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复旦等几所上海高校尝试甩掉高考直接通过面试招生，高考分数第一次与高校录取脱节，专家评价“这是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破冰之旅”。我注意到，新华社发出的通稿题为《复旦改笔试为面试，关键是先保住公平》，而网站转载时大都改为《复旦首次面试招生，家长担忧人为因素影响公平》——这表现出舆论潜意识中对面试的天然不信任。事实上，这

种不信任早在宣布试点之初就通过中青报的舆论调查显现出来了：38.9%的人断言“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

　　可以看到，几所试点高校在报道中都竭力展示对面试的精密安排：又是体制保障，又是程序设计，又是技术保证，甚至抬出了名誉作担保，总之是竭力说服舆论相信面试录取的公平。我想，校方再科学严密的面试程序设计，也难以消除舆论对面试录取人为不公的质疑。因为“面试录取隐藏着的不公”是一种大环境，

　　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同样，复旦不是教育的“独立王国”，也不能脱离“大环境”独独把自身的面试录取公平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很多东西是不以高校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面试录取属于高校自主招生，可当下高校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实现自主，如何在“招生”方面就能单兵突进地实现自主呢？比如财务不自主，许多名牌高校的招生为何大幅度地向本地倾斜，呈现本地化的倾向，正是源于财政上对地方财政的过度依赖；比如教学不自主，开什么专业、用什么教材、教师的考评、教授职称的评审，都受到上级事无巨细的干预；比如校长不自主，大学校长嵌在行政序列之中，校长的任免权牢牢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校长必须在行政主导的评估模式下艰难生存。

　　也就是说，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高校本身就是不自主的，如何单单保证在招生上实现自主呢？复旦可以在“小环境”上把面试录取设计得非常严密，可许多方面的不自主会“逼”着他们向“大环境”屈服。试问，乌纱帽掌握在上级手上的校长能拒绝一个上级关照的名额吗？

　　另一种“大环境”是当下的整体制度环境和道德水平。毋庸讳言，基于制度约束的失范，社会当下的伦理环境并不能让人放心，潜规则横行、暗箱操作流行的现实让很多人对显在的制度失去了信心，无论做什么事，总感觉会有人在钻空子走后门，总感觉潜规则的影子无处不在，总有一种自己安分守己就很吃亏的“受迫害意识”。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自然很难相信会有什么能免俗的“小环境”；或者觉得，再洁身自好的“小环境”也会被“大环境”湮没。

　　经过这番梳理可以看到，面试录取的公平只是一种想像的公平：脱离了社会大环境，想像面试有一个科学公正的程序，想像考官精心设计的问题能“考”出考生的素质，想像面对面交流的灵活考试能突破僵化的“人纸较量”。这实际上仅仅是一种想像，回归现实环境之后，“想像的公平”会因为整体环境的复杂而变得不可控。公平并非想像得越完美越好，它最重要的品质是现实中的可控性。很多时候，大环境决定着公平实现的路径，在大环境下只能尽量选择一种次优的公平实现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也存在许多不公，但在既有的“大环境”下，通过它实现的公平却是相对最可控的公平；面试录取虽然在想像中更公平，但“大环境”使其带有太多不可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