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你,我不能不爱你
作者:张雅文
“我那乡土哟,我恨你,我不能不爱你!”
这是巴金老人多年前发出的感慨。
像许多海外归来的学子一样,刘晓程怀着满腔热血扑向朝思暮想的祖国,扑向自己的事业。他的心就像喷薄欲出的朝霞,充满了激情与渴望,渴望把自己所学的医术全部报效给祖国,报效给民众,拯救那些亟待手术的病人。可是,他很快就发现,面对阜外医院原先那种慢节奏、低效率的工作环境,就像当初到查理王子医院突然面临那种快节奏、高效率的环境一样,他同样感到不适应了。他觉得自己就像一颗日夜运转磨得锃亮的螺丝,忽然被拧到一辆慢悠悠的牛车上,无论如何卖力气都快不起来了。
他感到痛苦而茫然,一系列的问题常常叩击着他彻夜难眠的心:阜外医院每年仅能做1千例手术,排号却排到了1万4千例。按照现有的速度,许多病人要等到十年以后才能手术。全国需要手术的心脏病人有300多万,而全国每年能手术的仅不到百分之一。那300多万病人不知等到驴年马月才能手术,而绝大多数病人一直等到死都手术不上。这种尖锐的供求矛盾何时才能解决?在澳大利亚,他一年可以做几百例手术。回到国内,他这位主管四个病区的主治医生一年只能做88例。全院上自院长下至年轻医生,都想多干工作,多救病人,可都觉得有劲使不出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1987年春节期间,阜外医院派刘晓程带队到黑龙江牡丹江市开展心脏手术。他看到家乡十几万心血管病人处在投医无路、求治无门的水深火热之中,感到很痛心。一天,一个农民带着患有严重先天性法乐式四联症心脏病的13岁男孩,顶风冒雪找到刘晓程,说他带着儿子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手术不上,求刘晓程救救他儿子。可是,刘晓程带队出来时阜外医院有指示:到条件差的地方开展心脏手术,不要做复杂的,以免发生意外。刘晓程留下父子俩的地址,劝父子俩先回去等候消息。父子一走,刘晓程立刻电话请示阜外医院的导师郭加强院长。郭院长问他有没有把握?他说:“虽然有风险,但我还是有把握的!”郭院长说:“那你就做吧,但一定要慎重,要预防术后并发症。”
于是,刘晓程不顾外面风雪交加,乘着牡丹江市励副市长的三菱吉普,立刻去追赶那对父子。吉普车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几次险些翻到沟里,晚间9点多钟,终于在距离小说《林海雪原》所描写的“坐山雕”威虎厅不远的偏僻山沟里,找到了父子俩的家———一间东倒西歪、窗户上钉着塑料布、房顶压着厚厚积雪的破草房。屋里除了几张瘦骨嶙峋的脸,只有一盏如豆的油灯忽忽闪闪地摇曳。直到许多年后,刘晓程都忘不了这个“家”。
半夜12点,当父子俩乘火车,搭马车,艰难地跋涉了十几个小时,雪人似地走进家门时,眼前的情景就像一盏灯,猛然照亮了爷儿俩几乎冻僵的心,也照亮了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家庭。
农民汉子一把抓住刘晓程的手,老泪纵横地哭喊道:“刘大夫,你是俺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哪!俺们做梦都没想到啊!”
这个五口之家本来就穷得叮当响,孩子有病更是雪上加霜,四处磕头作揖借了几千元钱,可都扔在铁道线上了,两次去北京手术都排不上号。农民汉子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几次想一头撞死在北京大街上,可转而一想,自己死了一家老小怎么办?现在,北京来的大夫却顶风冒雪找上门来了,来接儿子回去手术……天底下哪能有这么好的医生?
