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隔绝的状态一般人是待不下来的，但我就是坚持下来了，这是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感。”

　　作者：宁二

　　在化疗过程中，我画水墨画，这些水墨画与我以前的不一样，因为这些画并不随任何规则，我只是跟从当时在创作那一刹的精神。”这是实验水墨画家王川一篇文章的摘录，2000年2月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这时，距离他进行胃癌第三期手术有两年时间。

　　“创作那一刹的精神”意味着由本能而发的私密性，王川解释说。“在没有得病之前，我画画好像要执着于塑造什么东西，有刻意的味道，后来得了病之后，基本上就比较豁达，比较开阔，就是自由自在画了。”实际上，在王川进行癌症治疗的初期，他的心态并没有这么逍遥，尽管对于死亡，娴习形而上思辨对于宗教和哲学的终极追求一直有着飞蛾扑火般迷恋的王川在没有得病之前就曾深入思考过。

　　“因为我画抽象画，对世界的无常性有思考。我想，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变数，人有旦夕祸福，这是最寻常的例子。所以世界的无常性你说不清楚，恒常不变、不朽的概念实际上是摧毁人的。”但当真正面临死亡的考验时，来日无多的恐惧却在相当长的时间令王川有了焦躁狂的倾向，并未使他变得坦然和平静。

　　大连、成都、纽约、香港、旧金山、夏威夷、印度、曼谷、东京，王川四处行走，躁狂和兴奋令他忘记死亡的威胁，“那时候激动啊，会持续很久，从早上到晚上。早上6点钟起来就到处逛，跑到山里面写生，画画。”——这是一种“赶着活”的状态。一个艺术家朋友曾对王川说：“你要加倍活啊，你跟我们不一样，你要加几倍活，每天太阳都是新的。”不愿意正视死亡的威胁带来了身体的透支，“还有什么不爽就赶紧去干。”

　　这些事情过后，王川开始觉得荒唐，“生病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会有很多的‘念’，念头的转移实际上是很可怕的，把你搞得很紊乱，然后你整个身体就会变得非常糟糕，这样你是不可能挺过去的。”他开始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舍去的，觉得“当下这一刻最重要，因为其他的东西是充满变数的。你这一刻做得好，自己善待自己，死亡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得病之后王川并没有经过很正规的治疗，他很难接受专家建议的治疗方法，“这5年你都得化疗，那基本上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你要选择生命的价值，还是放弃自由在医院苟延残喘？”癌症的治疗在王川看来“是个自力强过他力，是自救的问题”。

　　王川最终选择了自由的行走，选择了在病痛中行走而感受生命的力量。“我在外面行走了3年，先去了峨眉山，然后又去了青城山，后来又在美国新泽西的乡村里面。以前我还是有都市情结的，后来我就觉得包括信息在内的很多东西就不那么重要了。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需要的东西实际上不多，而是‘想’得太多，可想的东西实际上并不重要。”在行走的旅程中，王川阅读、思考，在挥洒水墨将生理的症结和缓化解的同时，他开始记写日记。几年下来，王川写了400万字，凡有落脚之处便在斗室中落墨为字，在流动的状态中写作，片断、偶想、不连贯成为行脚者广阔而多重的视野，“写给自己吧，我的余时已不多，自己是什么亦不重要。”王川常常这样对自己说。在内心深处，他觉得“不写日记生命可能就没有了。”日记里自言自语的体悟是他自救的另一方式。

　　2001年5月，王川在深圳火车站候车室里结识了一位游方天下的僧侣，王川说那是极有启示的机缘，随后他两次前往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南麓朝圣，找寻藏传佛教宁玛派上师的足迹，学习密宗。在密宗式修行“一呼一吸”的深度放松中，王川向往着净土的归宿。王川第二次前往尼泊尔是2002年，那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很糟，医生建议继续化疗，但瘦得皮包骨的王川决定放弃治疗再上喜马拉雅山，一个人，背着包，带了7箱书。寂静山林的潜心静休给王川的启示是：“天堂和净土大同小异，只是借一条船渡己到彼岸。”——奇迹发生了，王川的病情并未恶化，竟然慢慢地在恢复。

　　2002年11月，王川在深圳南澳的一个小岛上租了一幢房子，彻底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画画，看书，写东西，没有什么事情，基本上不走出来。“那种隔绝的状态一般人是待不下来的，但我就是坚持下来了，这是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和这个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感。”采访当中，王川的一位朋友路过，笑着说：“王川，你看着越来越像一位高僧！”留着光头，有着冷峻眸子和清瘦面庞的王川微微一笑，恍忽间，竟真闪烁着洞悉人生而后的清澈光芒。(编辑：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