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影片最失败的地方在于导演根本不理解在“红色三十年代”“革命”二字的真正魅力及其复杂性，完全是站在一个外围的猎奇立场上把革命者当做西部片里的牛仔一样来模式化、标签化，革命者的内心世界在导演的视野里完全是机械的甚至是幼稚的，他们似乎只是莫名其妙地有一种叫做坚定的本能。尤其不能忍受的是，片中恶俗的性爱场面完全展示出导演对革命之“浪漫性”的不切实际的臆想，暴露出该片在历史深度和人性深度上的苍白，这一点颇像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一度盛行的“革命加恋爱”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公 式。另外，该片几乎把我最喜欢的音乐——《国际歌》——完全毁了，不加斟酌地配合滥情的棕色色调，在任何场景中以多种节奏的抒情变奏胡乱使用，令人郁闷到了极点。

　　在巴西，这种以低劣的“红色叙述”对革命符号进行商业开发的趋向其实大有原因。巴西在多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对“革命”二字完全是谈虎色变，人们对“红色历史”的认识几乎等于零，现在，他们急切希望补上一课，了解一下那些以往被视为“非法”的历史资源。于是，众多的文化产品制造商瞄准了这一市场需求，为他们炮制“红色大餐”。不过，由于大多数制作者自己缺乏对这一历史资源的深入体认，这些“红色大餐”往往只能成为毫无营养的快餐。

　　观影日记之三：比尔是如何在巴西被杀死的

　　2004年9月7日，巴西利亚，晴。

　　本月巴西全国的商业院线齐刷刷地在公映昆廷·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这部影片在巴西红得匪夷所思，半年前《杀死比尔1》的票房收入已经创下本国票房史上的奇观，这次《杀死比尔2》的来头比第一部还猛，除了到处都是乌玛·瑟曼持剑的广告之外，看了第一部的人对此片口口相传的赞誉与期待，也是此片增温的一个重要因素。

　　看这部片子的人多半是冲着中国功夫去的。中国功夫在巴西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据统计，巴西是南美洲拥有传授中国功夫的武馆、武校最多的国家，任何一个不管有没有中国人居住的小城市都有人在那里教“黑虎掏心”、“白鹤亮翅“等三脚猫功夫。在大学里，武术更是一门喜闻乐见的运动，我所在的巴西利亚大学，太极拳、长拳都是最受欢迎的体育选修课。武术的大行其道把汉语教学也纳入了它的“产业链”之中，我有无数个学生学习汉语的动机，就是为了搞清楚怎样正确地读“螳螂拳”、“醉拳”等拳法名称。

　　上周五《杀死比尔2》首映，我和几个中国朋友特地提前了几个小时来到Pier21影院，却无比痛苦地发现排队买票的人多到了令人撕心裂肺的地步。排队的时候，我发现本城几个知名华人武师座下的弟子像是来开会一样聚齐了，北翼的一个武术学校的学生更是倾巢出动，蛇行的队伍一直从售票窗口延伸到地下停车场。如果比尔此时来到这里，他用不着被乌玛·瑟曼杀死，直接就被巴西的无数爱好者们活生生地挤死了。

