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摄影：廖伟棠

　　汽车离开桃园机场，驶进台北市区，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受扑面而来。昔日曾经流行一时的中西混合风格建筑，尤其是那些带有骑楼、檐饰的小洋楼，同样也存在于我所生活的香港老区和广东的侨乡——我的祖籍故土；但不同的是，它们既不像香港那么喧闹，更没有故乡的寂寥，一切都被保存得好好的，人们继续生活其间，相忘于江湖，就好像五十年间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日式木屋、福建式大厝、小洋楼、玻璃幕墙的商厦比肩共存，正如台北捷运(即地铁)上报站的多种语言：国语、闽南话、客家话、英语共同缭绕在过客的耳边。

　　透过车窗我就能感到，大街上这些温和的人们有一种默默同化异质事物的本领。所以在台湾，文化的混生虽没有香港鲜明，却远比香港来得自然。后来我发现，荷兰人的殖民、日本人五十年的占领，也不曾给台湾文化留下太多伤痕，本省人、内地人、原住民都以一种仿佛只有中国人特有的固执，自足地发展着这里原有的一切。我知道虽然在日本统治极端时期的“皇民化运动”中、国民党的专政年代，这种自然生长曾因意识形态的粗暴干预而中断，但随后又能马上得到民间的修补。正如旅店电视上正在播放的布袋戏“大儒侠史艳文”，我和所有台湾的年轻人一样，对这部由传统剧目改编的曲艺连续剧着了迷。最受底层欢迎的布袋戏源自闽南，木偶的着装和对白或者变了，但它的精髓没有变。所以到了1980年代文艺解禁后，传统剧目又得以重生。令人欣慰的是，“大儒侠史艳文”这时也正在荧光屏上风靡香港，这样我离开台湾后也不至于多留下一份遗憾。

　　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台湾我竟有一种强烈的“根感”。虽然这里并非我成长和生活之地、甚至此前我只踏足过一次。在台湾我感到的如此强烈的乡愁，是我游历的任何一个地方不曾给过我的，它引领着我沿着环岛铁路缓缓旅行，细细咀嚼着它被宝岛各地烹调出的不同滋味。每到一个的城镇，我都去寻找其老区，头城的老街、花莲的庙会街、屏东的竹田、台南的安平……而最让我回味无穷的，莫过于台北的万华。

　　万华谈不上美丽，街道两边排列着古旧的小洋楼和毫无想象力的方形建筑，往来与驻留的人们都满载仆仆风尘与江湖阅历，它也许是台北最老旧的街区。第一次来台湾时我就由老朋友——40岁出头的台湾本土诗人H，带我在晚上来过这里的老“红灯区”——华西街。但那次只是匆匆走过，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夜市上三五而立的神秘男子，他们都带着大相册，为人们“介绍”外来新娘。

　　这回第二次来台湾，我又找H要他带我重游万华。来到华西街，此次倒不见介绍新娘的掮客，除了已经年老珠黄仍倚街卖笑的妓女(她们是台湾最后一代合法的“公娼”)，这里只剩下满街的退休老人和中青年无业者。感觉就象香港的庙街和鸭寮街一样，人们摆卖着他们质朴的想象力：老电器、二手衣服、旧书旧唱片等。我看到最超现实的一幕，莫过于一位老人竟然在卖一只旧自行车脚踏，好笑之余又觉辛酸：若非穷极无聊，谁会作那样一件无用之物的卖者或买者呢。这些老人不少是当年的退伍老兵，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得到许多政府曾许诺的福利照顾，经过多番游行抗争，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争取到一些补偿。而“公娼”的一个重要起因，正是由于50多年前大批士兵的涌入使得台湾的性别比例极度失调。

　　老H带我穿过蛛网般的小巷，一边细说着30年前他在这里度过的童年。“那时候万华的地面下都是为了防范想象中的空袭而修建的防空洞和地道，据说四通八达。我曾经和小伙伴偷偷走进去，但怎么也走不到头。”所谓的“非常时期”过后，战争气氛荡散一空，这个地下世界也被官方遗忘，结果慢慢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地下社会。黑社会、小混混都在这里神出鬼没，警察压根没法管理，最后索性把所有的出入口全都封闭。“其实那时候如果有人把这个地下的万华拍成记录片，可能不亚于大导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呢。”H故做害怕的语气似乎还带着童年时对冒险的向往。

