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宁(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导、博士)

　　在今天的消费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各种很不雅观的消费行为。例如，在大街上、公园或其他公共场所，随地乱扔果皮、包装纸、瓜子壳、烟头、饮料瓶(罐)等；在旅游景点，游客随意在树上或景物上刻写“某某到此一游”；在借阅公共图书馆的图书时，随意在上面涂写，有人甚至随意撕去图书中的一些内容；在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途中，占据座位的健

康乘客，不肯为老弱病残让座；在知道一些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情况下，一些烟民依然我行我素，在那里“腾云驾雾”，明知故犯；在使用公共厕所的时候，一些使用者丝毫不注意维护其卫生，用过之后，其状让后来者不堪入目；在使用公共道路的时候，一些摩托车驾驶员、汽车司机和行人视交通灯为多余之物，随意乱闯红灯；还有……够了，够了，这些例子说明，一些消费者在公共场合的消费行为，是很没有教养、很不文明、甚至是很缺德的。

　　我们不免要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缺德行为的出现，是因为既定的道德不起作用了。所谓道德，是用来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道德要发挥作用，至少有两个方式。第一，如果人们违背了它，就会受到他人的谴责。为了避免这种谴责，人们就会避免违背道德。第二，如果违背了道德，人们会觉得很内疚、惭愧或耻辱；为了避免这种负面的道德情感，人们就会选择遵循道德。来自外在的约束，叫做“他律”。来自内心的自我约束，叫做“自律”。在“他律”和“自律”中，自律是基础，他律要通过自律起作用。

　　我们现在的道德环境是怎样的呢？一方面，他律环境弱化了。许多道德问题，被归结为专门的职能机构所管理的事情(如在旅游景物上刻字是景区管理部门的事)，对之进行谴责，经常会被认为多管闲事、自讨没趣。而相关的职能机构，却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进行管理。另一方面，自律机制衰弱了。相当一部分人缺乏最起码、最基本、最一般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的匮乏，使不少人寡廉鲜耻。面对他人的道德谴责，不但没有羞愧之心，反而“理直气壮”。

　　问题的症结在于，为什么我们不能建立起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守的基本的公德？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我们在这里仅仅分析其中的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公民道德的缺失，之所以缺失，原因也很多，其中一个，在于我们常常用“圣人教育”(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计划经济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道德是圣人道德，其道德标准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图私利，甘于奉献”等。白求恩、张思德、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就是这样的道德楷模。在那个时代，圣人教育大体上是成功的，衡量其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改革否定了计划经济时代否定个人利益的做法。从最初时期的恢复计件工资、奖金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后来的期权和股权激励，都承认和肯定了个人利益，并通过诱导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来达到激励的效果。换句话说，过去那种精神激励，逐步转化为物质激励。而物质激励，是建立在承认个人物质利益的合法性基础上的。可以说，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把个人看成是凡人、世俗的人、有着私人利益的人的基础上的。

　　然而，在我们的道德教育中，我们却依然奉行圣人教育的做法。一方面，经济政策鼓励人们合法地追求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官方道德教育却常常照搬计划经济时代的圣人教育模式，拔高了道德的标准。其结果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学校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内容，可能经常与家庭或民间的道德话语体系中的内容相脱节。官方道德教育说的是一套(如大公无私)，而儿童在家里或亲属、邻里那里所听到的民间道德话语的内容，却是另外一套(如“今天捡到一个钱包，真赚！”“快点上车抢座位，不然都让人家抢了！”)。简单地说，官方的道德教育，与家庭和民间的道德教育，发生了脱节。官方的道德教育内容，缺乏家庭和民间道德教育作为巩固的基础和维持的机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官方所宣传的是圣人道德，而家庭和民间道德话语的核心却是个人利益。久而久之，不但圣人教育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而且儿童应该获得的最起码的公民教育，也缺失了。其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公民道德没有在儿童心里扎下根。

　　可见，人为拔高道德教育的标准，效果未必理想。与其如此，不如降低道德教育的标准，即:首先必须把人们培养成合格的公民，然后才谈得上把人培养成圣人。道德教育也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首先要提倡的是公民道德。所谓公民道德，就是调节公民行为的基本规范，其实质就是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公众、个人与国家、自利与利他的关系。它要求人们做一个合格的公民，遵守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在追求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同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道德义务，不应该违背公德，更不应该损人利己、损公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