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近日表示，将进一步加快清退中小学代课人员工作，采取系列措施把中国目前余下的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解决代课教师的问题没有最后的时间表。(相关报道见28日本报10版)

　　我注意到就王旭明所说的“清退”二字，同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一位读者来信说到：“清退”就意味着否定，否定代课教师的贡献。公允地说，我并不认为教育部真的是在否认代课教师的贡献，一方面，中国教育要实现发展并提升，需要对现有师资队伍进行新的整合，因此“清退”也就在所必然，另一方面，既使是“清退”，也留有余地，这就是王旭明所说的部分教师可能通过参加招聘，取得正式教师资格。

　　但这种基于理性的思考是否足以消弭“清退”二字所产生的激愤与群体性失落？显然不能。我们应该看到的是，44.8万中小学代课教师的退出，表明中国基础教育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一个历史性转折。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将给予这样一个默默无闻而又多么巨大的群体一种怎样的历史性评价，这却是值得追问并关注的，更是国家教育部门应当清醒意识到的。

　　在王旭明的发言中，关于代课教师群体的说法是，他们走上教学岗位没有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正式认定和正式批准，是一种以不合法、不合规的形式存在。这话固然没错，但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如果说，早期代课教师群体的出现，是因为国家整体的师资力量难以满足广泛的教育需求，那么，今天的代课教师群体的出现，更主要的是由于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这也就表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如果必须通过合法而又合规的途径产生教师，很可能出现的结果是许多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空白。

　　应当看到的是，一直以来，代课教师都是作为“弱势群体”而存在着，他们生活在农村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收入连维持自己生活尚且困难，但这一切都从没让他们失去作为“人师”的尊严。甘肃渭源县委副书记李迎新所做的《渭源县代课教师状况调研》显示，渭源县有600余名乡村代课教师每月仅拿着40元到80元不等的工资。每月拿40元工资的又占了代课教师的70%，且部分代课教师这样的工资已拿了20年。(据2005年11月3日《南方周末》)而渭源县的代课教师生态，也基本反映了中西部贫困地区代课教师的生存状况。

　　在中国基础教育面临转型之时，代课教师将退出历史舞台，对于这样一个一直在沉默付出的群体来说，他们更希冀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