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忆：一个普通女工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命运相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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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04/30 12:15 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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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志菲 198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载：湖南省某电厂的一个青年女工，1960年因张贴“反动标语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为此事当时的国家主刘少奇多次批示复查。或许你在感慨国家主席缜密细致的工作作风时，没想到这位青年女工以后的命运便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紧紧联系在一起。提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湖南省衡阳市电业局退休女工刘桂阳感叹万
(一)“愤笔疾书，只为百姓心酸 1939年9月18日，我出生在衡阳县白沙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弟妹。童年的磨砺，培养了我强烈的责任感与坚韧的性格。解放后，我终于能背书包上学，并一直读完高小———这在当时农村女孩中还是不多见的。18岁那年，经人介绍，同退伍军人李培务成了家。婚后第二年，我随夫到郴州鲤鱼江电厂做运煤工人。虽说是力气活儿，当时还算心满意足。都有工资，小两口日子过得还算可以。 1960年6月，我接到家乡的一封来信，说父母都患了浮肿病，爷爷也病倒了，弟弟中断了学业，家里连吃盐的钱也没了。我焦急不已，当即请假回家看望。一赶回，得知可怜的姑妈因提出分点自留地种菜被批斗，而想不开跳塘自杀，丢下5个天天哭娘喊饿的孩子，死后家里买不起棺材，只好把门板拆下来将她草草掩埋。另外，因农村办公共食堂，全劳力每日只供应二两大米，吃不饱而一家人得了水肿。第二天，只见不少乡亲拿着原本用来喂猪的苦菜、麦糠等充饥，几个老乡因晕车呕吐出的全是浑水与草根，......我震惊了，乡下的日子牛马不如啊。这些情况，党中央、毛主席他们知道吗？ 7月24日，买来红纸、毛笔与墨汁，我“愤笔疾书，一口气写下了“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等12条标语。随后，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作留言，“我于今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第二天，我只身一人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二)“反动标语，贴到了中南海。 1960年7月26日，我来到心中最为神圣与向往的地方———首都北京。顾不上饥渴与疲惫，一出站台，背着书包的我便打听中央政府在哪里。可是问了好多人，都摇头。后来遇上一位交警，他反问，“找国务院吧？我连连点头：“正是！正是！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中南海北门外。随即，我从背包里拿出标语，用白胶带“作案，一下子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全粘到墙上。贴好后，我松了一口气，激动不已，胜利完成预定任务了，便小跑着去告诉大门前的警卫战士，“同志，那些标语是我贴的，我要通过标语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语气中显露几分自豪。警卫上前一看，大吃一惊，急忙要撕下来。这下我可急了，怎么也不让他撕，于是两个人便撕扯起来。一个女人终究敌不过年轻的警卫，我当即被“请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我如实交待了自己的姓名、住地与籍贯及来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并一再强调是为了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情况。从这一天起，我在西城公安分局每天两次提审，话题都差不多：“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来北京贴标语，“谁说农民的贫困生活是由人民公社造成的？“你的幕后指使人和同伙是谁？当时公安部有个主要负责人认为我是现行反革命，要求严办，并命令我签字。我坚持在问话记录上要注明“必须让党中央知道，否则拒不签字。 (三)主席批示，“错案得以匡正 1960年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刘少奇从1959年4月27日当选为共和国主席以来，此时正在主持一线工作，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从一份《公安工作简报》上注意到这案子之后，迅速对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作了指示：“农村因缺粮饿死了人，这是事实。请你马上转告当地政府，刘桂阳事件先不要定性，送回原籍，并把结果上报中央，要对她反映的情况进行详 细调查，再进行处理。1960年9月16日，我被押回郴州。当月27日，被郴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在鲤鱼江电厂召开了盛大的宣判大会。11月22日，羁押了两个多月的我突然获释，说是因有身孕而保外就医。 1961年2月，郴县副县长王朋义找我谈话，上“政治课，告诉我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多久，宣布撤销法院对我的判决，并对我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生了大女儿后，我又回到了电厂上班。