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

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二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

　　此时正在香港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串联”，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高、陶在信中，极力解释参与密谈的卖国行径，其中有这样的话，1939年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12月30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湮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胡政之、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要金、徐立即把《要纲》内容抄下来，把原件拍照，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通报此事，安排报道事项。徐铸成作为当事人，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们两位(指胡政之和张季鸾)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张简单地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我们两人，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总算赶出来了。胡政之又核对了金的抄件，张则细看我写的社评稿，都点了头。张立即揣上密件原稿，坐上汽车，赶去送还给杜月笙。”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日汪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附录一’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在新国交恢复以前，既成政府经办事项，目前加以继承，如情况许可时，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在事变继续进行中，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在“附录一”中，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为善邻、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因此，规定基本事项如下：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③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23日发表题为《附汪者应速悔悟》的社评，24日发表题为《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的社评，30日发表了题为《粉碎汪派“组府”阴谋》的社评。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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