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痛苦的灵魂
作者:张雅文
金光闪闪的“琉璃塔”,却包裹着一颗痛苦的灵魂
艾森豪威尔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切不可把短暂的人生都放在无谓的名利上,不可把浮躁和骚动强加给我们生命的宝贵时光。”
在刘晓程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其他行业都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医疗卫生业却一直相对滞后。老百姓看病难、手术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就拿心血管病来说,全国有四百多万心血管病人需要手术,每年仅能手术四五万例,仍然只占百分之一二。而且,药品层层扒皮,吃回扣,从药厂卖到老百姓手里要翻上几倍、十几倍,甚至上百倍。得一次感冒,没有几百元休想治好。住一次院,没有几千元、上万元就别想出院。医生对病人大开方,大检查。你头痛,就让你做CT,做核磁共振,说怀疑是肿瘤,你不敢不做。你嗓子痛,就给你开几百元的药。你要手术,除了支付昂贵的费用,还要给医生送红包,少则几千,多则上万,甚至几万……有的医院不愿收医保病人,因为医保是后付款,愿意收现金,不愿收疑难病患者,怕担风险。有的医院为病人做心脏造影,居然连“备皮”都不做。有的医生竟然给心绞痛病人打杜冷丁止痛。老百姓说,去医院看一次病,半夜三更去排队挂号,楼上楼下一顿折腾,没病也气出病、急出病来了。而且,中国享受医保的人数只占全国人口8%,92%的下岗工人、个体户、八亿农民都不能享受医保。
医生收红包已经成了极普遍的现象,成了行规,不给“红包”医生就不高兴,患者也提心吊胆,怕医生给自己小命“穿小鞋”。一名主刀“名医”一年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可想想那些穷苦农民和下岗工人,省吃俭用、卖房卖地,甚至卖血弄来的一点血汗钱,花着昂贵的医疗费不算,还要给医生送“红包”。有的穷苦农民,卖房卖地还不够给医生送红包的呢。这哪是让老百姓治病,分明是让老百姓“致穷”,要老百姓的命嘛!这种不顾脸面,不顾尊严,明目张胆的索要行为,哪还是什么救死扶伤的“白医天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的强盗!“非典”期间,医护人员从“白眼狼”变成了白衣天使,“非典”一过,一切又恢复到老样子。
悲哀呀,我的同行们!刘晓程不禁发出悲愤的慨叹:从西波克拉底到李时珍,古今中外,历来都崇尚医学,尊重大夫,救死扶伤从来都是有灵魂的人从事的事业。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代,却变得这般见钱眼红,这般不近人情了?
但是,刘晓程绝非一个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肤浅之辈。他觉得一味地谴责医生收“红包”并不公平。几次全国“人大”会议都提出了“红包”问题,可有谁透析过“红包”现象形成的原因?有谁了解过医生的付出与索取的严重失衡,以及“红包”背后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问题?
刘晓程认为,“红包”现象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人所共知,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脑体倒挂”的民谣:“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操手术刀的不如操剃头刀的”。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使多少人富得流油,一名歌星的出场费高达几万元;一个房地产开发商转眼就腰缠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一名大权在握的官员即使不贪不占,也有大把大把的额外进项,更不用说那些灰色收入了。可是,一位拯救他人生命的主任医师,月工资不过3千元。这个收入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连亚非拉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不如,只高于亚洲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医生吃的是草,挤出的却是奶。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却要承担救死扶伤的天职。可医生也是人,也要生存,也要生儿育女赡养老人,也要生活,他们为什么不能像别人一样富起来?他们心理能平衡吗?医生收红包是他们兜里空。患者送红包是为了买安全。
刘晓程觉得,“红包”现象只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改革二十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3亿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600万医务工作者更是满腹牢骚。
他觉得,首先政府对公立医院定性不准,是建立福利型、公益型的医院,还是建立福利加公益型的医院?没有明确定性,使公立医院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欧洲等许多发达国家,实行全民医保,病人住院连伙食费都有补助。而我国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除退休职工工资外,只够在岗员工20%的工资。院长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向职工宣布:“你们的奖金和工资只能由你们自己去挣!”这种明显的利益驱动机制,必然导致内行哄外行、采购吃回扣、医生收“红包”、医院坑病人的局面!而且,公立医院大多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许多医疗单位的冗员多达1/3。就拿协和医院来说,全院2400名在岗职工,600名退休职工,4人养一个,怎么能养得起?
