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寿龙:小规则导致无逻辑

　　足协的职能是在共识的基础上制定规则、执行规则，它不应该有直接的经营权，谁违规处罚谁就是了，谁水平不够就降级，包括对黑哨也是如此，不存在停赛去“协调”解决问题。足协并不具备行政权力，它和俱乐部并非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俱乐部的协会，是协调、协商性质的组织，在共识的基础上执行规则。

　　 中国足球的症结在于体制不顺，足协把俱乐部当作行政下属，又把俱乐部当作摇钱树，谁对它有利就制订有利于谁的规则。由于资金来自于俱乐部，当俱乐部以违规的方式出现时，便也不敢处罚了。现在的情形是政府(体育总局)和足协以及俱乐部之间形成了行政上的等级关系。而另一方面足球市场的形成，必然致使足球社会中每一个既得利益者包括球员、球迷、裁判、俱乐部、足协、体育总局等等都倾向于最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如果每一方都制订属于自己的规则的话，球员就会踢假球、裁判就会吹黑哨、球迷就会赌球、俱乐部就会想或争取更多的利益或者不降级，足协就会忽视执法而采取与俱乐部“协商”的办法。现状就是足球社会当事人的各方的规则都不统一，大家各玩各的，规则不统一就没法玩了，游戏就瘫痪了，体育总局必须制订出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大众的规则来。

　　当前行业协会的实际问题在于，它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品，想方设法控制企业的数量，而不是给企业制定规则，往往导致不正常的竞争，政府的政策不是面对企业制订，不是根据企业的秩序需要，而是根据自己的管理方便的需要制定，这样商业标准和专业标准就被行政标准替代，足球的专业标准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商业标准就是形成产业，然而，一旦商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被行政标准替代，专业标准会丧失，商业标准会撤离，行政标准也就不灵了。

　　除了足协外，还有很多协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现存的作家协会就相当于官方的创作机构，每个人都有工资可领，专业标准、商业标准其实也被行政标准所蒙蔽。(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胡星斗:足球与股市　MADE IN CHINA

　　说起中国足球，我就想起中国股市。两者似乎关联性不大，中国足球也无法影响股市，但它们个中的毛病却殊途同归，都属于畸形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本是政治术语，其内涵富有战略性，深具创见，但眼下中国人几乎事事都搞得不伦不类，远离事物规律和国际规范，常常将落后的、腐败的、扭曲的、不合理的，乃至违法的、封建的做法都冠之以“中国特色”，为其不良行为和维护既得利益的做法进行开脱、保驾护航，这样就把“中国特色”庸俗化、非正当化了。

　　中国足球和股市的问题大家有目共睹。首先，指导思想错误。足球产业化本是世界潮流，成为许多国家第三产业的支柱行业，但一些中国人不是把它当作战略性产业，而是解决体育经费不足、短期“捞一把”的工具；同样，我们不是把优秀的、有发展前途的企业上市，以利其融资，而是把许多半死不活的国有企业包装上市，为国有企业解困圈钱服务，这样做，害得千百万股民血本无归，而许多国有企业仍然深陷谷底。二是没有严格的规范和制度，管理松散，执法不力，听凭黑幕重重、庄家操控、信息欺诈，直到球迷或股民民怨沸腾，有关当局才会象征性地处理一下。三是泛行政化干预，缺乏市场主体。投资者仅具有足球俱乐部的所有权，却没有市场开发和经营的权力，一切都要等待足协的行政命令。无人用心培育市场，似乎只有主办城市的广告名片效应和领导的作秀，“假”、“黑”、“赌”泛滥。我们的股份制企业也是同样，大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90%的国有股份制企业董事长仍然是行政任命，一些人乱投资、乱开销、自做庄家、自我炒作、不分红、不披露真实信息，挪用、贪污股金以豪赌。四是治理结构混乱。足协、体委、足球俱乐部的各自角色不清，决策、行政、监督等权力的配置不明确，也无法相互制约。足协一手遮天，无人可以进行独立的监督。我们的股份制也是如此，股东大会本是最高权力机构，但只有10%的企业股东大会能够发挥作用；董事会本是集体决策制，但事实上，大多是由董事长一人说了算；监事会本应独立监督、随时查账，但中国98%的监事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有人称这就是“中国特色”，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外国再好的东西一到中国来就像掉进了染缸，全都变了颜色、变了味。(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

　　金汕:互相制约的魔鬼强于没有制约的天使

　　2004年10月是中国足球可以载入史册的月份，尽管这是一出兼容正剧、悲剧、喜剧、滑稽剧与闹剧的大舞台。从国安罢赛到徐明的信可谓一股强劲的东风，吹皱一湖春水。面对各俱乐部的“逼宫”，中国足协虽然表现出对权力垄断的留恋，但是至少承认俱乐部的要求有很多建设性意见，并同意一直向俱乐部隐瞒的账目在适当的时候公开。

　　人们佩服徐明这位资本高手对足球市场的把脉与眼光，至少对市场的认识要远远高于中国足协。但是在当今这份宣言颇有“理想主义”色彩，以惯常的历史来判断，这种“自下而上”的改朝换代很难行得通，因为截止目前这套法规秩序依然有利于中国足球的执政者。尽管各俱乐部可以拿出欧洲联赛职业联盟的巨大权力，可是这在中国毕竟没有形成法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全国单项体育竞赛由该项运动的全国性协会负责管理”显然是有利于中国足协的，尽管这条法规需要完善，尽管中国足协把职业联赛搞得一团糟，可是“踢开足协自己闹革命”是很难实现的。足协的利益过大是带有社会普遍性的。

