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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锦麟的眼里，电视节目如果没有个性，就像大太监一个。他在《有报天天读》中嬉笑怒骂，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自称“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
文/萧宇
有杨锦麟的地方就有笑声。
第一次到香港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杨锦麟，当时《有报天天读》刚开播，他开玩笑说：“我这把年纪转行干电视，是‘再就业’工程。一般电视都是用一些靓女辣妹，凤凰卫视却让阮次山、曹景行、何亮亮和我这几个报界出身的老头子来发挥余热。”
几个月后，《有报天天读》好评如潮，杨锦麟却拿一位朋友的打油诗开涮自己：“老杨读报，吓人一跳，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体型太胖，样子太老。”
一年后，《有报天天读》成了凤凰卫视的王牌节目之一，杨锦麟大乐，又拿观众来信中的几句话说事：“我除了喜欢《有报天天读》带来的资讯，更喜欢杨先生的‘变音国语’，喜欢杨先生嬉笑怒骂，即便是摇一摇扇，呷一呷茶，都是风度翩翩。一点没有夸张和恭维，真的，你是我见过的最性感的糟老头子。哈哈，点题一个字：糟！”
到《有报天天读》被《新周刊》选为“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打电话向他道贺，电话那头先是招牌的哈哈大笑，接着是非典型的无厘头语气：“得这个奖很意外，但是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开心，说明我苦不堪言的劳动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点题一个大、四个叉：爽！”
面对面
论获奖：直播的是真性情
《新周刊》：《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居凤凰卫视节目的前几位，又得了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奖，其中的奥妙何在？
杨锦麟：这个节目迎合了一些市场的需要，或许也添补了一些重要的资讯落差。我们想通过节目告诉观众：同样的事情，两岸三地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们扮演的角色，是给大家增加一些观察视角，对最新的新闻事件，适当增加一点“润滑剂”。可以总结归纳为一句话，让内地的观众更了解世界，让海内外的华人更了解中国。
《新周刊》：内容之外，表达的方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杨锦麟：对，我觉得观众喜欢的一个原因是“真”。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有时候不免会说错话，读错字，或者读音不够字正腔圆。观众可能也会觉得这样很另类。但他是真实的，我觉得“真”之外，还有一个“朴”。不虚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电视表现真性情。
《新周刊》：你如何看观众对节目的喜爱？
杨锦麟：杨锦麟读报，用学院派的观点和严格的电视从业标准来讲，是不合格的。自己能够进入电视界，尝试主持一个资讯节目，还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感觉有点意外和惶恐。我始终有一种感激和感恩的心情，感激观众能够喜欢这个节目，也感激凤凰能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比杨锦麟有水准、有能力、有相貌的人不止千千万万，因此我对目前的际遇倍加珍惜。
《新周刊》：陈之藩的文章《谢天》，写爱因斯坦谈到科学成果时说：感谢古人，感谢今人，感谢上天，就是不提自己。真正的哲者，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杨锦麟：人要有感恩之心，才会不断前进。你有能力，但更要有机会，机会是谁给你的，你对他要有感激之心。不会因年纪大了，就觉得有成就感了。我杨锦麟永远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只是一个极为平常和普通的俗人，现在还是一个很幸运的糟老头子，性感不性感就另当别论。
论状态：工作让我失去“酒肉朋友”
《新周刊》：以前在报界工作时有没有想过会到电视台工作？
杨锦麟：以前也会在电视上亮亮相，但是没有想到年过半百时还会到电视台来工作，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机会，也许这是自己一块新的奶酪。
《新周刊》：做电视之后，生活有何改变？
杨锦麟：现在的工作很好玩，但也很累，晚上10点钟就要睡觉，第二天5点钟要起床。像我这种原来做报纸的人，最精神抖擞的状态是在晚上10点以后，以前在报社工作，晚上写完社论，看完大样，收工打烊，三五知己都是不同报社的朋友，约一个地方吃宵夜，交换信息，发发牢骚，然后醺醺然摇晃着回家。现在的工作，就失去很多“酒肉朋友”，只能提早上床睡觉了。但我充分体会到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新周刊》：之前在报界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锦麟：我先后出任过《快报》两岸新闻版的编辑主任，后来当过《商报》的高级编辑、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其间还兼任过《亚洲周刊》特约作者，不定期提供一些涉及两岸三地政经事务的评论文章，也是《信报》专栏作者，还出任过中文版的《世界经济论坛》杂志主编。《信报》的专栏写了十几年，这个专栏已经写出一点点“知名度”，写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完全为了稿费，而是为了一种爬格子的乐趣，和一种书生言责信念的履行。
