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红羽毛项目的工作人员在某居委的推荐下，找到了符合救助条件的望云。望云因此成为红羽毛项目在上海实施医疗援助的第一人。她本人很感激社会的关心，因此与“晨报倾诉”联系，希望谈谈自己的故事。

　　2006年1月11日晚，当记者来到医院时，望云刚刚接受了一次妇科手术，疏通了输卵管，去掉了子宫内膜上的钙化点。考虑到术后她的身体还很虚弱，记者想改期采访，望云忍住

疼痛，一再表示要在当晚将心里话一吐为快。

　　亲人的爱，助我戒心瘾

　　我父母是知青，我的童年是在遥远的新疆度过的。作为独生女，读初中时我按国家政策回上海，户口落在亲戚家。那时年纪小，学习不自觉，父母对我也鞭长莫及，原本在新疆成绩不错的我一下子成了班里的差生，初中毕业后就没再读下去，18岁在街道的帮助下就业，先后做过工人、站过柜台、在外资企业当过电话接线员、搞过销售……由于学历低，自己又散漫，因此工作总是不稳定。

　　就在这种生活状态下，我走上了“弯路”。20多岁时，有一次我牙疼得厉害，隔壁弄堂的两个小姐妹让我吸两口白粉，说这东西止疼效果特别好。出于无知和好奇，也为了止疼，我第一次接触了毒品。吸了以后，我脑子迷迷糊糊的，会下意识地想想这个想想那个，过一两个小时才清醒过来。毒品的魔力很大，吸了第一次就想吸第二次，很快我就有了毒瘾。等到有了瘾头，吸毒就已不再给我快感，但如果一天不吸，就会感觉吃不下饭睡不了觉，整个人都特别难受，因此不得不接着吸下去。

　　大约吸了半年多，我在严打中被抓了进去，劳教一年半。这时从新疆辗转在江苏安家的父

　　母才知道了我吸毒的事，这让为人正直、思想传统的他们非常震惊。尤其是母亲，她是一名教师，一度背上了很重的思想包袱：“自己的女儿都管不好，竟然吸毒，我还怎么去教育别人家的孩子走正路呢？”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很快赶来探监。我刚进去时有点自暴自弃，母亲见状急病了，得了急性肾炎。父亲为了劝我回头，竟然跪在我面前，叫我不要放弃，一定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在我劳教的一年多里，父母每周都给我写信，告诉我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跌倒了不要紧，只要有勇气爬起来，跌倒的经历就会成为宝贵的财富。父亲还亲自写了一首小诗寄给我，我读了很感动，掉了几天眼泪，管教干部还特地在全体劳教人员面前读了这首诗……劳教结束回到家，我已戒掉了毒瘾，但有过戒毒经历的人都知道，身瘾易去，心瘾难消。为防止我再次走上“不归路”，我的父母不歧视我，不讥笑我，坚定地站在我身后，最终让我断了心瘾。至今我已四五年没碰过毒品了，我以前的毒友听说了都不相信，甚至有人想让我再吃两粒，以证明我所言不假。

　　望云讲这番话时，她母亲正带着她两岁半的小女儿守在病床边，眼眶早已湿润了。我请这位可敬的母亲讲几句，她很坦率地告诉我，因为过早离开父母生活，望云的性格有点叛逆，当她听说望云吸毒的消息时，心都碎了，但清醒过来她就想，望云终归是自己的孩子，这世上谁都可以放弃她、瞧不起她，但父母不可以。

　　望云的眼泪无声地落在枕边，她轻声说：“父母的爱以及社区、警署的帮助让我成功地远离了毒品。那段经历就像噩梦，我一点都不留恋。”

　　选老公，看走眼

　　因父母在江苏安家，我戒毒后只身回上海，就业不太顺利，心情也很苦闷。时光飞逝，我迈过了30岁的门槛，那时特别想嫁人，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家。对此，父母是支持的，但他们一看到我领到面前的“准女婿”洪昌，就异口同声地说“不行”。

　　洪昌比我大十来岁，也是

　　谈恋爱没过半年，我怀了孕。我希望他娶我，他当时没反对，于是我就领他去见我父母。父母当面就表示他不适合我，但我表示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得嫁给这个“自选”的老公。上海的亲友很关心我，找洪昌谈话，洪昌承诺婚后要努力赚钱买房。亲友相信他，结婚时让我们暂时住在他们的老房子里。就这样，没有大张旗鼓地办喜酒，我就跟洪昌成了一家人。

