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一个“后工作时代”开始降临。在“成功”、“勤力”等工作价值再次得到强化的同时，“快乐”和“休闲而富有诗意”正在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新尺度。

　　作者：毛译敏

　　2004年1月29日，大年初八。当广州某公关公司的职员尚历历兴致勃勃地上班打卡时，赫然发现同事中一下子少了几个熟悉的旧面孔，又多了一些陌生的新面孔——这种情况绝不仅仅发生在公关公司。事实上，春节的七天长假已成为许多人辞旧履新的休整期，在一些传媒业、IT业以及销售公司里，一年过去员工名单总要被更新一次。

　　但真正让尚历历眼红的，不是自己的死党Lisa跳了槽，而是这家伙干脆就辞了职，拿着一笔丰厚的年终奖金到马来西亚去晒太阳了。Lisa临走前还不忘记给历历打一电话，调侃她说：“怎么还不上岸啊？天天朝九晚五多辛苦，是时候该修身养性了。人又不是机器，哪能老转不休息呢？”

　　“不想工作”显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托词，其背后包含着全新的工作态度。我们身边大量触手可及的事实表明，中国人的工作观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工作看成被动的营生差事，他们在疯狂工作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享受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我实现的成就感；而同样越来越多的人则相信，工作并非生活的全部意义所在，他们开始玩命工作后又迅速逃离工作，逃离办公室生涯的压力，在一番优游度假或紧张充电之后，重新披挂上阵。都市职业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肃认真地开始重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在“成功”、“勤力”和“自我实现”这些基本工作价值再次得到强化的同时，“自由”、“快乐”和“休闲而富有诗意”正在成为衡量工作价值的新尺度。

　　人，诗意地工作着

　　多年以前张艾嘉唱出的一曲《忙与盲》，于简单平实中道尽了都市职业女性上紧发条般胶着无序的工作状态，然而这也正是现代人真实的写照，有多少人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忙”究竟是“盲”还是“茫”？

　　根据2003年的几项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在工作中普遍承受的压力过大：2003年7月，北京零点调查公司发布《2003年白领工作压力研究报告》显示，41.1%的北京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61.4%的白领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疲劳；同年8月，上海交大人力资源所的一项调查称，50.8%的女职工与49.2%的男职工压力过大；9月，香港专业教育协会的调查发现，63%以上的教师压力较大，而10.76%的教师甚至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而在同时期网易一个有4530人参与的关于“无性婚姻”产生原因的调查显示：100人中，认为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的占到了33.4%，强大的工作压力已经成为了无性婚姻的“头号杀手”。

　　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近20年来中国人走过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为何仅仅在30年前还能乐呵呵吃大锅饭、混工分的中国人为何在今天都成了“高压人群”。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便是下海浪潮、地产虚热、营销(传销)神话、台商遍地、海归(外企)高价、网络泡沫以及2003年爆发的非典恐慌……中国人的工作环境的更迭周期已越来越短。比如在1999年网络升温时，一名北大计算机系的大二学生坚信自己毕业后将会迅速地成为网络新贵，月薪过万，然而到2001年毕业时他最多只能拿到5000元不到的薪水，并且还有可能被迫转行。世界变化如此之快，匆匆赶上变化脚步的中国人，恐怕很难有机会能停下来审视自己，问一句：“我究竟为何而忙？”

　　其实放慢脚步的铺垫早在2003年之前就已经做好。越来越向世界敞开怀抱的中国人，在经济发展、眼界开阔的基础上，开始接受“life style(生活方式)”这样的舶来词语。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法国念书的朋友曾经这样描绘他所看到的欧式生活：“你绝不能想象原来法国人最享受的是过乡村生活！在周末，他们都喜欢去巴黎郊外的小镇休息，年轻时若勤劳工作，年老后就有丰厚的退休金，可以从容地享受生活。而即使是年轻人，社会的每个阶层都分化得很完善，没有人急吼吼地过日子。”

　　中国房地产商人在舶来了“人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准地产概念和“法国小镇”、“英国别墅”、“北美庄园”等似是而非的“欧陆风情”的同时，也将各色倡导享受的“life style”带进了中国人的生活。城市里林立的咖啡馆、西餐厅、休闲会所，都是以情调的名义告诉中国人：慢一点，再慢一点。于是，诗意地栖息，自然少不了应该与诗意地工作相匹配。慢一点，那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更少的时间去工作。问题是，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这个可能存在吗？“不想工作”虽然是潜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愿望；然而真正选择不去工作的恐怕只有街边潦倒的流浪汉，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职业人也许只能以更灵活的方式去舒缓“不想”与“必须”之间的矛盾；用崭新的工作观，去解决我们时代里“忙”与“盲”的问题。