中国的知识分子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国家好，民族好，在香港的日子过得辛苦紧张，但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写一点东西，尽一点言责，说一点其他朋友暂时还不方便说的话，感觉幸福极了。
论传媒：内地没办法像香港这样每天有激动
《新周刊》：在香港做传媒，竞争激烈，会不会有别样的心情？
杨锦麟：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亢奋，每天都有激动，每天都有挫败，我喜欢。搞研究，搞文字工作，最需要的是资讯，香港资讯发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同行可能只是谋生计，混口饭吃，但绝大多数人都混得很敬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没有必要升华到什么光荣使命感。这是一种本分，而本分的权威解释，就是指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新周刊》：在读报中，你对香港报纸有没有偏爱？你对东南亚哪些报纸比较重视？
杨锦麟：没有偏爱，但有取舍。比如说，有时我会兼顾一下《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它们能够满足海外正确了解中国政经的需求。而《信报》的评论我会比较重视。《联合早报》和《南洋商报》在东南亚华文报纸中影响较大，这两份报纸会给我送大样，我太喜欢这样子了。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版面送过来，可以同步地介绍，当然他们不会干预我读哪一篇。
《新周刊》：如何看内地传媒这几年的发展？
杨锦麟：内地媒体这几年进步很快。第一，党报开始逐步脱离《真理报》的模式；第二，党报派生的都市报活得很好；第三，娱乐、体育新闻做得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现象，像收红包，这种现象在香港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明文规定，收取红包是犯法的行为。
《新周刊》：你对内地传媒工作者印象如何？
杨锦麟：很优秀，但是可能有时也很痛苦，海外传媒的评论说，内地的传媒工作者“不怕当烈士，就怕丢饭碗”。内地一些文章写得很暧昧隐讳，没有办法像香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马行空洋洋万言，想说的几句话就藏在那里，有时候还真的很难找。
论责任：论政是“拔火罐”
《新周刊》：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中抒发和表达自己的理念？
杨锦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如履薄冰”可以理解是公司的基本要求，“堂堂正正”则是个人的行为准则。我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需要有个度，掌握这个度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社会现象，肯定会按捺不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新闻记者要客观、冷静，但我想这个读报的节目也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或者形同阉割，大太监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不同，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观众比你聪明多了，你点到即止，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回事，有条件就多讲，没条件就少讲。“站着说话，跪着造反”，实在不行咱就跪着，跪着说话还不行吗？电视的新闻评论节目，宗旨就是“言责”，言责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粗浅看法和建议，论政跟参政是不一样的，论政可以自由大胆地发挥，但是参政就很不一样了。
《新周刊》：论政的意义何在？
杨锦麟：论政是“拔火罐”，“拔火罐”是不能根治疾病的，但至少可以缓解病痛。读报也好，写文章也好，就是告诉人家：“你哪里病了，哪里有伤痛，要注意。”“拔火罐”其实只会出现一些局部性的瘀血，总不会害死人吧。如果连“拔火罐”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新周刊》：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政者要有容忍论政的雅量。
