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纯银

　　一名大腹便便的孕妇在丈夫陪同下，招摇地来到街道办计生人员面前，从包里拿出一个红色存折本摔到办公桌上。“这里有20万元，随便你们怎么扣，我需要安心养胎，请你们别再上门骚扰了！”(4月12日《新华网》)正如广州市计生人员所说：“有钱人竟然如此嚣张，这种做法简直是向计划生育国策示威！”

　　近年来，少数高收入阶层原本非常隐匿的超生行为，逐渐公开起来。

　　自2002年至2005年第三季度，仅上海市就有84例富人超生，占超生总数的7.17%。2002年10月至2005年10月，大连市也有12例富人、名人违法生育案例。社会各界纷纷质疑，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难道用金钱就能买到“超生通行证”吗？难道名人就可以不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吗？

　　记得今年3月21日，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做客中国政府网时，就有网民问：“富人、名人有没有生育特权？” 张维庆主任回答说：“没有”。 然而实际上确实有个别领导干部、富人、名人违反法律法规生育，他们本应该同样受到法律制裁、党纪处理，没有什么特权可讲。但是，由于我们管理监督部门管理不到位、工作力度不到位，加上其他错综复杂的原因，出现了富人多胎、名人多胎的现象。所以，在老百姓心中感觉到一些富人、名人有超生的特权，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领导干部、富人、名人们通常运用多种手段“逃避”计生人员的监管。有的伪造孩子患有天生性疾病的证明，有的跑到国外或者港澳地区超生，有的“包二奶”实现多生，有的花钱“买”二胎准生证。另外，2002年起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不符合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应当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但实际上，社会抚养费并未成为阻挡“大款”超生的门槛。相反确成了他们“合法”超生的依据，认为交足了社会社会抚养费，就可以生第二胎，如去年，广州增城市就对一名超生者征收了36万元的社会抚养费的事例。正如中山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若建说，只要缴纳得起社会抚养费，计生部门就很难控制超生行为，这是我国计划生育法律政策的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由70年代初的总和生育率5.83到现在的1.8，也就是说由过去一对夫妇生育的孩子数将近6个孩子到现在不到两个。根据人口专家计算，到2005年底，我国自计划生育以来少生了4亿多人，真正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十一五”时期，我国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正在加速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安全的重要因素，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因此，现阶段要稳定当前的低生育水平，就必须坚持“四个不动摇”。即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坚持稳定基层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和队伍不动摇；坚持创新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不动摇；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不动摇，这是最重要的。如果做到这“四个坚持”，我们度过了生育高峰，化解了生育风险，未来的适当时候，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决策。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在未被废除之前每个公民都必须遵守，用钱和用权都不能为所欲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当前出现领导干部、富人、名人超生的现象，既与他们的道德观念、法律意识和有关部门执法能力等有关，同时也说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和规范，还有改动的空间，要进行深入研究加以修订，使他们的违法空间变得狭窄，这才符合社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