　　疯狂跳槽和逍遥单飞

　　在世界最敬业的日本人中，3个大学毕业生中会有1个在1年内离开第1位雇主；而全世界成长条件最稳定的美国“X一代”(出生于1964年到1983年之间)，他们同样表示不愿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5年以上。中国青年也好不到哪里去，2002年北京一家调查公司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02年7月，仍有76%以上的职业人士希望自己能换一份工作；而有43%的人则希望自己能在最近的1年内找到更为理想的职业；只有38%的人选择了对目前的工作状况感到满意。而资料更显示在有5年工作经历以上的人士中，有在3家以上企业工作过的人占到了调查总人数的33%。

　　数据最能表达大多数人朴素的想法：既然企业已经不再像我们父辈那样为员工提供一个稳定一生的雇佣制，那么员工也放弃了对雇主无可置疑的忠诚。工作中的“包办婚姻”已经不再存在，这是一个“自由恋爱”的时代，所以难怪让一些喜欢新鲜的年轻人处处留情。多一些尝试也是好的，至少多一些体验，选择面可以更广。在一些特殊的行业里，比如广告、媒体，半年或一年基本上就是一个员工的使用周期。一些超级喜欢挑战自我的年轻人不仅在圈内跳来跳去，甚至飞到了行业外。上个月看到还在做文案，下个月就在推销保险，叫人佩服他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

　　不过，频繁的跳槽已经引起了企业的反感，尤其是一些被离弃的公司会担心你带着商业秘密去寻找新东家，因此被看做是没有责任心和稳定性的表现，一些大企业在招聘时明文写出：谢绝频繁跳槽者。但是爱跳的人还是存在着，听朋友说起过一个狂人，跳槽频繁到已经有一帮猎头靠他养活——或许在频繁的跳槽背后，新的工作观认为：稳定性是次要的，刺激、挑战才更重要。

　　跳槽这一行为无疑是对被动工作雇佣关系的挑战。但真正完成由雇佣工作制向自主工作制转变的却是SOHO族。SOHO(Small office home office)族在今天据说已经Out，可能恰恰说明这一方式已趋常态。其实SOHO之兴起，全是托“第三次浪潮”的福。20世纪80年代，被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命名为“第三次浪潮”，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新兴工业为基础的新经济冲击着传统企业，代之而起的是兼职和临时性的工作──企业结构已从传统职位划分快速转换为以完成任务为主旨的弹性结构。这意味着经由电脑科技，在可以实现远程操作与弹性的工作时间安排后，组织与员工的关系开始变得松散。

　　在新经济之下，那些有一技傍身的懒人们开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也就是SOHO。当然，他们的技术不是修电脑或安装空调机，而多半都是跟高科技、金融或艺术类相关的高含金量技能。这批骄傲的人，终于迫不及待地甩下了领带，高喊着“不想工作”，不想去赶朝九晚五，在自己的SOHO里接单干活，过起了睡到自然醒的幸福生活。

　　SOHO族也有两类：一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不时接一单活，剩下的时间种花也好充电也好见客户也好拍拖也好，总之是随意安排，闲散过日子；而另一类则是阶段性SOHO，接一单活，开足马力做出来，拿到酬劳后便出去行走、自驾或野营，游走在都市与野外之间，把握人生的不同状态。

　　SOHO族还催生了一系列好玩的职业头衔，带着创新，传递着一个自由人在各种状态中游刃有余的信息，比方说在平面设计、杂志、电视以及漫画出版方面四处逢源的香港文化人欧阳应霁，他的Title是：跨媒体创作人。

　　自我拓展和培训超人

　　你今天充电了吗？这已经不能算是流行语，因为已经被说过太多次。中国人好学、迷信证书多于能力，喜欢赶潮流、一拥而上……而越来越多的培训班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被催生。

　　在培训市场火爆的背后，是“培训绝对是一种投资，可以带来巨大回报”的理念，而这种观念也已经被绝大多数的企业和职业人士所认同。据说，IBM在中国一年的培训投入就是1000万美元。对此曾有人提出减少培训支出的意见，但当时IBM表示：“如果我每年不花这些钱去培训，可能一年只能有4亿美元的收入；而现在，我们在中国一年的收入是8亿美元。”

　　调查表明，1991年全国培训机构是以政府类型组织的技能培训为主，数量仅4000余家，而2000年全国各类培训机构达到38000家。2000年中国的培训市场是100亿元，2001年是300亿元，2002年更是达到了500亿元之多！如此的数据，意味着无限的商机，也意味着更多培训公司的分化组合，名牌培训机构将会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而对于上行社会态势蓬勃的中国现状来说，不断的充电与接受培训一方面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也是介入更高层次名利场的绝好机会。在培训场外见到越来越多的是泊在一边的各种名车，而培训的费用也不断升级，一门由名师主讲的管理学课程学费可以上万，尽管这样，仍然被挤破了门。除了这类高级别的培训外，各种电脑软件的技能性培训班更是层出不穷，几百元钱就能学会一门技术，也算是对全民的电脑操作普及。

