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光路

　　四位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开始了。

　　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 “文革”的外国人很多。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来华工作的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等4个美国专家写出了题目为《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咄咄逼人的大字报——

　　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待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了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

　　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的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八、取消特殊化。……

　　美国：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

　　1966年8月29日

　　大字报火辣辣的“革命造反”风格，和无数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毛泽东在10天后的9月8日，对4位美国专家的大字报作了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意。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自愿”二字下，打了两点，表示重要。

　　　大字报4位作者中，阳早和寒春是一对夫妇。夫妻二人到过延安、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西安草滩、北京郊区农场……20多年来像中国人一样，为中国农牧业机械化辛勤地工作。

　　“文革”结束后，寒春曾讲到她和丈夫阳早写这张大字报的一些情况：从1959年开始，外国专家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优越。“文革”开始后，有关方面又以“安全”为理由，不让他们参加中国这场大运动，成天被关在饭店里，不许随便上街……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他们热血沸腾，仿效红卫兵写出了这张大字报!

　　美国人当上“造反团”头头

　　毛泽东为4位外国专家的大字报作出批示后，北京不少外国专家也纷纷“造反”了。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李敦白出身名门，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17岁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46年，他在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周恩来，后来来到延安。1949年初，他因为所谓“斯特朗国际间谍网”成员问题被逮捕，含冤人狱6年多……出狱后他要求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友好交往，他才放弃了这一要求。

　　“文革”开始后，李敦白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李敦白也由此成为活跃于北京群众组织间的风云人物。

　　1967年“一月风暴”掀起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身份参加了广播局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夺权”斗争，当上了该单位“革委会”领导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用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集30万人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作了慷慨激昂的重点发言。

　　当时，李敦白的多年好友马海德医生曾劝说李敦白：应该远离中国的政治斗争。可陷于狂热中的李敦白听不进老友劝告……多年后，李敦白才在其回忆录中沉痛反思：“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风云莫测，1968年2月，红极一时的李敦白却被当作“国际间谍”被捕入狱，滑稽的是：他曾激烈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却被专案组说成刘的“同党”，硬要他承认领导着一个“国际间谍网”，而王光美就是其中成员，并通过她发展了刘少奇……

　　免费“大串连”的洋人

　　在那癫狂般的特殊年代，一些洋人也在中国大地上免费大串连!

　　湖南韶山被称为“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蜂拥而至的红卫兵队伍中，出现许多白肤黑肤、白发黄发、蓝眼睛褐眼睛的外国人。据粗略统计：仅1966年10月间，去韶山的外国人就达3000人。他们中不少人确实崇拜“缔造红色中国”的毛泽东，当然许多人不过趁此良机免费旅游。入乡随俗，他们像模像样地手持“红宝书”，胸前佩戴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章，一幅虔诚的“红色朝圣者”形象。

　　免费串连的洋人有优先参观的特权。他们也不必像徒步串连的中国红卫兵走得气喘吁吁、七零八落……洋人们有车接送。还常有非洲等地留学生，在毛主席故居等“圣地”学习《毛主席语录》。早已准备的记者立马拍摄，在报上刊登题为“世界人民爱读毛主席的书”的大照片，让“文化大革命”锦上添花……

　　在北大附中读书的村山喜二，父亲是日本大学教师、中国问题专家，他没料到儿子在中国成了具有红卫兵思想的日本少年。当时口号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都要到农村劳动。但郊外有市公安局的牌子：“外国人不得逾越!”村山喜二不能下乡，难过万分，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能和中国学生有同样待遇，同样革命!”

　　大串连开始，他联络了几个日本小孩子，也打起红彤彤的战旗去“长征”。在延安窑洞，他就是排队在窑洞睡了两小时的洋人之一。但他还觉得不过瘾，又花两天时间排队，再度体验毛主席住窑洞的峥嵘岁月。从长沙徒步“长征”去韶山，他们又风尘仆仆到广州去瞻仰“农民运动讲习所”，却听说接待单位不让外国人“大串连”，眼看饿肚子还要露宿街头，几个日本孩子灵机一动，决定用同班同学的名字，冒充中国红卫兵，果然被热情安排食宿。村山喜二说：“多亏我们会讲北京话!”

　　“文革”中许多外国人和组织来井冈山瞻仰。据统计，1966年到1975年，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来到井冈山……当时的报纸报道：他们像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有的人从“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毛泽东旧居土墙上剥点泥土，有的人在井冈山“毛泽东战斗过的地方”捡几粒石子，有的人在“毛泽东背粮休息过”的路边采几片树叶……他们把这些东西收藏作永久纪念。他们喝着山泉，说：“这是毛主席喝过的水，喝了会心明眼亮!”

　　来自非洲刚果的一位外国人，白天跑了一百多里瞻仰多处革命遗迹，非常疲劳，可是晚上睡前比中国红卫兵还带劲，他翻开“红宝书”，读到深夜两点多……大串连中，来自世界五大洲的许多外国人，同中国人一样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的梦幻中。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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