　　令我痛心的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和谐音。从我怀孕5个月起，洪昌就不再工作，也不再烧饭，还让我挺着大肚子替他到街上买饭。我劝他为了孩子出去工作，他反问我：“你不也长着双手双脚，干嘛一定让我出去赚钱呢？”我感觉他变了，背地里流眼泪，但木已成舟，为了孩子，我把所有的委屈都忍了下来。

　　孩子降生后，由于我的子宫里有残留的胎盘，得吃消炎药，无法母乳喂养，孩子每天得吃七八次奶粉，洪昌从不给我搭把手。孩子4个月大时，我的一位长辈出于对我的关心，问洪昌何时能买房，洪昌居然跟我的长辈吵起来，回家后还把我打得很厉害。我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一周后洪昌把孩子带过来，往我怀里一掼就走了。

　　我因为产后恢复得很不好，没法带孩子，所以请好心的亲戚帮我照顾了两个

　　月，不得不把孩子又送了过去。洪昌只带了一天，就又想把孩子扔给我。那天我正好没在家，洪昌进不了家门，就把刚刚6个月的孩子连被子搁在楼梯上，转身就想走，邻居见状大声制止他，与他同去的朋友也觉得太不安全，劝他把孩子先抱回去。我接到他朋友的电话赶到洪昌那里，表示孩子我可以领，但他做父亲的要出生活费，洪昌嘴里冒出一句：“谁知道这孩子是不是我的？”我气得要疯了，表示如果他怀疑的话可以去做亲子鉴定。争执了半天，洪昌只掏出200元，我转身就走。过了十几天，洪昌的朋友把孩子送过来，说洪昌不好意思亲自来，然后自己摸出1000元交给我。从此，洪昌就没再过问过孩子的事，也没再给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将近晚上9点了，望云的女儿奶声奶气地对她说：“妈妈，我要睡觉了。”然后自己乖乖地坐在床上脱袜子。望云不眨眼地望着大眼睛的女儿，表情又是欣慰，又是难过。她偷偷告诉我说，女儿越来越懂事了，总是问为什么爸爸不在家，她只能撒谎说她爸爸到外地去工作了。

　　不想让孩子重走弯路

　　看到洪昌根本不把我们母女俩放在心里，我的心凉了。幸好我母亲退了休，来上海帮我。父母的退休金加起来才1000元出头，却还要打点我和孩子的生活，这真的让我万分惭愧。父母无私的爱让我少了很多后顾之忧，但女儿的病情却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在怀孕初期得过感冒，因为不知道已怀孕，就吃了一周的消炎药。等查出怀孕后，我很担心，就问医生吃药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医生当时说没关系，我这才敢生下她。可孩子长到一岁多，我就发现她的大眼睛有问题，她总说看不清东西，看电视时站得很近。我带她去看专家门诊，专家说她得了一种眼球震颤的病，小小年纪就已近视1400度，现在她眼部发育不成熟，还做不了手术，得等18岁左右才能做手术纠正。我当时就抱着孩子哭了，我真不忍心让年幼的她得这种病，如果我能替她生病该多好啊。

　　从医院出来，我想，洪昌40多岁了还不想过正经生活，我不如早点

　　我知道洪昌的想法后，觉得不合理，他连一个丈夫和父亲的义务都不尽，干嘛还贪图这笔钱呢？再说亲戚不过是出于好心让我落了个户口。尽管有关部门跟洪昌也讲过道理和政策，但洪昌还是坚持让我“补”给他这笔钱，否则就别想离。他还口口声声地跟人说婚前我隐瞒了曾经吸毒的事实，否则他哪里会要我。我气得不得了，要知道我那段不堪回首的经历是记录在档的，户口本上写得很清楚，我跟他讲过，办结婚证时他也看到过啊。

　　望云有些累了，靠在枕头上休息了片刻，郑重地对我说，眼看孩子就满3周岁了，她想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自己养好身体后赶快出去工作，不忍心再让父母贴孩子的托费了。“这么多年下来，我养成了懒散的习惯，不肯好好地工作，但现在为了孩子，再苦的工作我都肯做，只要月薪在1000元左右，强度不太大的体力活，我都可以做……”脸色苍白的望云诚恳地说。

　　最后，望云见孩子睡着了，小声提出一个要求，她觉得孩子叛逆得厉害，都说“三岁看到老”，她很想找专家或有经验的读者咨询一下，该怎么办。她怕孩子十四五岁时自己管不住她，她真的不想让孩子再走自己的老路了。(叶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