杨锦麟：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人，就要有基本的民主雅量，雅量很重要，宽容也很重要。雅量是需要培养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治理国家的领导者越有自信心，越有雅量，其实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信息，反而不觉得好奇，不觉得惊恐。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聪明的，不论怎样，人民还是希望中国强大。更多地相信民众，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
《新周刊》：那么，传媒在这个进程中应该有何担当呢？
杨锦麟：《纽约时报》有一句话：“一份报纸是社会良心的表现。”一个媒体、一个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除了本分之外，也是职业道德的展现——求真。中国的老百姓对资讯的渴求，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法比拟的。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文化、新闻体制的改革，这些都是逐步走向开放的表现。要到有一天，《有报天天读》没人看了，我相信就是中国真正和世界接轨了。我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因为每天一大早起床到处找报纸读，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论获奖：直播的是真性情
《新周刊》：《有报天天读》现在的收视率居凤凰卫视节目的前几位，又得了2003中国年度新锐榜的年度电视节目奖，其中的奥妙何在？
杨锦麟：这个节目迎合了一些市场的需要，或许也添补了一些重要的资讯落差。我们想通过节目告诉观众：同样的事情，两岸三地的看法会不一样。我们扮演的角色，是给大家增加一些观察视角，对最新的新闻事件，适当增加一点“润滑剂”。可以总结归纳为一句话，让内地的观众更了解世界，让海内外的华人更了解中国。
《新周刊》：内容之外，表达的方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
杨锦麟：对，我觉得观众喜欢的一个原因是“真”。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有时候不免会说错话，读错字，或者读音不够字正腔圆。观众可能也会觉得这样很另类。但他是真实的，我觉得“真”之外，还有一个“朴”。不虚伪，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电视表现真性情。
《新周刊》：你如何看观众对节目的喜爱？
杨锦麟：杨锦麟读报，用学院派的观点和严格的电视从业标准来讲，是不合格的。自己能够进入电视界，尝试主持一个资讯节目，还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感觉有点意外和惶恐。我始终有一种感激和感恩的心情，感激观众能够喜欢这个节目，也感激凤凰能给我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比杨锦麟有水准、有能力、有相貌的人不止千千万万，因此我对目前的际遇倍加珍惜。
《新周刊》：陈之藩的文章《谢天》，写爱因斯坦谈到科学成果时说：感谢古人，感谢今人，感谢上天，就是不提自己。真正的哲者，富亦谢天，贫亦谢天，病亦谢天，苦亦谢天。
杨锦麟：人要有感恩之心，才会不断前进。你有能力，但更要有机会，机会是谁给你的，你对他要有感激之心。不会因年纪大了，就觉得有成就感了。我杨锦麟永远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只是一个极为平常和普通的俗人，现在还是一个很幸运的糟老头子，性感不性感就另当别论。
论状态：工作让我失去“酒肉朋友”
《新周刊》：以前在报界工作时有没有想过会到电视台工作？
杨锦麟：以前也会在电视上亮亮相，但是没有想到年过半百时还会到电视台来工作，活到老，学到老，这是一个机会，也许这是自己一块新的奶酪。
《新周刊》：做电视之后，生活有何改变？
杨锦麟：现在的工作很好玩，但也很累，晚上10点钟就要睡觉，第二天5点钟要起床。像我这种原来做报纸的人，最精神抖擞的状态是在晚上10点以后，以前在报社工作，晚上写完社论，看完大样，收工打烊，三五知己都是不同报社的朋友，约一个地方吃宵夜，交换信息，发发牢骚，然后醺醺然摇晃着回家。现在的工作，就失去很多“酒肉朋友”，只能提早上床睡觉了。但我充分体会到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新周刊》：之前在报界的经历是怎么样的？
杨锦麟：我先后出任过《快报》两岸新闻版的编辑主任，后来当过《商报》的高级编辑、主笔，负责撰写社论，其间还兼任过《亚洲周刊》特约作者，不定期提供一些涉及两岸三地政经事务的评论文章，也是《信报》专栏作者，还出任过中文版的《世界经济论坛》杂志主编。《信报》的专栏写了十几年，这个专栏已经写出一点点“知名度”，写到这个时候就不是完全为了稿费，而是为了一种爬格子的乐趣，和一种书生言责信念的履行。
中国的知识分子图什么呢？还不是为了国家好，民族好，在香港的日子过得辛苦紧张，但能够看到很多的东西，可以写一点东西，尽一点言责，说一点其他朋友暂时还不方便说的话，感觉幸福极了。
论传媒：内地没办法像香港这样每天有激动
《新周刊》：在香港做传媒，竞争激烈，会不会有别样的心情？
杨锦麟：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亢奋，每天都有激动，每天都有挫败，我喜欢。搞研究，搞文字工作，最需要的是资讯，香港资讯发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同行可能只是谋生计，混口饭吃，但绝大多数人都混得很敬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没有必要升华到什么光荣使命感。这是一种本分，而本分的权威解释，就是指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新周刊》：在读报中，你对香港报纸有没有偏爱？你对东南亚哪些报纸比较重视？
