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中国人对性的平和态度丧失了，在经历了畸形时代的性贫困之后，资讯时代的来临则加剧了媒体对性话题日益抓狂的爆炒，这在很大程度上从另一个角度遮蔽了性的本意，也使性变得庸俗化。

　　文/默非

　　如今关于性话题的兴奋和泛滥，让我们很容易想起2200多年前的孔子曾经说过“食色性也”——对照如今媒体对性的大惊小怪和哗众取宠，便觉得孔子很自然、很坦诚，也很可爱。他的这句大实话，把很多龌龊的纠缠、很多无谓且无味的担忧消弭于无形。毕竟，性，不过是件像吃饭一样的平常事。

　　新闻纸的特色之一，便是要做些哗众取宠的事，来吸引眼球。既曰“哗众取宠”，便肯定是“人咬狗”之类绝少发生的事；因为有眼球效应，顾代有效仿之人，只是陷入效颦之境地，读者便提不起精神，新闻纸也就懒得理了。

　　性之一事，原本有些神秘得有趣，便如李渔所说“于这种枕席之间狎戏之乐中，还生得出儿子”。神秘而有趣的事情，自然便是最吸引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如今“生出儿子”这种事虽然不再神秘，但科学却仍旧未能解释荷尔蒙，未能解释荷尔蒙作祟下的欲望，便仍旧是有趣的。关于有趣的事，那些以提供谈资为吸引眼球方式的传媒，自然趋之若鹜，这原也无可厚非，只需要提醒读者：不要再把传媒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尊来看，甚至不必把传媒作为道德标准来看，只把谈资也作为一种商品买了读，便万事大吉。

　　我们习惯的传媒本是高高在上的，记者的笔头下或老编的版面上，无形中便有一种尊严和权威。盖因人们相信传媒的特性：真实和及时，以及掌握媒体话语权的权威本身。至于“真实”和“真实的全部”这个在法律上的常用语汇正在困扰着媒体的从业人员，就不足为外人道了——没有人能够做到“真实的全部”，而媒体也不能为“真实的全部”而放弃及时的新闻。

　　此外人们常常忽略传媒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是要卖给读者的，而卖给读者的商品如果连篇累牍的无趣，自然就卖不出去，于是只好找些惊世骇俗的有趣事来吸引眼球，性便是屡试不爽的法宝。至于以何种角度去报道何种性事，媒体的定位各有不同，便如最低级的一种，也可为张大民之流取其化验的精液一用。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如今的传播方式早就不是皇帝的御批，只此一份，需要在皇史晟存档。话语权被网络和发达的媒体“下放”到每个人手中，于是传媒所报道的，虽然仍旧有权威的力量和声音，但却也多了些只能代表自己一个人的想法和观点。对于某个人的个人行为和观点，只要不抵触法律，不伤害到别人，便随他去好了。

　　莎士比亚说“我们都将随着岁月的流失走向芸芸众生”。性和情，人皆不可少，但也并非因为人皆有之，便可谓“性情中人”。好在平常人不需要具备大性情，柴米油盐中的夫妻生活，有性，也有情，性情相协，便是幸福人生。

　　把性与情分开来解读，古已有之，不过那是男人和某一特定身份的女人的特权，比如说妓女。男人狎妓，是正常现象，偷情，就不如狎妓来得冠冕堂皇；妓女卖身，世人下贱之，然卖身的妓女一旦有了情事，被世人唏嘘赞叹之余，又往往被讥谤为害人不浅。可见大家都晓得性情结合是件好东西，只是性易有，情却难以为继，且果真有大性情，却是件于世有害的事。因为性情一旦结合，所产生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都是巨大的。对于女人来说，生活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名利事业可以开解，所能够经营的，无非感情，害的，就是一条命。而对于男人来说，因有名利事业，害的就是江山社稷或仕途经济。所谓“英雄与美人均不许人间见白头”，多少便有些这样的意味在里面——下场不好，却不妨留给世人一个美丽的传说。

　　读明末清初和清末的那两段历史，里面与性与情相关的故事虽多，但有真性情的，却仍旧少。其中女人又比男人多些，不过下场全都不好。下场不好，不全赖性情作祟，也不止这些性情中人，不过因其有关性情事，且多下场凄凉，而被流传记载而已。

　　复社的名士以与秦淮河的名妓结合而名士风流，不过名士虽然风流，却未必便有真性情——侯方域舍李香君血溅桃花扇，龚鼎孽投降清君托辞“自杀，小妾不肯”，柳如是有心殉国，钱谦益以“复明”来虚与委蛇……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则把令之动心且对其深情一片的女人拱手让人，作为打通官场的进身之阶，此等“贩卖性情”的做法，最是无耻，但却最被男人所推崇，谓之“舍得”。中国人是不推崇“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同样也不推崇大性情——那是摆在诗书中的成人童话，可以远观，可以亵玩，却不可以身试之。

　　不过还好，平常人固然不需要有大性情，却可以有性也可以有情，性情相协，便是美满生活。如沈复的《浮生六记》，便是这种平常人的幸福生活。沈三白可以得名士之名，赖此文颇多，后世对之的推崇，也皆因此种性情相协的美满，其实便是我们对幸福生活的最普遍追求之一。而这种美满，从来都不少，只是平常事，新闻纸懒得理，而平常人中有沈复之才情者，又少些罢了。

　　(编辑：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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