7月26日，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郴州地委书记陈洪新的陪同下，专程来电厂，对我敢说真话的精神给予了赞誉，还说是代表刘少奇主席来看我的。原来，当刘主席知我反映的问题属实，但被以“反革命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时，明确作出指示：“凡涉及对人民群众案件的判决，应深入实际进行调查，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切不可草率决案，以免伤害群众，影响党的威信。刘桂阳的案件，要进行复查。湖南省政法领导机关经过复查，认为我反映的农村情况属实，但我将这些归咎于人民公社，以致提出“打倒人民公社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让党中央知道、了解情况，且我一贯表现良好，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判为反革命，不能判刑，应撤销原判，与原工作单位协商安排工作，要进行耐心教育。当《湖南省公安厅关于刘桂阳案件调查处理报告》再度呈送到刘少奇手中，他作出重要批示：同意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据了解，这次刘主席在批示前，与王光美一道到湖南宁乡、长沙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摸清了农村生活的实情。 (四)“黑白颠倒，我曾想到过死 “文革风云多变，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从而铸成了最大的一桩冤案。荒唐的历史，使刚刚开始抬头做人的我又栽进了“黑线人物的深渊，我的命运被人和刘少奇同志的厄运联结在一起。1969年3月16日，我被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拘押。那天上午，万人宣判大会上我被加判刑期5年，执行10年有期徒刑。当时，《鲤电快报》整版刊发《粉碎刘少奇反革命翻案的黑“批示，誓死保卫三面红旗———把攻击三面红旗的反革命分子刘桂阳捕捉归案》的文章。于是，整天我挂着10多斤重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游街示众，几个小时地跪着接受批斗。 在那段日子里，一向坚强的我也曾想到死，忠厚的丈夫一次次安慰我：“刘主席是对的，你也没什么错，莫放在心里，总有一天，历史会清白的。其实，我丈夫那个时候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从电厂的经警转岗为起重工，脏活、累活、重活少不了他，回家还要拉扯4个孩子。14岁的大儿子因肾炎引起血尿，不治而死。为了这个家的安宁，我想到过离婚，可李培务任凭我恳求也不答应。1970年10月27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撤消了资兴县公检法军管会对我的判决，维持郴县1960年原判，监外执行，我被遣送回农村劳动改造。 (五)春去春回，人民写的历史 1978年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拉开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序幕，于是，饱经沧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春天，同样饱尝冷暖的我也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79年4月1日，郴州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我无罪。不久，我又重新上岗，成了衡阳市电业局的普通工人，直到1987年退休。这期间，国家补发了我2400多元的工资。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然而，敬爱的刘少奇同志早在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1980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低垂，气氛肃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代表万余人隆重举行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这一天，我一直守候在局办公楼会议室，收看现场直播。每当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刘 少奇同志的遗像，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追悼会结束后，我买来祭品，在家里设了一个小小灵堂，用家乡最纯朴的方式悼念自己的恩人———跪在地上，重重叩了三个响头。 198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辰90周年，我和老伴特意去了一趟花明楼，参加刘少奇纪念馆开馆仪式，并带回了一大叠刘少奇照片压在卧室书桌玻璃板下。每年的11月24日，我少不了点燃香烛，默默地祭奠这位曾经关怀过自己的伟人。 1998年7月26日，恰恰是38年前贴标语的这一天。我再次来到北京，在中南海北门贴标语的墙前站了很久。墙还是那堵墙，只是颜色刷新了，红得比以前更鲜艳些。这一天，我见到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两人一见面便抱头痛哭。是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们既悲又喜，悲的是亲人早已作古，喜的是历史的镜子不会永远蒙尘。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工与一位名垂千古的共和国主席，因特殊的时期而有了特殊的相似经历，不敢说是荣幸，有的是悲哀与无尽的感叹…… 声明：本文由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独家授权使用，未经同意严禁复制转载！ 编辑：独孤秋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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