杨锦麟：没有偏爱，但有取舍。比如说，有时我会兼顾一下《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它们能够满足海外正确了解中国政经的需求。而《信报》的评论我会比较重视。《联合早报》和《南洋商报》在东南亚华文报纸中影响较大，这两份报纸会给我送大样，我太喜欢这样子了。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版面送过来，可以同步地介绍，当然他们不会干预我读哪一篇。
《新周刊》：如何看内地传媒这几年的发展？
杨锦麟：内地媒体这几年进步很快。第一，党报开始逐步脱离《真理报》的模式；第二，党报派生的都市报活得很好；第三，娱乐、体育新闻做得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现象，像收红包，这种现象在香港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明文规定，收取红包是犯法的行为。
《新周刊》：你对内地传媒工作者印象如何？
杨锦麟：很优秀，但是可能有时也很痛苦，海外传媒的评论说，内地的传媒工作者“不怕当烈士，就怕丢饭碗”。内地一些文章写得很暧昧隐讳，没有办法像香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马行空洋洋万言，想说的几句话就藏在那里，有时候还真的很难找。
论责任：论政是“拔火罐”
《新周刊》：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中抒发和表达自己的理念？
杨锦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如履薄冰”可以理解是公司的基本要求，“堂堂正正”则是个人的行为准则。我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需要有个度，掌握这个度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社会现象，肯定会按捺不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新闻记者要客观、冷静，但我想这个读报的节目也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或者形同阉割，大太监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不同，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观众比你聪明多了，你点到即止，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回事，有条件就多讲，没条件就少讲。“站着说话，跪着造反”，实在不行咱就跪着，跪着说话还不行吗？电视的新闻评论节目，宗旨就是“言责”，言责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粗浅看法和建议，论政跟参政是不一样的，论政可以自由大胆地发挥，但是参政就很不一样了。
《新周刊》：论政的意义何在？
杨锦麟：论政是“拔火罐”，“拔火罐”是不能根治疾病的，但至少可以缓解病痛。读报也好，写文章也好，就是告诉人家：“你哪里病了，哪里有伤痛，要注意。”“拔火罐”其实只会出现一些局部性的瘀血，总不会害死人吧。如果连“拔火罐”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新周刊》：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政者要有容忍论政的雅量。
杨锦麟：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人，就要有基本的民主雅量，雅量很重要，宽容也很重要。雅量是需要培养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治理国家的领导者越有自信心，越有雅量，其实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信息，反而不觉得好奇，不觉得惊恐。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聪明的，不论怎样，人民还是希望中国强大。更多地相信民众，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
《新周刊》：那么，传媒在这个进程中应该有何担当呢？
杨锦麟：《纽约时报》有一句话：“一份报纸是社会良心的表现。”一个媒体、一个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除了本分之外，也是职业道德的展现——求真。中国的老百姓对资讯的渴求，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法比拟的。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文化、新闻体制的改革，这些都是逐步走向开放的表现。要到有一天，《有报天天读》没人看了，我相信就是中国真正和世界接轨了。我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因为每天一大早起床到处找报纸读，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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