其次,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够,投入太少。
按照世界健康的社会形态,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应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越来越低。去年“非典”过后,新任卫生部长吴仪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讲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下降,已由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3.1%下降到2002年的1.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1年,在世界卫生组织191个成员国中,我国政府人均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居第131位。1995年,全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支出中,财政拨款占75.2%;2002年,这一比重下降到41.7%。我国政府的卫生投入不适应公共卫生发展的需要。”
美国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加拿大占9%;日本占7%,就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远远高于中国。
而且,我国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现象。
国家对城市建设、街道布局都有明确的规划,但对医院建设却没有统一规划。仅北京东单地区,不足五平方公里,却设有协和、北京、同仁等三大医院。而且,中央各大部委、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建起漂亮的、配有高档医疗设施的医院(而不是卫生所)。这些医院的利用率很低,大多都在低水平上重复。这还不够,人们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在北京疯狂地建医院。按北京现有的医疗现状,每千人所拥有的床位、大夫、核磁共振等医疗设施,超过了亚洲四小龙。但在边远地区却存在着严重的缺医少药现象。在发达国家,国家配备的医疗机构往往是塔形的,除了国家中心医院,社区要配备一二级医院,病人可根据病情去医院就诊,而不会出现感冒、发烧也去协和排队的现象了。
再次,国家没有自己的医药科工委,国家对民族医药业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大量昂贵的洋药、洋器械涌入中国市场,大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一个进口冠状动脉球囊扩张管要上万元;一个冠状动脉支架高达1~3万元;一个心脏瓣膜要2万元;一个心脏起搏器最贵的高达10万元……有人为了拿回扣,极力帮助外商促销,使中国的药厂被挤垮,使本来就虚高的药价越发虚高。心脏病人做一次支架或搭桥,少则四五万,多则十几万。想想,中国的老百姓能混饱肚子才几年?有的地区至今连温饱都没解决,他们怎么能消费得起这些与国情极不相称、只有发达国家才能消费的洋器材、洋药品?一个月收入不过几百元的普通家庭,几万元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卖房卖地、东挪西借,一家老小背上几十年的外债过日子!
昂贵的药品,昂贵的器材,再加上不菲的“红包”,“三座大山”压在中国老百姓头上,有多少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又有多少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雪上加霜,越发穷得叮当响?又有多少人被疾病折磨得家败人亡?
中国有强大的国防科工委。我们可以让火箭上天,宇宙飞船遨游太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电话大国、第六经济大国,世人瞩目的军事强国……可我们为什么不能成立医药科工委,让中国老百姓享受物美价廉的国产医药产品?
刘晓程觉得,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管理,只存在自由竞争,没有宏观调控,没有形成有效的医疗保障体系。目前,农村合作医疗被挤垮,卫生防疫站形同虚设,一些传染病,如艾滋病、血吸虫病等开始抬头。曾被毛泽东引以为傲,以一首《送瘟神》来抒发消灭了血吸虫的“瘟神”,却又卷土重来,成为百万群众的大敌。中国的地方病防治机构大部分都已取消,而各地的地方病却仍然相当严重。中国的艾滋病人数已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仅河南就有38个“艾滋村”。中国的艾滋病的发展趋势已经到了决战临界点,如果再控制不住,其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能不令人担忧。
刘晓程觉得,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是中国最滞后、最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它就像一辆老朽的牛车,在万马奔腾的大好形势下慢悠悠地转着,承受着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唾骂与责怪,丝毫没有进展。几年前,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中央政府就医疗卫生改革问题让各部委提出方案,八大部委对中国卫生体制都提出了提案,唯有卫生部本身没有提案……
刘晓程觉得医疗卫生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关系到老百姓生存的基本权利,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死存亡。他虽然身在高位,却不是一个唯“官”是从的人。面对医疗卫生界的弊端,身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向上级反映。因此,他多次向卫生部、向中央有关领导进谏。
他提出:国家应该加强对医疗卫生的宏观调控,建立明确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政府对公立医院应该有明确的定性,不应把公立医院变成商业性医院,商业操作必然导致医院坑病人、医生骗患者的局面;政府应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改变目前这种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连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的局面。国家穷,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可以增加吃、喝、玩、乐等娱乐业及房地产等暴利行业的税收,用来解决国民的医疗卫生问题;国家应该成立医药科工委,支持民族医药业的发展。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地呼唤着他,驱使着他,使他一次次做出了非同寻常的惊人之举。
2000年4月28日,身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的刘晓程,同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院校长一起,联名向主抓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上书,向副总理当面反映原卫生部某领导“抵制卫生系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对卫生领域的科技体制改革能拖就拖;任人唯亲,不公平正派;沽名钓誉;搞非组织活动;对违法乱纪者姑息养奸,使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协和医科大学体制改革无法进行”等诸多问题。他们在信中最后写道:“如果×××部长这样对待中国的卫生事业又得不到限制和纠正,我们二人唯一的选择是共同愤然辞职,以谢天下!”
