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老猎人目光炯炯地

　　这一瞬间，我断然领悟了身后那座高黎贡山的一切秘密

　　腾冲县内有一座天台山，属于高黎贡山的余脉。与佛教禅门“天台宗”开山立派的那座浙江名山不同，腾冲天台山上修炼的是一位全真派道士。上世纪初叶，这位道士的师祖高云道长曾经做过一件让中国植物学界赞叹不已的大事：他几乎全凭个人的痴迷与气力，将一种行将在地球上绝灭了的古老树种——秃杉(Taiwania Flousiana)，在自家道观门外的数十亩山地上栽种得遍地都是。百年飞渡，如今天台山麓的秃杉林不独以每公顷2700立方米的活立木蓄积量位居全球之冠，更将它繁茂多姿的子孙后代源源不断地移民到七省八乡——以区区一人的力量而令濒危的嘉木回春——贵生、齐物，道家的真意或许正在这里。

　　护林人朱家雄像个傈僳族老猎人那样，将背包带子从额头勒至脑后，腾出双手悠闲地往天台山上走着。而我这个只会坐在汽车里指点江山的“口头探险家”，一边喘着如牛的粗气，一边笨拙地跟着他在山间小道上逶迤前行。61年前，倭寇自缅甸北犯云南，腾冲县城亦曾陷落敌手。当时的县政府便据守在界头山区，抗衡日军达两年之久，不独拦阻了敌酋沿马帮故道偷袭保山的战策，而且也保住了高云道人辛劳栽种的那百十亩秃杉。

　　在天台山的半坡上回望云气氤氲的腾冲坝子，一股历史的肃杀之气扑面而来。无以计数在战乱中殒殁的灵魂，仿佛每日里都随着莽莽山林逸出的云泽雾霭，飘忽徜徉在天地之间。国殇凄凄，山水有灵。在树的记忆里，每每纠结着人世的悲欢，即便是人们强要忘却的苍凉历史，树却总在它们年轮的动脉上，深深地刺下濡血的一痕。

　　曾经躲过战火劫难的高黎贡山，如今又在艰难地抵抗着另一场没有硝烟的侵略战争。这回的敌寇并非人类，而是一种名为“紫茎泽兰”的外来植物。这种原生于中美洲的灌丛野草，近十年来疯狂地蔓延在中国四川、广西、云南各省，用它惊人的繁殖力与旺盛的战斗力窒息了许多本土植物的生长空间。素有“生物多样性王国”之称的高黎贡山区，如今也成了这“绿色沙漠”企图并吞的疆土。我们在天台山的每一面山坡上，都见得到“紫茎泽兰”森森的绿海，在阳光下泛着淡紫色的光泽，令人不禁要打几个冷战。

　　“这‘飞机草’(当地人对紫茎泽兰的俗称)耗肥力，抢日头，牛马吃了会中毒，花粉吸到牲口的肺里还闹哮喘。”朱家雄无奈地拔起一株，掐成几截给我们看，“就算是连根拔了、斩了丢在地上，只要稍有些潮气，连这些草秆都会重新发芽。”没有人说得清这毒草是怎么传过来的，只记得十几年前滇西大地还未见其踪影，但今天满山遍野到处是它们狰狞的面孔。“只能靠种树！”老朱师傅伸手指向眼前黑压压的一片林海，“有秃杉林在上面顶着，‘飞机草’的种子就落不了地，即便有那么三枝两丛，也成不了多大的气候。”

　　秃杉林的确是一片风水宝地。在紫茎泽兰沼泽般的浓绿中躁动不安的心境，一瞬间便清净下来。阳光撕成金缕，洒进林间的空地上；随口几声山雀的哼唱，就画出一幅归隐者的家园。身姿挺秀的秃杉(虽说这么称呼，但我始终也没能看出它们秃在何处)宛若临阵的罗马武士，队列森严，持矛荷戟地抵抗着来势凶猛的蛮族——紫茎泽兰如潮水一般的进犯。而就在这山林的腹心地带，两间简朴的木屋安静地歇息在一道水声潺潺的清溪之畔，这便是高云道人一百年前开辟的道场：天台观的下院。