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刘大夫,你这北京来的专家,用市长的车来接俺儿去做手术,俺不是在做梦吧?”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晓程的父亲冒着坐牢的危险,顶着造反派的压力,抢救过被医生放弃、濒临死亡的农村孩子。今天,刘晓程担着手术风险,在风雪弥漫的山路上跑了上百里,为了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农家孩子……因为他知道,在这极其偏僻、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人烟的山沟里,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果不能尽快地接受根治手术,那将意味着什么。如果这次巡回医疗不能为孩子手术,这孩子就不知会等到哪年哪月了。
刘晓程连夜把父子俩接回医院,第二天就为孩子成功地做了手术。这次巡回医疗,他在牡丹江成功地做了八台心脏手术。
巡回医疗很快就结束了,可是,黑龙江十几万心脏病同胞求医无门、备受煎熬的情景,却历历在目,一直蹂躏着刘晓程的心。
回国两年,他的内心苦苦思索了两年,斗争了两年。
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思索,这位海外归来的学子不仅斗胆发出了天问:造成这种日益尖锐的供求矛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我们穷吗?
“不!我们不单单是经济和科技落后,还有封建思想残余及诸多因素造成的低效率和看不见、摸不着、却处处存在着的内耗!这种内耗大量地表现在扯皮、推诿、有劲不使,或有劲使不上的工作上。在大城市科研单位里死争死挤,却难以发挥作用的人,何止一二?有了技术人才,宁可自己封存不用,也不肯放走的大单位,何止一二?教了三年打铁,临出徒才放手让他打一把炉钩子的师傅,又何止一二?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可悲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残余……难啊,我们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少又‘太多’了!
“谭嗣同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觉醒,甘愿献出生命。他在断头台前从容地喊出了‘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千古绝唱。谭嗣同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多少人感慨不已。资产阶级革命家为国为民尚有如此壮烈之举,我们20世纪的共产党人就不能牺牲点什么,来治治有目共睹的通病和顽症吗?”(这段激越之词,摘自1993年刘晓程以全国优秀中青年干部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向中直机关和科研院校代表做的报告《人生蹉跎,丹心一片,为国为民,不虚此生》)
这番令有识之士感慨万端的肺腑之言,无处不是对中国医疗体制与传统观念的挑战。但是,他太渺小了,他仅仅是一名留学归来、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医生。他所能左右的仅仅是他自己,而非一个沉寂几十年、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国家医疗体制。于是,他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为什么不能回到家乡,为备受病痛折磨的父老乡亲建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
他终于做出了重大抉择:回家乡,为家乡父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可他觉得,这样做太对不住妻子和儿子了。他和妻子结婚八年分居了六年。现在,妻子刚从东北调到北京邮电医院,孩子被安排在师资雄厚的大木仓小学,阜外医院刚分给他两室一厅的住房,一家三口终于在北京落户了,刚刚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可现在,他却要亲手砸碎它……一想这些,一种深深的自责噬蚀着他的心:我有什么权利毁掉这一切?又有什么资格把她们母子再拖回到前途未卜的动荡之中?
又是一个无眠之夜。刘晓程在与妻子彻夜长谈。
“看到家乡人倾家荡产地跑到北京来找我,看着他们走投无路、求医无门的样子,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无能。你想想,如果那些人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眼看着他们住不上院,排不上号,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你说我们心里是什么滋味?”刘晓程长叹了一声,“唉,老百姓看病真难哪。尤其咱们黑龙江,死冷寒天,心脑血管的发病率均居全国之首……”
妻子洪依舒瞪着大眼睛幽幽地望着他,许久不说话。
她理解晓程内心的痛苦。她经常看见他夜里辗转反侧,唉声叹气。可是,看看这个来之不易的家,想想眼前这令多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她实在不忍心丢下。可她太了解晓程的个性了,只要他认准的事,哪管是刀山火海也毫不退却。文革期间大串联,一群学生豪言壮语要步行去北京见毛主席,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晓程和另一名男同学,一双脚都走烂了……
刘晓程见妻子久久不语,就说:“我知道你为我付出的太多了。这样吧,你和孩子留在北京,我一个人回黑龙江。”
“别说了。”妻子打断了他,“从我的工作和孩子的教育考虑,我确实不想走,可我怎么能放心让你一个人回去?我还是带着孩子跟你一起走吧。”
“……”刘晓程一时语塞,一把搂过这位行动永远胜过语言的妻子,久久地拥在怀里。
为了慎重,刘晓程专程回佳木斯去征求父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