　　俱乐部在大肆诉苦的同时，忘记了他们既是中国足球走向职业化的参与者，也是使职业联赛在很多方面走入歧途的身体力行者。假球、黑哨就是俱乐部一手发明的，正是俱乐部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展开了恶性竞争。球员、教练天文数字的工资有悖于市场规律，俱乐部管理人员借机搭车；在引进外援外教时，俱乐部哄抬价格，更有人借机猛吃回扣。中国职业足球开展以来，11年间的税额已达数亿元左右，但中国各职业俱乐部向国家交纳的税款可能还不到应缴的零头。如果真按俱乐部的说法“我们成立联盟自己干”，中国足球会有好结局吗？把中国足球全交给他们，球迷能放心吗？当然不能！足协不能大权独揽，职业联盟不能自己干，那么中国足球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吗？

　　人在没有制约的时候，很容易贪婪，但只要权力得到制衡，互相能够制约，邪念和违法行为就会得到抑制，在权力问题上，三个互相制约的魔鬼要强于一个没有制约的天使。俱乐部说，职业联盟可以杜绝腐败，我们可以断定，这也是一句空话。

　　意大利足球界就是由意大利足球联合会、职业足球俱乐部、全国职业足球联盟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谁都有自身的权力，谁都被对方监督和监督着对方，谁都有利益，谁都别想一言九鼎、权力独霸，谁都怕“伸手”后被抓。中国足球界所以轰轰烈烈又乱乱哄哄，所以热热闹闹又浊水横流，就是在制度上有着严重的缺陷。(金汕: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郑也夫:“恶人”也能建立自己的秩序

　　我此前一贯主张，足协将联赛的权力交给职业联盟。目睹了俱乐部和其后面的公司的拙劣表演后，我不改初衷：该处罚的当机立断，但是最终足协应该放权，将权力交给职业联盟。这样一群不怎么讲理的人能够担此大任吗？说不定可以。足协不是干了多年吗？该让他们试试。

　　恶人能够建立秩序吗？完全有可能。

　　我的一个学生在1999年时作过一次“‘小公共’间的合作与行规”的调查。以后大力发展的大公共彻底取代了小公共，当然很好。但那不是该文章要讨论的东西，它要讨论的是，小公共司机和售票员这样一些鲁爷们、说脏话的人、霸道的人，一言以蔽之，“车船掮角牙”五恶之首的这样一些“恶人”，也能建立秩序。同一线路，比如324路、323路等等，上的小公共车不是一个公司，而是各自为政的个体户。但是他们在摩擦和冲突中渐渐地建立了行规和秩序。其行规是：“先后有序。从始发站出发时，各车依次排队，早发晚发可以自己决定，而一旦出发先后次序就已排定，靠站时必须遵守出发时的次序，如果超车，就必须跑到前一站，排在那一站停靠车辆的最后。”这些“恶人”或许仍然粗口不断，但是他们之间的行车关系却自发产生了，且自觉遵守，有条不紊。

　　这秩序是哪里来的？是黑吃黑、恶碰恶后，大家认识到共同利益，认识到彼此的伎俩，认识到“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最终谁也吃不到好果子。就是市场经济中伟大的“自发秩序”。他们中的每一方都是行规建立的积极参与者，都是行规执行的最好监督人。

　　足协的失败在于它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恶人”。一方面，它完全无力管束他们。另一方面，又隔绝了他们间直接的冲突、摩擦、协调、制衡；因为足协的存在和作梗，“恶人”间的谈判消失了。足协的存在破坏了那个恶人间有望生长起“自发秩序”的自然生态。

　　就口味而论，我非常讨厌市场中的强人的嚣张、霸道、不讲理、粗口，但是我仍然举起双手要求足协退出联赛，将权力交给“恶人们”。在他们相互洞悉各自的把戏，相互遏制对方的伎俩后，毕竟有望建立“自发的秩序”。这不是对他们的相信，是对市场的相信。也不是对阎世铎的不相信，而是对计划经济的不相信。(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

　　赵晓:假小孩足球与“二政府”足协

　　中国足球的现状反映了一个问题，中国缺少真正的体育，体育实际是形象工程，是为了名次和奖牌的工程。中国也缺少商业体育，目前所谓的商业体育，实际上是伪商业体育，因为它被政府所垄断，垄断资源、垄断规则。表面上是搞起来了，球市有了，俱乐部有了，但它仍是高度管制的产业。可类比的有电力行业，比如三年不上大项目，可能就会导致某地方的电力短缺，上不上大项目可能是一个行政命令，而不是来自市场的需求。

　　足协对俱乐部的惩罚，当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服气的，因为足协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威性，足协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不是自发产生的，是由上到下任命的，这自然让俱乐部没有认同感，也没有归宿感。现在看来我们的足协跟中国很多协会一样，是“二政府”，而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这跟其它领域一样，最终会管制失效。

　　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中，“有本事”都可以进来，我可不可以搞个俱乐部？可以；我可不可以搞个足协？可以。美国大选，就是建立在高度竞争的基础上的。办学校也一样，美国也有野鸡大学，即不被承认，除非你有资质加入“常青藤”大学联盟这样一个行业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在民间的竞争中走向权威的。

　　就一般性的产业而言，你就得放开，让民间的力量自发站出来，可能打得头破血流，但会竞争出来最有权威性的协会和企业。好的行业协会跟好的企业一样是竞争出来的。竞争就是一个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我们现在看来是有序的行业，这种表面上的有序实际上是更大的无序，貌似有序包含着惊人的无序，这跟计划经济时代的有序一样，人们用低效率、用消极怠工来对抗这种有序。

　　中国足球在我看来，就像一个玩具的芭比娃娃，好看、好玩，但不是一个真的孩子，不具有生命力，没有成长性。(赵晓: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