　　房门虚掩着。朱家雄推门进去张望了一眼，又转回身说道：“道人恐怕是不在家。灶塘的灰都是冷的。”这倒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在所有和“求仙访道”有关的故事里，得道的高人们照例都不会守着家门，巴巴地等你来喝茶扯淡——正所谓“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才是仙家的境界。于是我们也就放下心神，在这份隐逸清幽的气氛中安享一分修行者的喜乐。

　　火塘里重又点燃了柴草，松脂的气息弥漫着小小的斋房。香案上一幅全真派祖师王重阳的画像仿佛也缥缈起来，真怕他借着烟雾飞赴百里开外的大理，找老朋友“段皇爷”去谈功论剑。朱师傅从屋角的瓦罐里舀出一碗米，稍作淘洗，就开始在火塘上埋锅造饭。“天台山上的规矩是：谁都可以拿道观里的米面充饥。”他一边用刀子剁几粒鲜红的干辣椒，放在火上吱吱地烧着，一边说，“但哪怕是一粒盐巴也不能从这里带走。”他仰头微微一笑，“神佛眼皮下的东西，谁人敢乱拿？”

　　就着几片烧辣椒吃了一大碗白饭，虽说“吃饭也是修行”，我还是决定把隐居山林的理想再搁置几年。庙堂木屋的外壁之上，被那位不知名的道人用浓墨画了几幅稚拙的山水，想必是他心驰神往的瑶池仙境。秃杉林在晌午的阳光下如同一座彼岸世界的边城，模糊着现实与灵境的界线。一块爬满苍苔的石碑记述了它们如何被一双逐渐苍老的大手呵护成长，直到某个清晨或黑夜，这双大手终于松开了锄柄，放飞了生命。但人道与天道，却由这些余存着植树者体温的年轻杉树们默默地传承与记忆。当千年以后它们慢慢老去，一首关于“天台山道士”的天籁仍将随着鸟语风声，在苍莽的高黎贡山轻轻地传唱。

　　“那边就是高云道人的坟墓。”护林人朱家雄指着远处溪流交汇的一角坡地，“想去看一看吗？”算了吧。我毋宁相信这手植了莽莽山林的老道士其实早已得道飞天——“浩浩乎凭虚御空，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谁晓得那坟茔里埋葬的只是一支竹杖，还是一双磨破的草鞋？就在不经意的举目之间，一位衣袂飘飘的老道人荷着锄头，仿佛正走在杉林的最深处。

　　“你家姓朱？了不起啊！”94岁的王玉珍老奶奶坐在她家门口两棵千年的古银杏树下，一边用塑料线搓编着牵牛的绳索，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这个远来的后生，“朱家天子长长在！”她挑起双手的大拇指，赞美我这几百年前明朝“国姓”的伟大。崇祯殉国、清兵入滇以后，曾经在昆明偏安两载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奔逃腾越，流徙掸邦。虽然最终命丧于叛臣吴三桂的手上，但一种名为“大救驾”的民间美食与前明遗老对“朱家天子”的怀念，却悄然散落在滇西广袤的乡村大地，令我这从没有把北京故宫当做过旧宅的朱氏子嗣，也猝然沾了点祖先的荣耀。

　　王奶奶家边的古银杏树想必见证过失国的“朱家天子”亡命天涯的背影，或许还曾用它累累的白果滋养过落难君臣们辘辘的饥肠。其实早在明初洪武年间，当第一批汉家的移民漂泊至此时，这两棵顶天立地的白果树就早已经守望于斯，成为他们乡愁的寄托与家园的图腾，而“白果村”这个小小的村名，也从此在腾冲乡里口口相传了600多年。