刘晓程对副总理直言不讳地讲道:“有些人不是以天下社稷为己任,而是‘唯上唯书不唯实’。长此下去,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非毁在这些人手里不可!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绝非他危言耸听,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充分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2003年,中国暴发了震惊世界的“非典”,令中国政府及国人猛醒。卫生部长被撤职。“非典”过后,政府亡羊补牢,增加投入,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多少有识之士发出强烈呼吁:“中国暴发非典是偶然中的必然。中国必须加强医疗体制的改革!”
2003年12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美国《时代》周刊一篇题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认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改革》的文章写道:“联合国1998年的调查发现,中国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中,不少人因为曾经生过一场大病致贫。”“全国4000个基层防疫中心要自己提供50%以上的预算,而在其他多数国家,类似机构都是由国家出资。”“许多在毛泽东时期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的传染病现在又重新抬头,肺结核、乙肝等传染病现在又开始扩散。现在中国有5%的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而在美国只有1%。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体系排名第144位,落后于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中国卫生部统计显示,去年中国有81万人感染了血吸虫病,几乎比1988年增加了一倍。”“在中国的所有国际组织都发出了明确信号:中国的公共卫生系统需要改革。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回应。”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
温家宝总理上任不久就说:“要把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当作本届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这一切,都印证了刘晓程三年前的呼吁。但在当时,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多次进谏,都在毫无反馈的时光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只能发出无奈的感叹:“难哪。医疗界的改革太难了!”邓小平同志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中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必须涉及到政治制度改革。这远远不是一个刘晓程所能改变的。
他感到自己虽然坐在中国卫生界的高位上,但仍然是棋盘上的一只小卒。尽管他使出浑身的解数,可他瘦弱的肩膀仍然推不动这部陈旧的机器,因此陷入难以名状的苦闷之中。他觉得自己下过乡,当过“黑五类”,饱尝过蹉跎岁月之磨难,也留过洋,受过中国总书记接见,与美国总统座谈过,大荣大辱都领教过,到了这把年龄,一切都看淡了,唯独看不淡的是那份为人为医的天职。
古语说,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他觉得中国的医疗改革,任重而道远,自己已经51岁了,再这样耗下去实在耗不起,与其整天在文山会海、接来送往的繁杂琐事中空耗生命,莫不如趁自己还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中国的卫生事业闯出一条新路,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福音,也算不枉活一生。自己瘦弱的肩膀既然推不动事业的发展,就下去建一所梦想中的医院,用实际行动去为老百姓造点儿福吧。
2000年12月31日,当人们沉浸在新千年到来的喜悦之中,一个知天命之人却站在新旧千年的交叉路口上,迎着扑面而来的千年之风,向卫生部正式提出:第一辞去一切官职;第二要求提前退休———因为只辞职不退休,还要受人事制度约束,不能随便离开单位易地工作。
于是,他再一次向自己、向传统观念、向医疗体制发出了挑战。
从中央到下属的各级组织,纷纷向他发出挽留与恳谈。但,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领导和员工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
临走前,他把所有的荣誉证书全部付之一炬。帮他收拾东西的党办主任看到这么多国家级的荣誉证书化为灰烬,十分心疼,几次呼喊着从火堆里抢出来:“哎呀,这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证书,烧了多可惜呀!”
刘晓程却说:“留着它有什么用?过眼烟云,什么都没用了。”他只让党办主任留下一个蓝本医疗证,“这个留着,等我得大病的时候用。”
无官一身轻,万岁老百姓。2001年元月,一个挣脱了体制束缚,摆脱了功名利禄,打碎了世俗桎梏的人,迎着新千年的曙光,气宇轩昂地走出了办公室,目送他的是一片惋惜而又充满敬佩的目光……
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有几人能够抵住官位的诱惑,又有几人能挡住金钱的吸引?反之,为金钱和官位折腰、甚至断送性命的人,却如雨后春笋,屡杀不绝。相比之下,我们不能不为刘晓程超凡的人生境界而赞美,而叫好,而献上一束鲜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