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据《新京报》报道，去年12月13日，37岁的来京务工人员王建民在同仁医院死去。其家属认为同仁医院未能履行“救死扶伤”的法定职责，将医院告上法庭，并索赔47.8万余元。北京市东城区法院近日开庭审理，被告坚称无过错，但出于人道主义，愿意对王家进行一定补偿。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庭上调解。
每当一起医院“见死不救”事件被披露，都像引爆一颗重磅炸弹，应该说，这是损害医院形象、影响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宏观道德层面上看，判断医院见死不救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那就是绝对不应该、绝对不得人心。但具体到一个个此类事件以及相关医院，问题也许就变得复杂起来，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则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和评说，例如“医院不是慈善机构”云云。不过，有一条可以肯定：如今绝大多数的医院，首先都是一个“经济动物”，思考的首先都是商业性经营。当面对一个或满身是血，或痛苦呻吟或奄奄一息的急症患者时，他(她)要么是“三无”病人，要么有可能付不起医疗费，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上，医院每每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既然是“经济动物”，选择时当然就会顺着“经济”的思路，于是，便涉及到类似于商家、经营者们时常面临的“投入产出比”、“成本收益率”一类的问题。
从“成本”角度看：救，则可能意味着需垫付数目不等的治疗费、医药费；不救，也许同样需支付难以估量的成本，例如成为被告后最终不得不支付一笔所谓“人道主义”的补偿费，还有舆论强烈谴责所导致的信誉损失，乃至因死者家属的过激行为导致的各类损失。从“收益”角度看，救，则可能获得良好的社会名声，从而吸引更多病人前来就诊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不救，甚至转移、隐匿患者而幸免于被查处，兴许可免去一笔需垫付的医疗费。
即使完全站在同仁医院的“经济”立场看，在救与不救的选择上，前者的“成本收益率”肯定大于后者。纵观来京务工人员王建民死亡事件的庭审细节，可以发现，同仁医院处在了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你坚称自己无过错，干嘛还要同意“最多是几万元”的补偿？这笔补偿，其法律意义、道德意义以及经济意义又是什么？假如说补偿是出于对弱者的关爱和同情，倒不如事先用于积极的救治，以留住一条鲜活的生命。假如说补偿是出于这类事件中医院常声称的所谓“人道主义”，是司法以外的事，似乎没必要拿上法庭作为自己的筹码；而且，为了划清“补偿”与“赔偿”的责任界线，庭下亲手送到原告家中岂不显得更仁义？同仁医院见死不救的行为以及法庭上的表现一经媒体广泛披露，其社会信誉的损毁以及所隐含着的经济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此案的最终结局也许依然是“调解”，但据以往同类案件的结果推测，被告需拿出的所为“补偿”费会明显高于“几万元”。正所谓“既然今日，何必当初”，假如当初选择积极的但又不是“过度”的救治，说不定这笔补偿费大于可能垫付的医疗费。
一方面是医院见死不救，一方面是病人没钱就得等死，这种在全世界各国并不多见的现象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无论有再多的理由例如“社会转型期”之类，它都是一个21世纪的文明社会所无法容忍的现象。诚然，医院也有医院的苦衷，医院垫付不起医疗费是杜绝见死不救现象最主要的“瓶颈”，而且可以预料，该瓶颈的打破尚需相当的时日。不过可以肯定地认为，在“三无”患者医疗费由政府埋单或彻底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实现之前，无论从政治角度、法制角度、道德角度、国际形象角度还是从舆论角度上预测，我们这个社会对见死不救的“容忍度”都将会急速降低。相对应的，则是医院见死不救的“败露成本”、“风险成本”将会迅速提高。2004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急救医疗条例征求意见稿》，不可谓不是一个重要信号。其中规定：接诊医疗机构对急救中心转送的急、危、重伤病员，必须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收治。在承担的法律责任一栏，条例给出了相关处罚：如果拒绝收治急、危、重伤病员或因不可抗力延误急、危、重伤病员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除了要限期整改外，要视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对单位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条例》不久将会在全国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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