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宁二

　　从王璜生的家可以看到夜色中的珠江，逆流而上几里路就是广州最娴静的高尚文化生活区二沙岛。成立了7年，王璜生也为之工作了7年的广东美术馆坐落在二沙岛上。

　　与国内其他公共美术馆相比，凭借近几年举行的一系列极富原创性和专业水准的展览，广东美术馆显得卓尔不群，一枝独秀。从建馆之初的“现实关怀与语言变革”、“中国实验水墨二十年”、2002年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到2003年承办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展览和“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现任馆长的王璜生和他的同事们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界最活跃的一群人。

　　搞艺术的王璜生留着络腮胡子，像他在宣纸上画的恣意开放的花草般彰显着生命力，一进门就忙着沏上一壶功夫茶，从根本上说，带着潮汕口音的王馆长还是一个道地的广东人，虽然他把一向偏离艺术中心的广州建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重镇。

　　《新周刊》：1997年筹办广东美术馆之前，你在做什么工作？

　　王璜生：在广东画院做专职理论家和画家。我第一次到美术馆那儿还是很荒芜的，土建刚做完，找不到钱装修，绕了很多圈不知道哪个是正门，最后从后门钻了进去。

　　《新周刊》：在美术馆工作这7年，你感触最多的是什么？

　　王璜生：我觉得困难和收获是并存的，兴奋和苦恼也是并存的。人最大的快乐是能有一个场所让自己得到发挥吧。

　　《新周刊》：苦恼的事情是什么？

　　王璜生：压力很大。包括选题的确定，事情的抉择，资金的使用，还包括对某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处理等等。当然总是能在压力和痛苦之中获得一种兴奋，还有感动(笑)。

　　《新周刊》：广东美术馆的展览很注重历史的视角，这应该和你美术史专业出身很有关系。

　　王璜生：我本身对文化史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无论是对历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下问题的切入，都必须要有历史的视角。而国内的美术馆应该将美术放置到整个文化史的背景下来考虑，这样它才具有艺术的厚度。

　　《新周刊》：你还在读美术史的博士？

　　王璜生：(笑)这个……为什么去考呢，很多人也觉得有些奇怪。我现在已经是正高职称，乱七八糟也算那么一回事。但我本人还是渴望过一种比较单纯的学校的生活。我一直有这样的打算，做美术馆馆长不能做太久了，我还是希望能回到学校去，做学者我觉得自己比较合适。另一方面我去读这个博士，是考虑到这几年我在美术馆的工作，一个人做好一两件事情可能容易，但是长期能把事情做得可以的话，那我没有信心(笑)。

　　《新周刊》：你的下属评价说，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

　　王璜生：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社会责任心普遍还是比较强的，记得当年和星星画展的一些人，还有朦胧诗的那批诗人比如杨炼、江河都有接触，虽然我年龄小但他们的聚会我都去，听他们在那里慷慨激昂地陈词对社会很积极地参与表达的时候，我曾经热血沸腾过。在汕头，我们一群画画的写诗的，1981、1982年，比85思潮还早，一群年轻人在那里折腾，我当时也算是组织者之一，搞汕头青年美术协会，连续做六七次展览，自己办刊物。当时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是个普遍现象，我们都非常冲动，如果你在，你也会冲动。遗憾的是我参与得不多，因为我当时是在汕头，相对比较偏远一点。

　　《新周刊》：年轻时还做过令你激动的事情？

　　王璜生：1981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三峡里面住了很长时间。1984年初我去了海南一个黎村，和他们一起过年，去原始森林里面露营。也是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从汕头骑车去云南，骑了两个多月，这一路3000多公里，我们做珠江溯源。1988年我研究生二年级，当时我跟导师说我要去新疆考察丝绸之路南路，后来也就一个人去了，大概两个月，走下来确实也遇到些困难，但留下了很多很好的记忆收获很大。现在工作忙了，少了这种外出闯荡的机会，但心里确实还有这种渴望，喜欢旅游，喜欢这种波西米亚的生活(笑)。每次到北京我都很渴望去原来的圆明园画家村、东村生活。在美术界，第一篇圆明园画家村的报道是我写的，发表在《画廊》杂志。

　　《新周刊》：年轻时候的那种冲动现在在工作中还存在么？

　　王璜生：多少存在吧。像做广州三年展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充满了未知和冒险，在这种工作面前，你究竟做不做这个尝试，可能最后会是性格决定的，我想我这人还是有一种探险的天性。

　　《新周刊》：你说过你做很多事的勇气来源于曾经被激荡过，你现在还会因为什么而激动呢？

　　王璜生：其实这种情况挺多的，有时候我看报纸，看到一些讲述民工、艾滋病患者、海外劳工的报道我看完都会……每当看这一类的东西我都会很激动。作为一个文化人，看到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美术不仅仅是在关注美的，它是在用一种独特的方法关注人类的和人性的问题。

　　《新周刊》：你曾经批评国画脱离社会生活，但你个人的创作钟情于国画？

　　王璜生：画画在我目前的状态讲，是非常业余的，只是生活的一个调剂吧。如果我参加展览就希望自己能够拿出一些和社会贴得比较近的东西。不是说非要去表现苦难才叫关怀，而是说艺术形式和生活状态应该和社会贴得更近。

　　《新周刊》：去年12月女性主义话剧《阴道独白》在美术馆上演，之后的座谈会你的发言受到了女同胞们的抨击，当时你的观点应该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王璜生：(笑)为什么美术馆在这个剧上投入这么大，不仅提供了场地而且还投了钱还有人力物力，因为我觉得这是很严肃的探讨女性问题的一个活动，女性问题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很正面的关注，确实存在很大的歧视和不平等。当时我在讨论会上要说的是，这个剧的上演本身在强调男性不能对女性不平等，但是剧的内容又简单化地把男性和女性对立起来造成新的不平等。男性和女性是相互产生的，不是说女性自己也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就不需要男性了，这种出发点我就觉得太简单化了。

　　《新周刊》：当时你太太也去看了《阴道独白》。

　　王璜生：她的看法应该和我比较接近。

　　《新周刊》：你是潮州人，整个广东据说潮汕地区的大男子主义比较重。

　　王璜生：(笑)我觉得我多少应该会有吧。一个家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一个现实的存在，就算是拿一个天平都不会绝对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