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来这部影片一直是巴西各大杂志的重要谈资，若干重要杂志的封面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切·格瓦拉头像，配以巨大的标题：《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偶像还是切？》、《切：人的激情还是革命的激情？》、《回到真实的切：从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开始》。我一直很喜欢切，但是，也一直非常警惕把对切·格瓦拉的崇拜变成商品拜物教的变体，因此，在进入影院之前我不停地提醒自己：不要盲从，不要随便叫好。但看完之后，我还是止不住地对身边的几个巴西文艺哥儿们说：牛逼，实在是牛逼。

　　《摩托日记》记叙的是1952年23岁的切和一个跟他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学医的铁哥儿们游荡整个南美洲的经历。对于年近30的切的哥儿们(跟我同岁！)来说，这是一次青春的祭礼，他不想在无聊中老去，只想在安第斯的崇山峻岭中壮烈地进入中年(我何尝没有这样想过……)。对于切来说，则纯粹是一次对中产阶级成长规则的逃避：他只想远离教室、课堂和考试。他们骑着一辆1939年产的名叫的La Poderosa(威猛)的破旧摩托车，带着日记本和马黛茶从安然闲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身无分文地上路了。出发时，切的哥儿们将自己比作唐吉诃德，把La Poderosa比成“驽骍难得”，暗示出这部影片拥有“反骑士风格”的潜文本。的确如此，虽然这部影片由于南美大陆耀眼夺目的风景而貌似公路风光片、流浪汉小说、垮掉一代传奇，但它却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成长小说、一部与传奇无关的脆弱青年教育诗。

　　出发时的切是一个典型的忧郁青年：胆怯、紧张、迷惘、渴望性爱但却总是得不到。一路上的遭遇促使切的内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尤其是在La Poderosa在智利的山间被奶牛撞得死翘翘以后。在摩托毁掉之前，切还非常之“文艺”，一路背诵洛尔卡、聂鲁达的诗句。没有了摩托车，切和他的哥儿们只能像服苦役一般，在安第斯山中从智利步行到秘鲁。他们路上所碰见的人全都是活不下去了的矿工、贫穷无望的印第安土著，这些底层的“幽灵”一次又一次使切的内心强大起来。在秘鲁和哥伦比亚交界的亚马孙丛林里，切初露“红色基督”的端倪，运用自己的医术在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里照顾那些按照福柯所说被世人从“理性的世界”隐喻性地“清理”出去的人们。最后，他们来到了计划中的目的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在那里，切的哥儿们留下来找了一份工作，切则坐上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飞机——但返回时的切已经不是原来的切，他注定要在不久后的将来做出改变自己生活的决定。

　　《摩托日记》在今年的戛纳什么奖项也没捞到。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拉美人民都爱看。

　　观影日记之二：红色大片《奥尔加》

　　2004年8月1日，巴西利亚，晴。

　　从半年前开始，我每次去Cinemark影院看电影的时候，都要遭到本土大片《奥尔加》(Olga)预告片的轮番轰炸。《奥尔加》算是今年巴西市场推广力度最大的国产片了，在8月底正式公映前，全国各地的电视、平面媒体、户外媒体上都是女主角奥尔加光着头一脸苦难和正气的广告，原著也被再版，配合电影的市场攻势大力发行。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同名原著的内容，觉得还比较有意思：德国犹太女共产党员奥尔加因为在魏玛时期的德意志领导革命暴动比较出色，被组织上派到苏联学习深造，在那里，她接受了一个任务，假装夫妻护送巴西进步青年卡洛斯回巴西组织革命。路上两人假戏真做，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并很快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巴西的革命形势非常残酷，共产党人遭到了反动当局的无情杀戮，身怀六甲的奥尔加先被逮捕，而后被冷酷的巴西当局遣返回犹太人正遭受灭顶之灾的德国。在集中营里，奥尔加生下了一个女儿，卡洛斯的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把婴儿救出了集中营，却未能救出奥尔加。最后，她和千千万万二战时期不幸的犹太人一样，在毒气室死去。

　　作为一个坚定不移的左翼青年，我对这一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加工的故事非常感兴趣。聪明的广告商在户外广告上直接把该片最抢眼的几个“意义要素”用简洁的符号组合了起来：古希腊文化中代表女性的符号、犹太人的六角符号、镰刀斧头交错的共产主义符号和巴西的黄绿国旗。的确，女性、革命、战争、集中营、身体暴力、国际性、历史感，凭这些要素按说绝对能够编织出一部在欧洲各电影节上比较抢眼的商业文艺片，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看了该片的首映式之后，不得不对它产生了极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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