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 远

　　谋杀，“自由世界”的毒瘤

　　很少有国家像美国那样，每年都有两个重要节日是和两位著名政治领袖的被谋杀紧密相关的。林肯在国内战争中的勇敢沉着使他成为一位出色的国家领袖，而他在国家剧院里的遇刺则使他成为一位捍卫人权的英雄，他出生的那一天也因此后来成为美利坚民族的一个纪念日。另一位享有同等殊荣的则是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为纪念这位争取黑人平等自由权利的领袖，美国的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在美国历史上，死于枪下的总统并不止于林肯和肯尼迪，1881年第20任总统詹姆斯·迦菲尔德、1901年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莱同样销殒于突来的枪弹。与此同时，安德鲁·杰克逊、西奥多·罗斯福、杰拉尔德·福特、罗纳德·里根等，在他们担任总统期间，也都有过遭遇谋杀而大难不死的经历。

　　而最早被怀疑是政治谋杀的事件，则是享有盛誉的“刘易斯—克拉克远征军”的首领梅里韦瑟·刘易斯，在1809年担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期间于一家客栈中的意外死亡。这位美利坚民族缔造者之一、“民主之父”托马斯·杰弗逊的密友和私人秘书，当时正赶往华盛顿，准备为政敌指控他在领土问题上处理失当进行辩解，却永远地把他的生命遗失在了路边所投宿的旅馆中。店主约翰·格里纳夫妇在当夜听到了他所居住的房间里曾传出模模糊糊的谈话声，并在黎明时分听到了一声枪响。自杀？还是他杀？这一案件至今成谜。一个流传很广的推测是，很可能是这位州长的政敌害怕他控告他们的贪污和诬陷，因此乘他去华盛顿之际秘密将他在路上谋杀，以便掠取他的账本，消灭罪证。

　　谋杀是一种社会行为，但这种社会行为一旦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意味。的确，发生于美国的那些政治谋杀事件，正完好地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自身特色，也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成长历程。

　　美利坚民族200余年的成长史并非一帆风顺，它有过与外部世界的战争，有过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国家分裂危险，也有过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彼此敌对所引发的国内危机。在美国历史的每一个阶段，这个国家和民族都曾面临过严重的内外问题，而政治谋杀，正是这些内外问题爆发到顶点时的一种展现。也正是因为有政治家的被杀，美国社会才对自身政治文化中的那些丑陋阴暗面不断进行了反思，并不断弃恶从善，优化了这个新生民族的政治文化系统。

　　　　谋杀的理由

　　大致说来，在美利坚民族的成长中，以下这些冲突和矛盾，曾一度或者长期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那些历历可数的政治谋杀案件，也大都与它们有关。

　　A.阶级对立。在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美国社会也经历过财富向大资本家、大工业家、大财团集中的过程，社会的贫富严重分化，不仅导致了南北战争，也导致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工人、农民、城市无产者等弱势群体，掀起了激烈而持久的反对垄断和剥削的阶级斗争。1901年麦金利总统的被杀，即与当时美国社会高度紧张的阶级对立密切相关，行刺者利昂·乔尔戈斯在被执行死刑时十分平静，他一再申明了他这样做的缘由:“我杀死总统是因为他是善良的劳动人民的敌人，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痛心和后悔。”

　　B.利益集团矛盾。美国建国以来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如同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所感叹的那样，一个新的利益团体——军工联合体已在美国形成，并已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正在对美国政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对肯尼迪遇刺的说法之一，就是他在古巴、越南问题上的政策，侵犯了军工联合体的利益，后者因此伙同其他对肯尼迪心怀不满的人和组织，联手导演了对总统的谋杀。

　　C.宗教不相容。美国是一个宗教化国度，当年大批欧洲人移民北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求宗教自由。但移居到北美的欧洲人后代并没有完全解决他们欧洲祖先在宗教上的争端，美利坚民族自其建国起，就面对了多种宗教相互斗争的局面。最为激烈的当属新教与天主教的冲突，这两者的信众在美国分别列居第一和第二位，由于教规教义的差异，两者之间的不和始终没有解决。突出如1960年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他所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占美国人口大多数的基督教新教徒们的反天主教偏见。身为天主教徒的肯尼迪虽然其时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难题，但他拉拢美国犹太人的做法却又得罪了美国内外的穆斯林信众，其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的遇刺，动手者即为一位来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教信仰者。

　　D.党派争斗。在200多年的历程中，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曾“多党并存”，各种党派之间也曾有过你死我活的斗争。在19世纪上半叶，辉格党、民主党、自由土地党、共和党等等都共聚于北美一地，甚至还出现过一个以反对罗马天主教和外国移民为主要目标的神秘团体，因他们回答别人询问的口头禅是“我一无所知”而被称为“一无所知党”。而在20世纪，美洲党、社会党、共产党、农工劳动党、禁酒党都曾现身于美利坚民族的生命历程。这些党派为利益为权力也经常势不两立，杰克逊的被刺据说就与辉格党人与他的过节有关。

