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书瀛

　　得知大舅去世的消息，是一天午睡刚醒。电话铃响了，农村大舅家的表弟打长途来说大舅“过去了”。他说得很平静，似乎并不特别悲伤。表弟告诉我，大舅走的时候很清醒。晚期已经不能吃东西，靠输液维持。大舅说，不要输液了，我没病，就是老了。用古人文雅的说法：无疾而终，寿终正寝。

　　听到这消息时，开始我也很平静，但有关大舅的种种情景浮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眼睛湿了。

　　大舅喜欢孩子，对我尤其呵护备至。我不到四岁的时候，爸爸就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妈妈带着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在离家一二百里的惠民、乐陵一带地方打游击，把我往姥姥家一放，托付给姥姥和大舅。听姥姥说，那时候我特别依恋妈妈，每次妈妈走，都大哭大闹，抱着妈妈的腿，不让走，不吃不喝。所以，每次都是妈妈把我哄睡了，或是叫大舅领我出去玩儿，乘我看不见的时候偷偷离开。妈妈走后，一连多少天，我总是眼泪汪汪。等我长大稍懂事的时候，我的几个姨常常拿这件事取笑我，说我小时候没出息：离开妈妈像是天要塌下来，好比有人挖你的心，你看，那么多兄弟姊妹，谁像你那样离不开妈妈?当几个姨取笑我“没出息”的时候，大舅总是出来替我说话：咱们家这么多孩子，有谁像瀛儿哥俩那样从小没了爸爸?没了爸爸，又不能时时守着妈妈……大舅一面说着，一面伸手抚摸我的头顶，而我也顺势把头靠在大舅腰间，酸酸的，再也说不出什么话。这时候，姥姥在一旁掉起泪来。姨们也都低头不语。

　　直到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每次同妈妈分别，的确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有一种“挖心”的感觉。长大后，常常听人说“母子连心”的话，我想，当初发明这话的人，定有“挖心”之痛，不然哪说得出来；还有一个成语叫“生离死别”，谁解其中滋味?如果解得，用这个成语形容我当时的感觉该是十分恰当的。而且，姨们说“像是天要塌下来”，当时我还真有这种感觉。那是一种莫名的直到现在也说不清楚的恐惧感，比天塌了还厉害。我的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是本能使然?———是爸爸牺牲使我受到的刺激。

　　爸爸杜子孚，名兰友，子孚(有时也写成子甫)是他的字。通常大家喊他“杜书记”，因为他是中共冀鲁边区第一地委书记；在部队里喊他“杜政委”，因为他还兼第一军分区政委。1942年麦收时节，日寇出动两万多人对第一地委和第一军分区所在地进行大扫荡，爸爸和军分区石景芳司令员指挥军民进行英勇的反扫荡，终因寡不敌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为国捐躯。妈妈说，那天傍晚从战场突围出来的一位叔叔，下巴已被打穿，挣扎着来报告爸爸牺牲的噩耗。当时虽然并不理解，但在记忆中，那天晚上我们家的确是天塌下来一样。平时总是笑眯眯领我玩儿的奶奶，哭得昏死过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奶奶哭，而且是这样死去活来的哭。妈妈把我搂得很紧很紧，眼泪把我的脸都滴湿了。只听妈妈一遍又一遍地说：“你再也见不到爸爸了……”也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哭，哭得把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我也使劲偎在妈妈怀里哭。以往我在家里感受到的多是欢乐。不久前家里人围在一起说话，伯父揽着我说，长大后你也像爸爸那样打鬼子，你叫瀛(营)，就当个营长吧。我也特别得意，家里家外每每以“营长”自居，要指挥大家打鬼子，总是惹得全家人开心。此刻，巨大的灾难如洪水铺天盖地袭来，全家都被淹没了。那时我还不太懂悲痛为何物，只是觉得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恐惧笼罩着我，压迫着我。对于一个不到四岁的孩子来说，这突然的变异，比天塌地陷还厉害。