　　买到票走进放映厅的时候，因为坐满了人，我被迫坐在最后一排犄角处一对巴西情侣的左边，前面是几个日裔巴西人，右边则是几个既看不懂葡语字幕、又听不懂英文对白、仅仅因为听说此片在中国拍摄过就破天荒前来电影院一解乡愁的同胞。电影刚开始的时候，我左边那对巴西情侣和巴西任何一处公共场所里的情侣一样，毫无顾忌地狂拥热吻，弄得我看电影的时候眼球直往左边偏，都快变成比目鱼了。没多久，乌玛·瑟曼开始操练中国功夫，那对连体情侣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分开，慢慢地忘了对方的存在，变成了目瞪口呆的傻子，嘴里偶尔发出一些毫无意义的感叹词，男的甚至开始模仿片子里的动作拍打前排的椅子背。我右边那几个同胞好不容易等到有中国人出场的情节了，却发现那个白眉大师说的是粤语，大呼上当。过一会儿，最富戏剧性的“现场艺术”开始了，当白眉大师表达了对日本人的厌恶和蔑视之后，我前面的几个鬼子后裔顿时愤然起身离席，走至出口的时候，突然大声号召场内的全部日本后裔罢看这部被他们称为大有“中美两国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歧视日本民族”的电影。结果，场内的中国人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呢，广大的巴西观众都觉得愉快的观影受到了极其无聊的干扰，纷纷用矿泉水瓶子、爆米花、冰激凌勺子投掷这群激愤的日裔哥儿们，使得场内秩序一片混乱。比尔如果来到了这里，即使侥幸在售票厅没被挤死，也会被矿泉水瓶子活活砸死……

　　观影日记之四：部长的儿子拍草根电影

　　2005年1月4日，巴西利亚，阴。

　　在巴西的最后几天里，我激进的左翼学生马尔赛罗介绍我看了一部非常独特的巴西国产电影——《云中路》(O Caminho das Nuvens)。这部电影2003年制作完毕，是90年代之后巴西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o)电影浪潮中最新的一道冲击波。不同于其他关注暴力横生的贫民窟、正面聚焦苦难新现实的新马克思主义电影，这部影片略带温情地讲述了一个看似没有冲突、没有血泪的草根故事：一户草根之家从贫困的东北地区骑车3200公里前往里约找工作的“轻松”的家庭之旅。

　　巴西是一个地域经济差别比阶级差别还要吓人的第三世界大国，幅员辽阔的东北部地区，尤其是影片主人公罗茂所在的帕拉依巴州，近代以来一直以赤贫和高失业率而著称。那里的人在成年之后大部分只有一条求生之路：坐上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到圣保罗或者里约去碰运气，运气不好的话，就窝在贫民窟里了此余生，再也不回故土。罗茂一家穷到了甚至连廉价的长途汽车票都买不起的地步，他们只好选择了几辆行将报废的自行车运载他们的求生之梦：罗茂和妻子带着6个大小不一的孩子就这样上路了。按照一般“公路片”的逻辑，《云中路》应该讲述途中的传奇见闻、古怪轶事，抖出无数包袱。但是这部影片却令人意外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成员内部细腻的情感变化上，借夫妻、父子之间冲突与理解的轻喜剧来承载沉重的“求生意志”。不过，让人觉得遗憾的是，虽然该片的摄影、剪辑、配乐丝毫不亚于《上帝之城》，但导演为这个故事安排了一个过于搞笑的结局：罗茂一家都找到了工作，大儿子当上了建筑民工，其他人都在里约基督山上兜售旅游纪念品。这使得“含泪的微笑”多少变成了与草根无关的无厘头。

　　当马尔赛罗告诉我该片导演的背景之后，我着实有些吃惊。该片的导演维森特·阿莫林居然是巴西人民最喜爱的国家公务员、外交部部长塞尔索·阿莫林的儿子。阿莫林因为推行对美国的强硬政策、逐步强化巴西在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地位而成为卢拉政府中声望最高的官员，相信他的名字国内的媒体也不会陌生，因为正是他来回穿针引线促成了去年的中巴高层互访。维森特·阿莫林因为立志要做一个独立电影人而和父亲闹了些别扭，最后老阿莫林还是理解了儿子，对他在文化界内的一切作为不闻不问，只表示默默的支持。维森特像一个普通的北影厂门口的没谱青年一样在巴西电影圈里独自摸爬滚打，终于混出息了。《云中路》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但因为坚持走独立制片路线，《云中路》虽然在业界好评一片，但发行状况很不理想。有人问维森特想没想过要部长老爸出面摆平一下发行的事情，维森特说：“如果那样，我趁早别做电影了，他也趁早别从政了。”回想一下我国去年著名的“妞妞事件”，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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