　　一雌一雄这两株银杏古树，如一对千年厮守的老夫妻，历尽沧桑又与世无争。它们宽和地与脚下这些蜉蝣一般朝生暮死的生灵为伴：马帮曾在此歇息过行脚，驿卒又何尝没有享受过荫凉？寒鸦在树顶结巢落户，老朽空蚀的树洞里，甚至还圈养过鹅鸭与牛羊。而十里八乡的农人则景仰它们万古长青的寿数，纷纷牵来自家的娃娃，跪倒在树底下三拜九叩地认“干爹”。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老白果家的“树荣”、“树茂”、“树英”、“树芳”在人世间绽放与凋零，他们与这老树亲眷一道，构成了宇宙间最为绚烂而又奔流不息的生命史诗。

　　老白果树一定是预知了我们的行程，于是用一场小小的“车祸”将我们截留在它家的门口。自北而南万里飞驰无事故的越野汽车，忽然没来由地拐进了田边的水沟里，而担着扁担、扛着房梁、开着拖拉机赶来帮忙的农人，竟全都是它“白果村”的子民。

　　我们在金澄澄的太阳底下一起卖力地扳着撬杠，从老远的田垄拖来乱石垫入车轮的空隙，却总是无法撼动这汽车分毫。就在不远处的村头，白果树好笑地注视着我们徒劳的忙碌，两吨重的车子在众人的欢笑声里终于被稳稳地抬出了沟渠。

　　从14岁时嫁到这户大树底下的人家，80年就这么悄悄地过去，王玉珍坐在自家门外的树阴里，不知纺成了多少尺粗布，缝补过多少件衣衫？娃娃们从摇篮里哭闹的婴儿转眼就长大成人，杨花飞蓬似的散落在四方，曾在一起说笑私语的姐妹们却再也见不到一个；膝下这个流鼻涕的娃儿都已是她的小重孙子，可王奶奶觉得自己年轻依旧——还是和80年前一样，在晌午暖洋洋的太阳底下，守着一席黄灿灿的苞谷，头顶上是两棵根深叶茂的老白果树。而在树的记忆里，这个新来的小媳妇才刚刚过门几天啊？！

　　白果村以南30公里的江苴古镇，曾经是“西南丝绸之路”翻越高黎贡山之后的第一个驿站。自明清以降，南来北往的马帮商队朝暮不绝，赋予这蕞尔小镇浓浓的烟火气。只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担茶赶马、四方行脚的客商渐渐从历史的画幅里绝迹，“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江苴也终于落寞萧条，成了历史巨人腹中一根纤细的盲肠。

　　我们蓦然闯入这条盲肠的末梢，似乎一脚踏进了尘封已久的往昔岁月，眼前这些古旧的木楼、青石铺就的马道、牵着毛驴低头走路的脚夫、用树枝赶着小猪娃满街飞跑的农妇，与我们谙熟的现代生活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更不要说安坐在门前享受阳光的老者与摆在窗台上售卖的“寿鞋”了。这镇子虽说活生生地包围在我的四周，但我却总觉得它更像是一堂老电影的布景，让人不由得总想绕到它的背后去看一看。

　　用5分钟的时间走通了镇子的两端，我向街边几个闲人有一搭没一搭地打问着江苴的故事。小镇旧式的高脚楼分作上下两层，底楼高一丈二，用作商家铺面，上层高六尺，供主人家或是客商居住。这些当街的木房子不知曾迎送过多少支商队，又有多少江苴的青年人背起行囊，追随着马帮的铃声，踏上一条艰险而又激动人心的未知旅程。

　　在一座显然是阔绰过的人家门口，三五个小娃娃向一位卖杂货的奶奶买了几粒糖果，一溜烟地跑进另一扇院门里，我也好奇地跟随进去。庭院当中，一位年轻的女子坐在阳光底下读书，见我进来，微笑地打个招呼。这里是江苴的小学校，我这才感到自己正活泼泼地置身于21世纪某个秋天的下午。

