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零点1+1”电台还是《人之初》杂志，其最初的宗旨都在于扭转传统观念，进行一次性知识上的“开启民智”。就像当年遇到同样的困惑一样，它们今天在面对一系列无法绕开的新问题上，仍然有着同样的尴尬。要修成一部性爱宝典，至少在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可能。

　　文/毛译敏 陈漠

　　什么让我们了解了性，什么改变了我们的性？放在二十年前，是计划生育指导、是出阁前的“压箱底”、是母亲欲言又止的低声教诲。而这十余年来，让我们的性观念一夜成熟的，包括杂志，比如《家庭医生》和《人之初》；包括电台，比如“零点1＋1”；包括性学专著，比如《海蒂性学报告》和《金赛性学报告》；包括研究所，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性科学研究所和中山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所；包括博物馆，比如刘达临的性博物馆；包括影像，比如黄真真的纪录片《女人那话儿》和美国HBO剧集《性与城市》……

　　在这些媒介的指引下，我们的性科学知识开始懂得更多走得更远，而良好的性观念，还正是一个亟待培育、解决提高的问题。我们走过了封锁而荒唐的昨天，走到了开放而迷惘的今天，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自由而快乐的明天？

　　零点1+1电台 潜行在午夜的性

　　昨天 以为分子运动能怀孕

　　拿杨滨的话来说，“零点1+1”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993年，在北方贾平凹的《废都》刚刚出版就被当作“禁书”；而在南方，广州电台深夜11点的性教育节目“零点1+1”引起了更大的轰动。“当时几乎所有的知名媒体都报道过我们，不管是广州还是国内其他大城市的人们都在议论零点1+1。”该节目的常年主持人杨滨回忆着，又补充了一句：“我们男主持人都无所谓了，最多被朋友调侃几句；而女主持人却被人非议，甚至骚扰。也有人写信到电台向女主持人求爱，因为性话题在当时，实在是太有轰动效应了。”

　　11年前的“零点1+1”，尽管被一些卫道士认为是“黄色电台”，其实听众来电讨论的却不过是一些最简单的生理卫生、两性身体结构或优生优育的问题。有一个真实的“笑话”人人皆知：一位听众询问专家为何他结婚两年都没小孩，专家主持先问他是否有影响生育的病症。对方答：“没有呀，天天睡在一起，我们也没有什么病。”专家听完觉得很奇怪，接着对方又问道：“夫妻生活是不是两人睡一起，通过肌肤的接触，有了分子运动就会有小孩？”而这位以为“分子运动能怀孕”的听众竟然是广州某高校化学系的研究生导师。事过11年，杨滨说起此事还忍不住感慨：“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状况，即使身为高学历者，在性方面却是这样的无知。”

　　今天 关心性感觉的营造

　　然而，今天的社会公众对“性”这个话题的认识，已不再和11年前同日而语。杨滨说：“10年前人们的提问大多停留在关于两性生理结构的一些初级问题上；而今天的问题更多地集中在一些深层次的性心理、性技巧上。有部分问题会涉及到一些边缘化的问题，比如同性恋、性幻想等等；10年前人们的问题相对集中，10年后则有了更多的细分，比如男人比较在乎实际操作，而女人多数更关心感觉的营造。有一个显著的趋势是，当年多数咨询者是已婚人士和高学历者；而今天听众更趋年轻化和低学历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原因是今天高学历者能通过更多途径认识性，比如网络、电视台(香港有专门的深夜成人频道)、时尚杂志(很多生活类杂志有专门指导两性技巧的栏目)，甚至包括谈资，如今性话题在熟识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群体)中，也不是什么需要回避的话题了。从这个角度讲，人们获得性教育的渠道多了，因此听众受性教育的年龄在低龄化，同时也在低学历化。

　　在低龄化的听众里，杨滨还发现了许多年轻人今天对待性的开放、平和以及探索的态度是10年前的听众所不具备的。“我有一个听众，今年21岁，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来信探讨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在性中很容易进入状态，但女人却很慢？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女人也更快地进入状态？从这个问题讲，今天的女性比任何时候都更关注性带给自己的快乐，她们是主动的，并且也是理智的。她甚至在来信中提到一个观点，身体之间的交往(即性交往)也是人与人之间一种交往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是更深层次的。对于一夜情、多人交往、同性恋等等从前认为是罪恶的话题，今天的听众也更容易用开放的心态交给媒体探讨。”杨滨接着补充说，“可以说对于性，他们是心态最平和、选择最多元化。然而有一个新的问题是，我发现10多年前许多人是因为没有性而对自己身体结构不了解；今天有些年轻人却是有性，但仍然对自己身体不了解，特别是一些小女孩。从这点上讲，针对低龄化听众的性教育尤其重要。”