　　一路上我们碰见不少女子站在黑暗角落或者倚坐摩托上，有的薄施脂粉、暗送秋波，但更多的和普通家庭主妇无异。要不是H指出，我不会留意到她们神情中流露出的忧郁和倔强。万华从前的妓女，总是在黑社会的操纵、警方的欺压和嫖客的凌辱中挣扎求存，后来在公娼制度下略有改善，但10年前废公娼又惹起风波，现在她们生存仍然艰难，许多事只能靠自己想办法。H说：“万华的妓女是这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女人，否则无法在这个混乱之地生存至今。”的确，我在她们的目光中就能感受到这股和命运抗衡的力量。好几条小巷里我和她们擦肩而过，也许看我像个学生，没有人对我感兴趣。倒是H被其中一位拉扯，好不容易才走出来，“你听到吗，她的声音很温柔啊。”老H神秘地笑了。

　　在H的带领下，我的心也很容易深深陷入他生活过的地方，除了万华，还有台北外围的渔港小镇淡水。此番来到淡水恰逢元宵之夜，远远便看见有人在放天灯。台湾的天灯其大如缸，白纸上写满人们的祈祷──也许因“乐透彩”大行其道，不少人写的愿望是中头奖，亦有表白爱情的，我甚至在天灯上看到了祈求两岸和平的祷语。三五小儿在放烟花，大人们一旁观看，仿佛回到童年。十数盏天灯随风飘向月亮，有的灯呼一声就飞得高高的，有的在半空徘徊欲坠。后来果真有灯跌落渔船上，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却兴奋地围观、拍照，火焰升腾又扑灭——令我想起一年前这河对岸那神秘夜火。

　　一年前，我就和H就来过淡水。那时他以教小学生书法和水墨画为生，此外偶尔写写稿、编编书，收入很不稳定。我们曾在淡水堤岸彻夜长谈，漆黑的淡水河面上，波纹缓缓扩散，前面越来越开阔的黑夜当中就是大海。背对着这个渔港小镇的灯火，他说起这里属于他的记忆：少年寂寞的意气、将船弃置的一户户老船家、消失无踪的风尘女子。他的童年在万华度过，后来曾一个人在对岸淡水大学旁的林间独居、写作近十年。有人在对岸点火，人影在大火前行走、孑立，那点火的人也固执又沉默，仿佛我们。只有回到这些恍惚的旧日时光中，他才会向我露出一丝羞涩的微笑。现在H终于在杂志社有了一个固定工作，但言谈中我只觉得他比以前更加忧郁了。

　　在台北还有一个好朋友L，我们在上海的旅途相识，一起乘火车到的北京。那时她还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我去过她宿舍，一架架马列著作、毛泽东全集等让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有这样的台湾人。后来L毕业回台，临别赠我一本切·格瓦拉的遗著《波利维亚日记》，那是我向往已久遍寻不获的宝物。现在她在一家财经类杂志任职，我想这份工作肯定跟她心中火热的理想非常冲突。L陪我走了九份、平溪两段路，在老式公车沿着弯曲山路下瑞芳的一路上，她给我进行了简单的台湾史教育，当然，是左派立场的。那时我又重见了马克思主义者L的熠熠目光，来自那个曾孤身游历大陆、热爱北京先锋文化的坚毅女子。

　　在我结束旅程回到台北的那夜，L带我去了台北市最特别的一个酒吧“巴黎公社”。它的门口竖立着毛泽东画像，进门迎面就是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模型，其上张贴着最近的学术活动简介。墙上画的是当年巴黎画派大师莫迪里亚尼的大裸女，吧台上方却高悬毛泽东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说这也是艺术自由，但要知道这酒吧所在地乃是台北的中心地带啊，我实在佩服老板的勇气。L向我介绍了她在座的一些朋友，都是台湾的左翼年青知识份子，其中有政治杂志编辑和社会运动纪录片导演。详谈之下知道这“巴黎公社”就是几个“老革命”开的，也算是台北左派的一个“根据地”。在台北，象L他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有不少，或许这正是这个城市尚存希望的重要原因吧。