　　但是市场大，并不意味着培训业的成熟。目前国内的企业或个人在参与培训经常会有一种盲目性，没有一个以合理开发自身人力资源为目的的整套培训计划；又或者很多教授管理学的培训师是“学院派”，缺乏实战经验，无法针对企业的具体问题提出实际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更有一部分技能的培训班为了降低学费门槛，用较少的设备或请资格不具备的老师来授课……这些都造成了国内目前培训业的良莠不齐。

　　多一门技能，也就是多一种选择。一些新生的培训班已经不再局限于管理、财经或电脑类，动画制作、烹饪、潜水甚至布艺手工……一方面，渴望发展空间的精英人士期待着更为权威、含金量高的专业培训，让自己的能力得到更高提升，获得上行的通行证；而另一些有着闲情雅致的享受派也希望培训市场上能出现更多有个性、有情趣的培训，在不想工作时，还能养身怡情。

　　在后工业时代里，潜藏在培训背后的心态也多元化了。一部分人是真心希望自己的技能有所提高，或开拓工作的新局面；而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只是把高级培训班当作是换种形式的名利场。去做过高级管理培训的上海某公司销售主管Ken，培训课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老师是海归派，课讲得很幽默，同班都是公费的，光是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工作的体会，相互交换一下资源，这个学费就值回了。”这个学费指的是一个双休日3000元，而上课的地方是一个颇上档次的度假村。

　　多元化还表现在有一些人进培训班“学”也是为了“玩”。正是因为后工业时代里有着“快乐工作”之本，才会有更多有着闲情雅致的享受派模糊着工作与生活、学习与玩乐之间的界限，培训是充电也是休息。

　　工作狂或者不工作狂

　　总有一些人不能丢弃工作，就像总有一些男人老是在外面左右投情，却无法丢下自己的那一个家。工作或许比婚姻更能给一个人带来安全感——男人尤甚。它提供给你一个确切的社会地位、一种安定的身份、一种被需要的矜贵感以及每天清楚明白可以奔去的一所去处……因此，对于完全工作狂来讲，工作就是他/她的第一生命以及最好的春药。你怎么可能叫这样的人放弃工作？

　　因此工作狂的新工作观可以解释为：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假如一定要投入，那一定要忙并快乐着。Cross是一名狂热的网络游戏爱好者，早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我为网狂”；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一家知名的游戏公司，应聘的职位是游戏测试。每天的工作就是玩各种新开发出来的游戏，检测其中可能存在的BUG，再与同事们一起用程序修正这个BUG；虽然常常昏天暗地地“加班”，但对Cross而言，不过是重温大学时代在机房混战通宵的经历。几乎一天有14小时混在公司，Cross算是工作狂人，但他却觉得自己的青春期延长了，并且从这份工作中，找到了乐趣。

　　当然，游戏测试毕竟是很特殊的工作，大多数工作狂人需要从自己的工作中挖掘乐趣，这就是所谓爱我所选。只要沉浸其中，就不难发现自有一番天地，乐在其中，毕竟，连英特尔的总裁葛罗夫都曾说过，只有偏执狂才能存活。

　　别因为一说到偏执狂就避之惟恐不及，事实上，正是那些可爱的偏执狂们首先消解了工作和休闲、责任和快感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将工作中的异己化成分向人性化的层面转化。

　　一个周末，女友约我去一家新开的咖啡店尝鲜，一坐定，才发现原来老板是我们都认识的朋友……寒暄一番，自然又厚着脸皮拿了张贵宾卡。事后，回家我翻了翻自己的皮包，大概有40%以上的优惠卡都是周围的熟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开的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上了当老板呢？

　　看看畅销书架，或许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国作者保罗·杰帝(J.Paul Getty)在《如何致富》(How to get Rich)这本书中提到：“你必须为自己赚钱，为别人赚钱，你永远无法致富。”这个先知卓见，正在被热烈印证中，因为在美国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转而从事为自己工作的事业，过去14年来从600万人增加到3200万人，而在进入后工作时代的中国，显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开一家特色店，对于有想法的人来讲，或许是张扬个性的一种方式；而对于一些艺术工作者来说，说不定在店里还能实现自己的艺术创作——自己设计服装、家居、装饰品……这样的例子北京有“自由马”，广州有“天一良品”，还有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店的“食草堂”，到后来就成了自己的品牌。这究竟算是一项工作，还是一种创作？有事业、有自由的时间，还有品位，他们是“三有阶级”，也是有资本说“不想工作”的人。

　　还有中间派，那些兼职开店的懒人，既放弃不下传统工作的稳妥，又想给自己的生活加一些新的乐趣。他/她都有自己稳定的正职工作，店一般请自己的亲友做着日常管理，空暇时再来转转。在后工作时代里，他们既保留着“工作是安身立命之本”的传统，又向着“为自己赚钱，逍遥生活”的理想探试与摸索。在他们那里，工作狂和不想工作狂，其实本来就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