　　《人之初》杂志 计划生育下的性学启蒙

　　昨天 性知识的开启民智

　　14年前，我国唯一的性指导专业杂志《人之初》上讨论的话题是：“手淫到底是不是一种罪恶？”现在的人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嗤之以鼻，甚至把这当作段子，而在14年前，这个简单幼稚的问题却足以让绝大多数人背负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为什么《人之初》诞生在广东？《人之初》的陈义平总编和几位元老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仍然可以用感慨万千来形容。从1980年代末起，广东省计划生育部门就与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一个半官方色彩的性指导机构——有着良好的交流。当时我国内地性指导工作基本就是计划生育，工作内容也只是几个数字指标的目标性管理，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规范的性指导工作给了广东省计生部门很大的启发。筹办一本性指导杂志，将数字管理转变成服务，提上了日程。当时，香港亚洲电视台有个性指导栏目叫做《性本善》，借着这句话，1990年2月，一本定名为《人之初》的性指导专业杂志出世。

　　《人之初》的创刊号封面是一个小男孩拉开裤子让一个小女孩看：这幅画在1990年代中期成为了几乎每个中国家庭客厅里的装饰画。《人口纵横》、《计划生育研究》、《婚恋误区》等栏目的设置，也可以看出深深的计划生育痕迹。第一采编部主任黄晓德回忆，当初的编辑人员并没有觉得办这本刊物有多“刺激”，连“性指导”这个名词都很少有人提起，“计划生育部门主管主办，就是一本计划生育刊物”。

　　即便如此，《人之初》创刊号发行的10万册一上市立刻被人们抢购一空。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性指导的举措，上海性教育协会阮方斌所著的《性知识手册》曾达到发行70万册的惊人数量，但这些计划生育管道对非婚育人口的事前指导则鞭长莫及，当时人们对性的无知到了可笑的地步。读者急切想得到解答的问题中居然还包括“接吻会不会怀孕”这样的幼稚问题。陈义平总编对这一时期定义为“启蒙阶段”，《人之初》最初的宗旨也在于扭转传统观念，进行一次性知识上的“开启民智”。

　　征文一直是这本杂志跟读者沟通的重要途径。1994年，《人之初》首次开办征文活动，题为“我的避孕史”。国民的参与热情完全超出了编辑人员的预期，面对5000多封来信，第二采编部主任雷静波感慨不已：“民众有了基本性知识之后的问题是：缺乏沟通的渠道，大家都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也就无法确定自己经验的对错。”刊登出来的征文反映了国民最真实的性经历，敢于公开谈论自己的性经历、引导国民对性的再认识成为这次征文最大的功劳。《人之初》为征文设立了5000元的大奖，可领奖者却声称是代人领奖，并在领奖后迅速消失，让意图作连续报道的编辑们无可奈何。这让《人之初》认识到，对于性问题，那还是一个只能做不能说的时代。

　　今天 虚假繁荣的性现象

　　时光荏苒，如今的社会现象和媒体热炒的文艺作品已让“性”成为了一个公众话题。1995年，《人之初》开办“我的婚姻史”征文；1996年，“有情人难成眷属”征文；1997年，“计划生育与我”征文；和这几次总是拿“婚姻”和“计划生育”来绕着弯说事的情况不同的是，到了2004年，征文的主题终于直奔性爱——“我的性爱难以言说”，从这个小小插曲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国民性意识的循序渐进。

　　但《人之初》下属的《成长》杂志执行主编魏宏岭对这一现象的评价却是：“虚假繁荣的性现象。”魏宏岭是潘绥铭的学生，他对目前青少年的性教育现状有着自己的看法：“性是一个综合体系，包括了性心理发育、异性关系处理等多方面的内容。道德、人格、感情等诸多支持系统的结合，才是完整的性教育。单讲生理卫生知识效果不大。”

　　黄效德则对当下“性的商品化、生理化”倾向表示担忧。黄效德认为时下众多时尚杂志只讲快感、单纯传授性技巧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的“物化”，对性就仿佛在追求使用效果。“传递内心感受，揭示性心理深处的痕迹，才是性最动人的地方。”黄效德说。但目前我国的性教育不提倡宣讲性心理和性技巧，顶着计生帽子的《人之初》，角色有些尴尬。

　　(编辑：琪琪)

　　点击查看文化每日超强人气排行榜，更多精彩尽在新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