　　曲老师是二年级二班的班主任，青春而且大方。她放下手中的书卷，邀我这个冒失的闯入者坐下来喝茶。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我甚至招呼同行的朋友一起来品味这美好的下午茶。江苴小学是方圆数十里几个村镇中最正规的一所完全小学，大约有十余名教师，教着上百个学生。不一会儿，满头白发的校长朱先生也被这群不速之客吸引过来——“朱家天子长长在呵！”我笑着将白果村王奶奶的这句戏文原话奉还给腾冲人民——他非但没有将我们咄出门去，反而兴致盎然地与我们倾谈着江苴小镇的前世今生：那些曾经的繁华与如今的寂寞，都不如孩子们脸上的笑靥一般真切动人。

　　铃声响了，曲老师要去给班里的孩子们上自然课，我们躲在教室的木格窗外，听她嗓音清亮地讲着高黎贡山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景颇族的老爷爷给这座山取了‘高黎贡’这个动听的名字。”曲老师把这3个字写在黑板上，“高黎贡山上有好多种珍贵的动物和植物。同学们想想看，我们该怎样去保护它们呢？”孩子们欢声雷动地举手抢答问题，虽然这问题连世界上顶级的科学家也未必能回答清楚——但还有谁比这些稚气的娃娃更掌握着我们的未来？我忽然从心底涌上一阵深深的感动：江苴的孩子们拥有的何止是一座停滞在历史深处的边城小镇，他们拥有的是一整座活生生的高黎贡山。

　　每一回偶然的遭遇都有命运撩拨的指纹。这一次我显然来对了地方。

　　曾经漂流过雅鲁藏布江的探险狂人杨勇，第二次踏上了他通往独龙江的旅程。上一回还是在6年以前，他用将近4天的时间从贡山县城徒步走到独龙江边的孔当村。这次好歹有了一条能通汽车的公路和一辆还算结实的越野吉普，新近才加入队伍的杨勇当仁不让地成为独龙江一行的司机与向导。

　　其实也无所谓“向导”可言，因为这一百多公里的山路连一个分岔的道口都没有，但道路的艰险与坎坷却几乎超越了此次旅程的极限。十多天来和我们左盘右绕、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高黎贡山终于不再吝啬它绝世的美色，将一幅幅大山大水的雄浑风景袒露在我们面前。曾经因为山高路远而难觅芳踪的大树杜鹃，在此间比比皆是；曾经引发我们哗然赞叹的参天古木，则完全湮没在同侪的矩阵中，“泯然众人矣”。树是这鸿蒙山野中唯一的主宰，它们不再是滚滚红尘中孤独的异类，而是浩浩荡荡地组成了生命的汪洋大海，在它们的面前，人终于恢复了其在自然序列里本应归位的渺小与谦卑。

　　100年前，当英国人乔治·福瑞斯特在腾冲境内的高黎贡山上发出狂热的嘶喊时，他所见到的，想必也正是这样一座超乎尘世的绿色天堂。在将近30年的“采花生涯”中，被称作“植物猎人”的老福瑞斯特为大英博物馆贡献了十多万件高黎贡山的草木标本，让这座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蛮荒野山成为举世瞩目的物种基因宝库。1992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就是我们此次行程的慷慨资助者)更将高黎贡山列为“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以昭示其绝顶的风姿。但百年沧桑巨变，战乱与垦殖早已涤荡了腾冲一线的苍莽林海，唯一延续着数百乃至上千年原始生态样貌的高黎贡山麓，似乎就只有独龙江一岸了。毕竟世代生息于这里的独龙族刚刚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初民社会，而真正有可能让这造化的珍宝毁于一旦的现代文明才刚开始渗透进来——或许正沿着我们车轮下面这条坎坷不平的盘山公路。

　　我无意诋毁这条埋葬了许多无名筑路者尸骨的独龙江公路，国防的安全、民生的诉求、资源的勘探以及种种无可争议的正当理由，都在召唤这条道路的历史性修筑。但独龙江——高黎贡山系的最后一片处女地无疑已难于坚守她生态的贞操：沿途枯萎倒伏的树木，大多是被开山的炸药轰折了筋骨，又或者是被迸裂的碎石斩断了根脉。据说单是“隆隆”的爆炸声，就足以令不少没见过世面的“乡巴树”一命呜呼。那些挺立了成百上千年的古树，就这么凄惶无助地了断了一生，它们累累的残躯又被当做路基的底料，白骨森森地填塞在每一处山河险要的路段上。

