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于无聊:不要再猜“五个经济学家”到底是谁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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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sina.com.cn 2006/01/16 20:21 南方日报 | ||
作者:田东江 去年岁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一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引起了轩然大波。丁教授随后在接受访问时说,他的话被媒体曲解成“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被撒了“胡椒”,“让别人老远就能受刺激打喷嚏,跑过来看”。媒体好像对此并不计较,干脆再代为归纳了“5个”论。 有人说,这句话可列为2005年最为经典的语句之一,或许可能吧;但是放到历史的长河去考量,这种类似于“×个”论的用法,却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建安七子”,现在我们都认为说的是东汉献帝建安时期除曹操父子之外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但那是曹丕的观点,丕曰:“今之文人,……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典论·论文》)同时期的祢衡就不表示认同,他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也就是说,在“建安七子”中,他只瞧得起孔融,那六位,还不如杨修——在曹操面前耍小聪明丢了性命的那位。二人的观点究竟如何,是文学家论证的事;但二人讲话的口吻如果套用丁学良教授的句式,曹丕就等于在说:“中国合格的(或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最多不超过7个”;祢衡则抬杠说只有两个。 类似的例子举起来,那是不得了的。宋朝张知甫的《可书》记载了沈晦的“3个”论:“自古及今,天下秀才只有三个。孔大头一个,王安石、苏轼合一个,和晦乃三个也。”孔大头,大约是指孔夫子吧,相传孔子的额头超大。《宋史》说沈晦“胆气过人,不能尽循法度,贫时尤甚”,确实如此。与孔圣人并列、安石东坡加在一起才抵得上自己,不仅胆量惊人,而且脸皮极厚,可以说厚颜无耻。沈晦是什么人呢?不过是宋徽宗时的一个状元而已。《宋史》还说他“当官才具,亦不可掩”,可见如果徽宗朝评“当朝真正意义上的官僚”有多少个,他凑个数还差不多。秀才,自诩耳,以为有张文凭就可以沾边了,沈晦这“3个”论,跟说梦话没什么两样。 《癸辛杂识》里记载了河间府有位卖烧饼的人,持的是“1个”论。别看他卖烧饼,但家里“壁贴四诗”,而且是文天祥的手笔。有人来他家,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他以为人家什么都不懂呢。主人笑曰,这是我的传家宝,“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别说一贯钞了,“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得”,这是真正的宝物啊。其时幽燕大地为宋朝割让,河间府百姓早成了异国臣民,而在卖烧饼者的眼里,“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这等于是说,“宋朝真正意义上的官员,最多不超过1个”。我想,倘若司马光、王安石、朱熹、二程,乃至李刚、岳飞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世,也没必要跳出来质疑“1个”论的“荒谬”。一方面,“公论在野人”;另一方面,这不是钦定或敕撰,用得着那么认真吗? 明朝的李贽与清朝道光朝,也都有“5个”论。李卓吾先生认为“宇宙有五大部文字”,分别是《史记》、杜诗、苏文、《李献吉集》和《水浒》。道光朝的“5个”,则是“薇垣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跻身其中。卓吾先生的“宇宙观”,我们当然是不能计较的,就是他的“5个”论,清初的龚炜也不能认同。他点《水浒》的名说:“若以其穿插起伏、形容摹绘之功,则古来写生文字供人玩味者何限,而必沾沾于此耶?”因为,龚炜在前提上认为,《水浒》“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这种书本身属于“害人心,坏风俗”的一类。 “初唐四杰”、“竹林七贤”、“唐宋八大家”、“前七子、后七子”……有兴趣的人尽可以开列下去,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某朝某代、某个领域的“×个”论。中国的文人或者什么学家要想生气的话,真是什么时候都有得生。遗憾的是,先人怎么对待这些,没有看到。如祢衡弄出“2个”论的时候,是否有人说他在“放屁”?或者是否有人一顶帽子掷过去,说他是在否定“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假以时日,也许会看到,但倘若当时的人们信息闭塞,根本不知道也就没有谈及此事;或者知道了仍然以心平气和的态度面对,那就可能永远也看不到了。 丁学良教授后来在接受访谈时说,关于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到底有几个,根本不是他那次接受采访的谈话要点。“任何一个理性的人,看一下采访的内容就会知道,我讲的核心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研究向经济科学的方向进步的问题。”那么,纠缠于“5个”,对号入座是谁,显然近于无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