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折磨含冤而死。他不但没有资格享受追悼纪念，就连姓名权也被剥夺了，骨灰也不能保留。

　　第一次追悼会———安源

　　1922年春，李立三从上海来到湖南，被湘区委党组织委派去萍乡安源煤矿开展工运工作。他以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师身份，在安源开办“平民学校”，成立了“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中共安源党支部。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工人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就在这时，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又派刘少奇来到安源，与李立三、蒋先云、朱少莲等人领导著名的安源工人大罢工。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9月13日午夜，震惊全国的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了。路矿当局及萍乡镇守使消国安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罢工，路矿总监工王鸿卿还派出暗探、工贼刺探李立三的下落，悬赏600块大洋收买李立三的人头。

　　路矿当局抓不到罢工总指挥李立三，买通长沙一家报纸，在显目处登了一则特快消息：“李隆郅(李立三)为罢工事逃往长沙，被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日前被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云云。

　　消息传到了法国，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得知此事，信以为真，十分悲痛。立即召集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同学，为李立三举行追悼会。

　　第二次追悼会———刺客的良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棉纱七厂日籍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上海2000余名学生到租界内演讲，声援工人斗争，结果上百名学生遭到逮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号召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课、罢市，由李立三担任罢工总指挥。9月18日，上海奉系军阀邢士廉也扯下了“支持爱国运动”的面具，公然下令封闭上海总工会，指名通缉李立三等6名工人及学生领袖，明确表示可以逮捕也可以刺杀。

　　反动派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开始了杀死李立三的行动计划。由于一个工贼告密，流氓打手很快就寻上门来。机警的李立三对刘少奇说：“你赶快去叫工人纠察队来保护总工会，并把我的情况转告党中央。”说罢，立即从楼上跳到邻居的屋脊，沿壁翻墙走出。

　　党组织为了帮助李立三脱离险境，特将他转移至成都路的戴立夫家里。大搜捕一过，李立三和夫人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汉口。

　　由于李立三是军阀政府的重点缉捕对象，一到汉口就走漏了消息。吴佩孚当即命令要把他捉拿归案。但折腾了好几天，却连李立三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吴佩孚一不做，二不休，雇请刺客肖剑飞去暗杀他。肖剑飞得知李立三既不是江洋大盗，也不是土匪恶棍，而是一位出生入死为工人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好人。出于人性与良知，不忍心去杀害他，反而

　　把吴佩孚的意图向他透露，使李立三安全转移。

　　肖剑飞为了向吴佩孚交帐，便编造了一个刺杀李立三的情节与谎言。吴佩孚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多家报纸刊登出消息：“共党要犯李立三在汉毙命。”各地工人得知李立三在汉口“遇难”的消息，纷纷举行不同形式的追悼会。

　　第三次追悼会———遇匪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从江西瑞金转道福建长汀、上杭。

　　李立三在南下途中，身负战时经济委员会兼保卫处长，他指挥着近千人的运输队、担架队转运物资和伤病员。当部队行进到赣闽交界的武夷山黄峰岭时，躺在担架上的一位伤员向李立三建议说，时下正逢酷暑天气，战士们啃干粮，喝田水，日晒夜露，发病的人很多，影响战斗力。这个山上有一种酸果，吃了不会得肠胃病，希望采摘一些给战士们吃。当来到一片树荫浓密的山坳，李立三果然发现丛林中有一种红果。他叫于柱儿就地看好东西，自己过去看看。李立三进丛林好一会儿不见回来，小于正在发急，忽又听到一声枪响，知道大事不好，立即跑了过去，只见地上撒了一些红果和一滩血迹，但不见人影。正在这时，几个战士也跑来支援。寻找之际，有人发现悬崖底部的树兜上挂着一具尸体，因悬崖太深，看不清尸体的面目，但衣服的颜色却很像李立三。第二天，追悼会在长汀县正德中学的操场举行。岂料追悼会还没有开完，李立三却活生生地带着10名战士赶到会场。

　　原来，李立三正在采摘果子时，冷不防丛林中窜出几个人来，前面的那个一上来就把李立三拦腰抱住，想把李立三摔倒。他没料到李立三学过拳脚，顺势一摔，把他掼在地上，回头对准他就是一枪。事后李立三得知，这几个人是上饶土匪，在此拦路打劫。

　　第四次追悼会———一副眼镜

　　李立三“八大”时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后还先后担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劳动部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然而，到了1966年6月4日，在没有任何组织手续的情况下，仅凭华北局办公室文秘人员写的一张便条，传达所谓“上级指示”，就停止他参加华北局书记处会议，从此剥夺了他的工作权利。接着在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同样无声无息取消了他出席会议的资格。尽管他多次向中央和中央领导写信，提出请示和申诉，但一次次石沉大海。

　　自此之后，红卫兵、造反派集中火力批斗他，从机关批斗到家里，从学校批斗到监狱。诸如叛徒、特务、走资派、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牛鬼蛇神等等，只要能叫出名称的“帽子”都给他戴上了。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李立三有两个特殊的“专案”。早在1946年，李立三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时，曾与林彪、伍修权等同过事。当林彪红得发紫、“永远健康”时，他便有个“李立三反对林副统帅罪行专案”；当林彪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后，他又有个“李立三勾结林彪集团罪行专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真是荒谬之极。

　　李立三的问题是历史问题，中央早已作了结论。当时为什么还要死死抓住李立三不放呢？那是另有动机的，目的是要借李立三搞倒刘少奇。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次调查，每一次审讯批斗，都与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有关。但是，李立三任你逼供也好，诱供也好，“车轮战术”也好，他自始至终顶着压力，忍受折磨，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作伪证，不为自己过关而诬陷别人，使他成了“顽固不化、无药可救”的“阶级敌人”。

　　当时李立三已经68岁，而且还患有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夫人李莎作为“苏修”特务另案处理，早已投入监狱，音讯全无。孤独的李立三，平均每个月要批斗7次以上，这么大年纪的人怎么能顶得住啊！在精神和病魔的双重压力下，他实在承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在别无选择的绝望中，只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然后吞下大量的安眠药……主席：我现在是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李立三故后，和后来的刘少奇一样，连姓名权也剥夺了。在他的“死亡登记表”上，只写着“服毒者李明”字样，连家属也没有通知就草草地火化了。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举行了“李立三同志追悼会”，公开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到会生前好友及各界人士1000余人。追悼会由彭真同志主持，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王震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充分肯定了李立三同志一生的功绩，特别是他在“文革”中的特殊表现令人钦敬。

　　遗憾的是，这次真正为李立三同志召开的追悼会，虽然灵堂里也放着他的骨灰盒，盖着党旗，可是骨灰盒里并没有他的骨灰，只是他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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