　　这仍是一条尚未完工的道路，沿途简陋的塑料帐篷里还栖息着不少“半野生”的民工兄弟，继续用他们的血汗“建功立业”。据说再过一年，铺好了柏油的光鲜路面就能把满载游客的旅行车川流不息地带来这片“中国最后的秘境”，而这条公路的终点——独龙江畔的孔当村，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独龙江乡副书记和文同志站在孔当村的坝子上迎候着我们——随即意识到自己怕是接错人了。大致在我们到达孔当村的同一时段，还应有几位西南师大的教师和县领导一起，来这里参加一项村民培训的开学典礼——而我们不幸走在了他们前面。好客的和书记还是把我们请到他开办的“三和园”客栈里休息，在出示了一系列“比较唬人”的采访证件之后，一顿本来“比较难办”的晚餐也由乡政府临时解决了。

　　孔当村由十几座木板房组成，搭建在独龙江边的沙地上，老旧的原木质地，淡泊宁静，像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一圈蘑菇。就在这小小村落的斜上方，一座漆成粉红色的四层水泥楼房像一位悍妇，面目狰狞地挑战我的视觉神经。这就是独龙江公路带给我们的第一项旅游成果：由某位四川老板投资兴建的“独龙江豪华饭店”。虽然我总不惮以最绝望的心理准备来承受“老板”们恶俗的审美情趣，但这些“暗黑破坏神”却总能用他们惊人的无知与狂妄毁灭大自然的任何一线美丽生机。

　　在夕阳的回光返照下，我似乎望见了若干年后独龙江畔林立的瓷砖小楼，以及歌厅、舞厅、台球、烧烤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旅游产业。是的，从大理到丽江，从丙中洛到香格里拉，这一系列充满金色魅力的“旅游天堂”正是独龙江的明日之梦，在这个用银行支票与旅游收入编织的梦幻里，自然只是一种廉价的消费品，而树的声音也许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天一早，和书记盛情邀请我们到不远处的另一座山寨去拜访两位纹面的老人——这可是独龙族最具代表性的旧俗，只有50岁以上的妇女才有此遗风。我们在寨门口刚好遇见其中的一位，背着筐子去自家的谷仓里取食苞谷。面孔上蓝色的斑点与网纹，似乎传达着这支弱小民族千百年来艰苦求生的信念。我们尾随她走进村寨，看她和另一位更年长的纹面女子一起，用木棒和石臼将苞谷粒慢慢地舂碎。娃娃们躲在门边偷偷地笑着：这两年，村里的陌生人是愈见愈多了，不知为什么，奶奶总是在他们来的时候舂这些苞谷茬茬。

　　不远的将来，和书记兴奋地说，“纹面女”也将成为独龙江一张“精心打造的旅游名片”，吸引那些看厌了傣族舞蹈，听腻了纳西古乐的时尚旅游家们，深入这片神秘的高山峻岭，体验此间“不可再生”的民族风情。在她们的暮年，这些操劳一生的独龙族妇女竟又重新担当起一个民族“引资致富”的使命，用最后一点祖先记忆的刻痕，去赢取子孙生存与发展的朦胧希望。这不知是一出人间喜剧，还是一种无奈的忧伤。

　　杨勇神情忧郁地坐在“三和园”客栈的门廊里，在一本厚厚的留言簿上书写他时光不再的无奈与感伤。6年以前，当他背着行囊徒步走进这峡谷深处的寨子时，曾满怀回家的喜悦，推开某位独龙族乡亲的房门，用一碗苞米稀饭把自己灌饱，再酣然睡卧在温暖的火塘边。而今，眼前这个到处搅拌着水泥和沙子的孔当村，这个随时准备应着游客的相机快门敲响木鼓、跳起神圣独龙舞的山寨，这个精心地筹备着停车场与加油站的未来风景点，却再也不是杨勇之辈千里投奔，将灵魂归宿或游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