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先生说过:“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耳边嘈杂怕吵，整天咕嘟着嘴又怕口臭。但更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避之唯恐或晚。”(《旅行》)

　　这是梁氏看法，马修先生更进一步说，出国游历的时候不要计较身边了，多注意自己吧，因为在外国人眼里，你和你的旅伴是一样的。

　　　　离不开“上海帮”

　　甫抵机场，朋友开车将我一把拉到了位于悉尼南郊的一栋公寓。公寓里已住上了8名中国留学生，当中有7位来自上海，还有一位是广东老乡。在澳大利亚生活，房租几乎是最大的一笔开销。出于分摊昂贵房租的考虑，许多留学生大都以集体户的方式聚居着。这所公寓套间有着一个大客厅外加3间大小不一的耳房。在我入住前，小的一间已住上了两人，大的那两间各住了3人，我“加盟”后挤进了较大的一间。所谓的“入住”，只不过是在铺着地毯的房间空地上摆下了一张折叠床，面壁而卧，仅容安身而已。如此一来，每月平摊到各人头上的月租大概是几十澳元，这对出国前背了一屁股债务、1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留学生来说，的确是省钱之道。但一所公寓套间里挤下了这么多人，像沙丁鱼罐头一般，这种情形仍不多见，从中也察出了上海人的精明。一个人漂泊异乡，最需要亲情乡情的慰藉，在可能的情况下，选择与老乡合住，彼此同声同气，可以借此排遣些许寂寞。像这些上海人，吴侬软语成了他们走在一起的情感纽带，平日关起门来，这里俨然一个“小上海”，而在节假日，还有许多上海老乡前来串门，颇为热闹，驱赶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寥。跟这么一大帮子的上海人朝夕相处是我始料未及的。然而，此时我已别无选择，这个地方是我在澳洲的朋友事先帮我张罗好的，床铺连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早在我到来前就已置备齐全，这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架势令这些上海室友都对我称羡不已。幸亏这些上海室友不算难相处。作为过来人，他们除了在生活上给我指点外，偶有聚餐，也会把我招呼上。在我抵澳后的第一个周末，室友们就带我出城去了。先上了教堂做礼拜，尔后，大伙齐去一家中国餐馆饮早茶。饮早茶已成了留学生不多的娱乐活动之一。他们对我笑说：阿拉上海人到了海外差不多被广东人给同化了。

　　中国还不好说“不”

　　那位广州老乡我们叫他彼得，也是从彼得那里打探到了一些“内幕消息”:这些室友全是“乌合之众”，之前素不相识，只是透过当中的一位二房东在外张贴的招租广告，大家才有缘凑在了一起。还听彼得说:在澳大利亚的4万留学生群体大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福建四地，其中上海留学生最多，占了一半。但上海人在当地的名声似乎不佳，原因是一些人将他们在国内的“聪明才智”在国外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据彼得说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在找工作时通常都要改换门庭，因为当地人士包括一些港台移民对大陆留学生带有偏见，在留学生中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北京人最牛，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坚称自个儿是北京人;广东人却往往把自己说成是香港人;福建来的说成是台湾人;而名声在外的上海人，不得不藏头掖尾，只好托称自己不是上海人。这说法大概不会是“空穴来风”，我后来在找工时亦曾碰到过相类的情形:在一家西餐厅，我向外国老板探询是否要请人，他说已请人了，是从台湾来的，说着往里一指，我抬眼望去，只见吧台里有一位黑黑瘦瘦的小青年，羞怯地低下头，躲着我的注视，从他的穿衣打扮和神情气质，一望而知是内地来的留学生。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戳穿对方的“西洋镜”，毕竟大家都是同胞，谋生不易。其实，不论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广东人福建人，在外国人眼里都是中国人，谁也脱不了干系。正唯其如此，这种说法在我听来更备感不是滋味，为同胞中的某些所为感到汗颜。在当地曾听说，在公共汽车站乱插队的，在地铁站逃票的，准是中国留学生。有的留学生租下当地人的房子，打了巨额的国际长途话费后，却溜之大吉;还有更刁钻的，有的留学生竟然打起了投币电话的主意，在硬币上钻个孔，用细绳穿上，待打完电话后，再将硬币吊起，连一个子儿也不用花出去……诸如此类的不光彩行径，无疑给中国人抹了黑。

　　至少还有你

　　这些上海室友中印象最深的是叶。我至今只知道他的姓，他也是这些室友中唯一以姓氏相告的。平日里大家都以英文名字互称，忌讳请教对方的真名实姓，这早成了留学生当中不成文的规矩。后来才弄明白，留学生中有的人身份已“黑”，这样做是为求自保。叶三十开外，面部线条坚硬，人偏瘦，有着极富穿透力的嗓音，但真正让我大吃一惊的却是他的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不灵便，他竟然是个残疾人！第一眼见到叶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残疾人怎么竟敢漂洋过海？当初是怎样蒙混过的体验关？他能在异邦生存下去吗？这些问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起初却不敢造次问他，毕竟这属个人隐私。有位传教士每逢周末都会到我们的公寓来布道，其他的室友大多借故走开，通常只有叶留了下来，我来了后他就把我拉上。我暗自揣测他的醉翁之意其实不在于信教，而是想借此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在这点上我佩服叶。有人赴澳就是为淘金而来的，哪里还会花上心思去学习外国语言？况且，在一个生活无着、漂泊无定的环境，要静下心来学习的确需要有过人的定力。看来叶已为未来作了长远打算——他原是上海一家公司的职员，已婚并育有一子，生活平淡，波澜不兴。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出国潮裹挟下，不满现状的他也动了出国的念头，东拼西凑了4万元的留学费迈出了国门。实在很难想象他当年何以有胆量做出这番破釜沉舟的举动，常人已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一旦落在一个残疾人瘦削的肩膀上，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去面对啊。

　　最后

　　想不到与这些上海室友的交往就在猝不及防的一刻戛然而止。一天，我正要出门，一些室友却神色慌张地将房门反锁上。原来是房东要前来兴师问罪，因为公寓里住的房客超出了合同订下的只住三四个人的数目。在讲究法律、照章行事的澳大利亚，留学生这种随意加人的做法无疑违反了合同。此刻，我出不了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还是第一天上班，要是因为迟到而弄丢了，怎么是好？叶意识到我的窘境，便出了个主意，让我从窗口跳出去。刚站稳，房东带着律师恰好赶到，将我堵在门口，不容分说逼我去敲门。室友见是我便开了门，房东乘机挤了进去，于是双方爆发了激烈的舌战。此时我感觉自己好像是带鬼子进村的“汉奸”，羞愧交加，拔腿就走。背后，听到一片嘈杂的争吵声，叶的声音最高亢。深夜，当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公寓，屋内像经过一场战事一样凌乱不堪。我的心一直往下沉，情知不妙。后来还是彼得悄悄告诉了我，房东已下了驱逐令，限我们第二天就搬走，树倒猢狲散，室友大多已借住别处去了。还听彼得说，我走后，双方吵得很凶，房东出言不逊，骂我们是“猪”、“垃圾”，差点干起仗来。我内心有点不安，觉得是自己将他们赶走的。以后，我再没见过叶，但叶带着坚毅表情的瘦削形象，却一直铭记于心。

　　叶，你在他乡还好吗？(文：马修)

　　(编辑：黛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