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卫军

　　“我不同意‘大卫神甫发现大熊猫’这个提法，在他之前有很多中国人都见过熊猫，史书上也有过记载。”

　　“那不能叫发现，只能是看见而已，第一个在科学意义上发现熊猫并且把它介绍给世界的人还是大卫神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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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月号的编辑例会上，有关本期主打文章“谁发现了大熊猫？”引起了一场争论，编辑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大熊猫，我们姑且称之为“民族派”；另一种观点认为，1869年大卫神甫在穆坪(今四川宝兴县)第一次发现了大熊猫，他把熊猫标本寄回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在西方世界引发了100多年的‘熊猫’热，这一派叫作“外来派”。争论的结果还是“外来派”占了上风(本人也是“外来派”)，于是就有了这期的主打文章《他发现了大熊猫——寻找大卫神甫的踪迹》。(详见P26)

　　大熊猫、金丝猴、麋鹿、珙桐……这些动植物的“活化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耳熟能详，小学课本上就有介绍，堪称“国宝”。按道理讲，发现其中一样就应该名垂史册，何况这些“活化石”的发现者就是一个人——大卫神甫。不可思议的是，很少有中国人知道这个事实，即使一些动植物研究者听过大卫神甫这个名字，对他的故事也知之甚少。这让本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非常头疼，很难找到适合的撰稿人。摄影师曾年因为《巴黎竞赛画报》约稿的关系，这些年一直在追踪大卫神甫在中国的足迹，俨然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大卫神甫专家”。

　　中国人对大卫神甫的“冷落”或多或少和他传教士的身份有关。从明代到近代，西方有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是让中国人信仰上帝，其中很多人都是饱学之士，为“西学东渐”作出巨大贡献。利玛窦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位，是向中国正式、系统、大规模地介绍西方学术文化的第一人。他去世后，明万历皇帝因为他翻译《几何》有功，破例把他葬在北京西郊，就在今天车公庄大街的北京行政学院内。前几年上班我每天都要路过那里，利玛窦墓地傍边安葬着另外两位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利玛窦墓地被夷为平地，之后被修复。文革中，红卫兵命令3天之内拆毁利玛窦墓地，一位工作人员急中生智，建议将墓碑埋起来“永世不得翻身”，小将们接纳了建议，墓地得以幸存下来。1979年，在邓小平的批复下，墓地得以重修。

　　“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我非常同意历史学者余三乐先生的论点。传教士主观愿望是要传播教义，但许多人的确在客观上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像大卫神甫。因为在近代我们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外国人(尤其是近现代史)时，或多或少受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不够客观。比如斯坦因、斯文?赫定，甚至赫德。和传教士一样，他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于他们给予中国有益的部分，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大国心态：开放、包容、客观。因为开放，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更加客观。

　　今年是“中法文化年”，除了法国时尚、印象派和“法兰西巡逻兵”，中国人还应该记住大卫神甫这位法国传教士，他是中法文化交流最好的一个体现。本期主打文章就算为他“平反”。(说“平反”也许并不恰当，因为他没有被冤枉，只是受到长时间的冷落。这篇文章是对他最好的一个纪念。)

　　(编辑：思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