疑这些钱的清白,会让良心不安。
一个人如果给自己生命的意义附加上太多责任感就必然活得辛苦。
袁鸿说他倒也没有觉得自己必须要去承担发扬戏剧艺术的责任,只是刚好他看到戏剧领域里有些事情需要有人去做,就做了,“在一些情况下,不管是游戏还是真的危难之中,需要有人变成人梯让人踩着往上爬,需要有人在前面冲,有牺牲的经验,失败的教训,也很好,如果说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牺牲者吧。”袁鸿面容平静地说:“其实我们基本上已经牺牲了,你现在可能就是在和一个死者对话。”
一直坐在他旁边不说话的顾雷(北京理工大学太阳剧社的主创人员,袁鸿曾经资助他们到上海交流演出),轻轻笑了笑:“《一个生者和死者的对话》,是一部电影。”我问那次演出是否赚回了成本,袁鸿惊讶地反问:为什么一定要赚钱呢?大家都笑起来,袁鸿自己不笑。
放弃带来的更沉重
据说袁鸿身体一直不太好,眼前的他看起来似乎苍白瘦弱。而我一直相信,一个身体不太好的人比起健康的人来说,对人生会看得更清透。他也曾经有很有钱的时候,但他说他对那段生活耻于提起,因为那时候所做的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除了钱什么也得不到。别人总是难以理解他为什么不放弃小剧场。
他的解释很长,有点儿追根溯源。“我是重庆人,小时候经常去码头玩,发呆,看搬运工搬东西,每次看到他们上轮船的时候,我都会担心他们垮下来,想去扶他们一把,然后你发现整个码头大家都在忙,其实你帮不上忙。就像是人生旅途,你在没有人的地方走着走着,你就发现身上多了一副担子,开始你会觉得轻松,后来变得越来越沉,你试图放下这个担子,但也许你担子里的东西是易碎品,你要找个平衡的地方把它放下来,或者说要找到另外一个人你把担子交付给他,虽然你不知道要把这个担子挑到什么地方去,可能现在还在黑暗当中,但你不能因此把它扔下。可能里面是一个生命,都是未知的,你明白吗?不是说我主动要去承担什么,我现在也承担不起,只是说现在压得越来越重,我是想交付给有能力的人。但一个陌生人对待一个婴儿和一个母亲对待她的孩子是不一样的。”
袁鸿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他几乎是唯一一个告诉我该如何倒公汽到达采访地点的人。面对镜头,袁鸿立马变得不自在,摄影师说你把双臂抱在胸前吧,他照做,看起来像任何一个踌躇满志的经理人,却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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