　　前年，L在北京给我看过一部由台湾左翼艺术家制作的纪录片《红色青春，白色恐怖》，它纪念的是在1950年代台湾政府的白色恐怖下被害的数千热血青年。那些英勇的理想主义者被秘密处决或者囚禁黑狱，死者的尸骨直到40年后才被发现，幸存者受尽磨难，但至今仍坚持参与民权运动、工人运动、社会抗争，成为社会的良心。历史上的台湾几乎很少风平浪静过，海盗的滋扰、欧洲的殖民、清军的攻杀、日本的侵略……即使是在1945年以后，仍有在当时政府刺激下发生的“二·二八事件”、“清剿共匪”的白色恐怖，让全岛百姓人心惶惶。正如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描写的，一个普通公务员会在半夜被秘密警察带走，因为一些记忆模糊的大陆关系而日以继夜地受审，直到精神被压垮。这一切远非如我这般生活在相对安定环境中的香港人所能够体会。这也是侯孝贤、杨德昌等台湾导演所致力于警醒世人之处。所以后来的台湾百姓，心中只祈求和平、安定，在小岛温和的气候中过宁静的生活。

　　平安、恬静，也是我两次漫游台湾的至深感受。我所感触的台湾，全然不是香港各种媒体渲染的那个泛政治化的台湾、或者泛娱乐化的台湾，也许我所走访的是一条最普通的路线：台湾的环岛铁路，使我得以接触草根阶层的台湾人。他们并不都是H、L那样的知识分子，但却都可爱又善良。

　　比如说周阿本老伯，见到他纯属偶然。我和L在平溪的小镇里乱走，却无意找到了当地素人艺术家(即没有受过学院训练，画风稚拙的艺人，好比法国的卢梭)周阿本的家。是门口古怪的小雕塑吸引我们走进他的小屋，里面塞满了无数破旧的洋娃娃、人形雕塑，和他画在泡沫塑料板上的快乐小人儿，还有许多盆栽植物也摆满了地面和桌椅。老伯看来已经超过九十岁了，正在给花园里的植物浇水。然后他一边跟我们说话一边直接拿着水管往屋子里的花盆洒，沙发、柜子上都被浇得湿透，真率性也。周老伯向我们介绍他的画和洋娃娃，还有一个个莫名其妙的奖杯——好几个是奖励飞行任务成功的，但上面标的并不是他的名字，我怀疑是他捡来的。虽然他讲的浓重乡音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但我知道他非常快乐。

　　难忘的年轻人至少有雅萍和阿琮，我在阿里山游逛时看到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在想办法救它的时候遇见了他们。雅萍马上开车带我去派出所，但警察只一笑置之，说之前已经救过它，但又逃跑了没办法。“那我们去救它，大不了我收养它。”雅萍咬咬牙，她已经收养了多条流浪狗。阿琮是个佛教徒，远比我有勇气和慈悲，他一把将小狗抱起来就往山上走。

　　当晚我就住在雅萍家开的樱山饭店，被阿琮和雅萍叫来一起紧围火炉烤肉吃，在饭店工作的几个曹族原住民的年轻人也来加入我们，一个叫凯伦的女孩还为我烤当地风味“甜不辣”。因为我剃了一个光头，凯伦开始以为我是刚退役的阿兵哥，听我叙述路上趣闻，不时纵声大笑，酒量更是不亚男儿。现在台湾的原住民虽然已经不像当年抗击日本人的雾社起义时那么彪悍，但那直率、爽朗的性格犹在，之前我在歌手张惠妹身上好像也能够感觉到一些。他们根本没有因为我是一个汉族香港人而见外，次日离开时他们都一再挽留，阿琮还一直陪我走到嘉义火车站，请我吃了午饭才作别。他是雅萍的同学，家住台南，此番也是来山里游玩。

　　或许并非只因为一直生活在阿里山中和台南乡下，雅萍、阿琮和凯伦他们才如此纯真。环岛一圈的旅程中，我遇到过很多这样天真无邪的青年男女，他们比起香港和大陆大城市里的同龄人，要质朴得多。在他们身上，我依然看出了电影中1950年代之热血青年的影子，虽然他们没有把理想、正义挂在嘴边，但我知道他们会理解那些牺牲者，他们今天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正是由当年惨烈的斗争换来。一位台湾老作家为那些数十年前的牺牲者曾写下这样的纪念词：“为什么这些尸体都不见了，因为年轻的生命，最容易化作春泥。”

　　从我登临宝岛开始，那浓浓的人情味就已将这方热土与故乡和内心深处的记忆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再也割舍不开，我被“家园”与“乡愁”引领着在这里飘来飘去；当我离开时，双脚已经变得沉甸甸，因为它沾满了泥土。这泥里面有根，这根和家国、和过去的理想相连，根上面就是一岛青青芳草，在平凡世界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