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建

　　去年，在日本出版了两本漫画书，一本叫作《嫌韩流》，内容是对韩国人的种种讽刺挖苦。另一本书名叫《中国入门》，其内容是以露骨的方式对所谓的“中国人的卑劣性”进行攻击和贬损。

　　中日两国是近邻，有上千年的交流史。汉武帝时，日本列岛上的若干小王国已开始与汉朝交往，“奉贡物朝贺”。到了唐代，正值奈良时期的日本与中国交往更多，许多优秀的青年作为遣唐使和留学生被派往中国。其中很有名的一位，就是李白曾与之密切交往的“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的晁衡，日文名字叫阿部仲□。那时候，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的文化哺育了日本，中国人是日本人的老师。

　　明治维新之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大批日本商人、军人甚至间谍涌入中国，他们看到中华老大帝国贫弱的一面。在一些日本人的眼中，中国清政府朝廷无能，官员腐败，军队士气低落，民众一盘散沙。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愚昧而缺少文化。在这样一些观察认知的基础上，许多日本人开始轻视和蔑视中国人。以写作《脱亚论》而出名的福泽谕吉曾提出一个“恶邻说”。他说：“我日本之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福泽认为，这两个邻国对日本毫无帮助，反成外交上的“故障”，日本应该摆脱这两个邻居，尽早投入欧洲文明的怀抱。福泽还建议，中国、朝鲜早晚要亡国，被西方列强瓜分，而与其让西方人来瓜分，还不如日本先动手。

　　日本动手干什么呢？当然是以“一等国”的身份来领导和教育中国。甲午战争后，一位叫大鸟圭介的学者撰文称：“支那虽战败，然若受良好教导，开学问之道，于人智进步之方策上获得巨大利益，亦可谓大幸焉。”“如今之计，惟有日本充当先导，以教导彼大国之4亿万人民(原文如此)。若此，则日本须作老师、作兄长，对方须作小弟、弟子也。”(《日清教育之比较》载《太阳》杂志一卷9号)

　　难道日本人真的是要以谆谆之心来“教育”中国人吗？当然不是，在某些日本人看来，中国人是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讲卫生、不讲信义、没有国家观念，只知蝇营狗苟的“支那猪”。其中，关于“中国人有吃人肉习俗”的说法流传甚广。被称为“中国学”权威的桑原先生在其所著的《东洋史说苑》中，从大量的中国史书中考证出若干“吃人肉”的事例，断定中国人有吃人肉的风俗，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情，但却是俨然的事实”。“知道中国人存在这样的风俗，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人不是无用的”。一个日本的知名学者，读过几本中国史书，知道了一些诸如易牙把儿子献给齐桓公、刘邦要与项羽“分一杯羹”之类的故事，就得出了“中国人吃人肉”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至今还在通过《中国入门》之类的书籍传播，其影响之深可想而知。

　　在人类文化学上，“他者”是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衣带水，有上千年交往史的邻邦，中国人与日本人总会以“他者”的视角打量对方，并借此来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中国人应该有一种闻过则喜的宽容度量，不拒绝外人对我们的批评。事实上，从梁启超到鲁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曾通过日本人对中国的“恶评”而警醒，认识到改造国民、改造中国的必要性。至今，也仍有一些严肃的日本学者在分析研究中国问题，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这是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是我们所需要的。然而，令人反感的是，某些极度膨胀的日本人，总是认为日本人是优等的，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来不及解决的问题大肆渲染，“妖魔化”地宣传，在国民中刻意贬损污辱中国人的形象，这未免太过分了。

　　中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当日本宪兵队枪杀了李玉和、李奶奶之后，李铁梅悲愤地唱道：“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不忘历史，牢记历史，以史为鉴，可以宽恕别人的错误，但绝不接受无耻的狡辩和肆意的污蔑。这是中国人的性格特色，如果日本人看不到这些，那他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就很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