　　F.黑社会组织介入政治权力。几乎哪一个国家都有黑社会组织，几乎哪一个国家的黑社会组织都会与现实政治扯上这样那样的联系，在这点上，美国社会也不例外。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三K党、意大利来的黑手党、犹太人的秘密帮会、还有黑人暴力帮派，这些黑社会组织都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它们相互斗争，又与“白道”相通一气，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深刻影响。在肯尼迪兄弟谋杀案的背后，人们就感受到了黑手党的阴影。

　　当然以上这一切因素都不及种群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200余年前华盛顿、杰弗逊、汉密尔顿所建立起来的新生北美国家，本身就是建筑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基础上，正如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们指出来的那样，这个新生的国家其实还是一个“少数人的国度”，它所维护的只不过是大资本家、大种植园主的利益，而对其他阶层和族群一直居高而视。基于是，有色人种与“高等白人”之间的权利斗争一直贯穿于了美国历史中。在美国内战之后，黑人的反抗虽然更多采用消极抗议的形式，但始终没有停息。仅1900年至1949年间，美国各地就发生33起较大规模的种族骚乱，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曾被卷入。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反战运动的带动和黑人权利意识的觉醒，黑人民权运动更是气势磅礴，不可遏止。这也才有马丁·路德·金的被谋杀。

　　黑人的觉醒及其政治地位提高，使得白人种族主义思想及其政治组织备受刺激，在黑人的反抗如火如荼展开之时，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也变得更加刺眼。这一点在美国南方尤甚。白人种族主义的最常见组织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三K党及其活动。三K党在其党魁“我们要武装起来”的号召下，在许多城镇建立秘密军事训练基地，通过非法经营筹措大量经费购买武器，强化训练党徒，其势力甚至渗透进入军队，并接二连三在公众场合制造了数百起暴力流血事件。

　　进入21世纪，如三K党这样的种族主义组织，并没有随时间推移而消亡，相反，新近的民意调查还表明，今天，三K党在美国竟然还在赢得10%以上美国人的“好感”，这已经明显超过了20世纪60年代的比例。由于和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K党这个老牌凶魔，深深植根于美国社会中，至今仍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这个组织的根基。

　　　　美利坚成长史中暗藏谋杀的酵母

　　当1865年约翰·威尔克斯·蒲斯突然举枪对准正在剧院中看戏的亚伯拉罕·林肯，当1968年詹姆斯·厄尔·雷用杀人武器死死瞄住正在旅馆阳台上的马丁·路德·金，正如后来的审讯和专家们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在致万人景仰的国家巨人于死地的那一刻，他们都并没有感觉到胆怯，相反却似乎还理直气壮。他们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因为他们是在“伸张正义”。

　　杀人者自会有杀人的理由，而这些理由，在他们眼中甚至还会充满了正当性，是代表了真理、进步和理想、信念。在通常情况下，这往往也是谋杀发生的一个重要精神心理前提。不过，值得提出来的是，因信仰而实施政治谋杀，在以新教为主的美利坚国度，实际上有着更深厚的思想基础。

　　大概应该这样来说，从外在的政治意识看，美利坚民族并不天然倾向于认可政治谋杀，像任何正常的民族一样，他们也会痛恶反动的谋杀活动。但与此同时，在由浓重的宗教信仰所建筑起来的美利坚民族的精神状态，及由这种精神状态所培植的政治文化中，事实上又暗藏了政治谋杀发生的酵母。

　　就像自伊拉克战争发生前后以来，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发现的那样，深受新教影响的美利坚民族，实际上在其精神状态上，向久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这导致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表现出摩尼教式的思维方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义，就是邪恶;光明与正义，和黑暗与邪恶势不两立，正义者的使命就是不断与邪恶作斗争，直到“消灭所有邪恶”。

　　一个民族是如何建国的，一个民族就可能如何信仰。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从其历史源流来看，都与移民北美的白人杀戮印第安人密切关联，也正是部分地在对不信仰“上帝”的印第安人的非人想象和屠杀中，美利坚民族才一步步确定起了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归属，建立起来了对于自身历史的神话叙述。从1607年在弗吉尼亚的潮汐地带与印第安人第一次发生战斗起始，一直到1890年在南达科他的伤膝地带进行最后一场大屠杀为迄，美利坚对印第安人的战争贯穿了300年之久，它业已构成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惨绝人寰的一场大杀戮。美利坚民族心灵是在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中塑造的，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理查德·马克斯威尔·布朗教授总结说:“可能没有别的因素比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美国人的性格形成上产生更加残暴化的影响了！”

　　对印第安人的屠杀与美利坚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信仰上帝的人是文明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是野蛮的，野蛮人不是人，因此，从肉体上予以消灭就等同于宰杀野兽，就不需要为此背上任何道德负担。将这一心理机制再往前推进，如果一个民族认定自身的杀人经历乃至其他任何选择都是正当的，那么，当这种经历绝对化，并不断重新体验便绝对必要。这种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尤其表现在了美国的海外谋杀活动中，在冷战期间，它曾经肆无忌惮，无所不用其极。但美国的政治精英并不以为非。这一点上，它与美国动辄发动对外战争其实遵循了同样的道理。只要认为敌人是邪恶的，那么，与之战争，甚至“先发制人”，置对方于死地，都是“正义的”。政治谋杀因此如美国所发动的对外战争一样，经常染上道义色彩，不过与战争不同，后者为明，前者为暗。

　　(编辑：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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