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本意是觅食，但它传播了花粉。”我非常同意历史学者余三乐先生的论点。传教士主观愿望是要传播教义，但许多人的确在客观上为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像大卫神甫。因为在近代我们有过一段屈辱的历史，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外国人(尤其是近现代史)时，或多或少受到民族情绪的影响，不够客观。比如斯坦因、斯文•赫定，甚至赫德。和传教士一样，他们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对于他们给予中国有益的部分，该肯定的还是要肯定。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我们应该提倡一种大国心态：开放、包容、客观。因为开放，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更加客观。

　　今年是“中法文化年”，除了法国时尚、印象派和“法兰西巡逻兵”，中国人还应该记住大卫神甫这位法国传教士，他是中法文化交流最好的一个体现。本期主打文章就算为他“平反”。(说“平反”也许并不恰当，因为他没有被冤枉，只是受到长时间的冷落。这篇文章是对他最好的一个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