　　这时，大舅赶来，安慰妈妈，帮助爷爷和伯父照顾昏死的奶奶……

　　我记得当妈妈哭得连苦胆水都吐出来的时候，我怕极了。我觉得天像倒了的房顶那样，向我压下来。大舅把我抱过去揽在怀里。他撑起我的天。他也给我们家多加了一根顶梁柱，在这个太沉重、太巨大的悲痛和悲愤下面，撑起一方空间。

　　然而，这之后不久，同样巨大的悲痛和悲愤也袭击了姥姥家。爸爸牺牲后半年，1942年隆冬，日寇扫荡来到姥姥家所在的那个村庄，抓抗日家属。那年冬天特别冷，厚厚的积雪老化不开，北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似的刺人。姥爷为了安排腿脚利落的年轻人逃走，自己躲避不及，和姥姥一起，落入日寇魔掌。日本鬼子把姥爷、姥姥和许多乡亲，驱赶到村东场院上。两位老人受尽折磨和摧残，姥姥头破血流，昏死在雪地上；姥爷，活活被日本鬼子用大刀砍下头颅，鲜血喷出好几尺高，染红了场院上的白雪……我想，在后来的许多文学作品、电影、绘画中描绘的类似情景，远远不能表现那种惨状。现在我用什么样的字眼儿都不能恰切形容那暴行之惨无人道，我想像不出“人”(是人吗?)竟会有如此残酷的行为。前天看电视，偶然看到中国科学院齐康院士正在解说他所设计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中一个醒目的场景是一把杀人的大刀，旁边是一个人头。齐康先生已经年逾古稀，满头白发，他说他小时候看到过日本鬼子对中国人的残害，他和他的父亲也亲身受过日本鬼子的欺侮。我立刻想起了我的姥爷。那是我姥爷以及千千万万同我姥爷一样惨死在日寇刀下的善良的中国百姓的头颅啊!用大刀砍头颅，这应该是日本鬼子残害中国人的典型方式和手段。恰巧，也就是那两天，在电视新闻中又看到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对着被供奉的侵华战争中残杀中国人民的甲级战犯灵位鞠躬。在小泉走向靖国神社时一起一落的鞋底下面，我分明看到了血迹，在小泉鞠躬时，我看到了刀影。

　　我姥爷被害时，52岁，姥姥也是52岁。大舅，32岁。他是老大，我妈妈是老二。下面还有二姨、三姨、四姨。还有一个小舅舅，那年才13岁。天又一次在我姥姥家被悲痛和悲愤压得塌下来。大舅作为长男，对姥姥，他负起儿子的责任；对弟、妹，他负起兄长的责任；对失去父亲的我和我哥哥，他负起父亲的责任，又一次撑起塌下的天。为了我和我哥哥之痛，他把自己的痛，掩藏着。但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只知道大舅对我特别好，所看到的总是个乐乐呵呵的大舅。

　　到了1944、1945年，冀鲁边区已与清河区合并为渤海区，抗日形势逐渐好起来，妈妈在乐陵随地委机关工作，哥哥在惠民革命子弟小学上学。抗战胜利后，妈妈到各地搞土改。而那几年，妈妈照样忙，大多数时间照样把我放在姥姥家，我也仍然撕心裂肺地离不开。每到这个时候，姥姥、舅和姨，就要千方百计把我塌了的“天”撑起来、补起来。这个为我撑“天”、补“天”的工作做得最好最有效的，除了姥姥，就是大舅。

　　大舅是我幼年和少年时期最依赖的人，也是我长大成人后想起最多的人。这十几年从信里，从电话里，知道大舅八十多岁还能骑自行车到三十里开外的县城；直到九十岁，还能骑车到离家八里地的张大庄赶集。我和妻子、孩子，感到欣慰。同人谈到大舅的时候，我常常告诉人们：大舅人好心善，应该长寿。

　　家里人发现他身体不太好，只是近半年的事。而我，不知为什么，最近也频频想起大舅，没来由地想起他———尤其是最近几天。前天我还对妻子说，不知大舅怎么样，他该九十二岁了。

　　如果相信有什么“感应”，大概这就是了。

　　我在电话里对表弟说起我们小时候的事情，说大舅最疼我。

　　我哭了。

　　表弟也哭了。

　　(编辑：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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