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良骏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哀恳和“劝善”……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

　　本杂文集中，我们几乎都不难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最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反而说他们是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所有这些尖锐讽刺与批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乃为公仇，绝非私怨”。私底下，他们是照旧互赠著作的。鲁迅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光明磊落的鲜明态度，足可以廉顽立懦，让人敬佩慕名。

　　按照常理，胡适对鲁迅的某些批评与讽刺似应做出反驳才对。不然，胡适不仅丝毫没有回敬鲁迅，反而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做得太过分了。最突出的例证是他对大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的劝阻。

　　鲁迅生前，苏雪林女士不仅没有骂过鲁迅，还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闻周报》第11卷44期，1934年12月)，对鲁迅小说赞赏不置，给了高度评价。文章说“好书不厌百回读”，鲁迅小说便是这样的“好书”、“好文字”。鲁迅虽然只有《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直到1936年4月，在《我创作的动机》(载《武汉文艺》)一文中，苏女士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

　　然而，1936年11月12日，即鲁迅逝世(1936年10月19日)不到一个月，正所谓尸骨未寒，苏女士便破口大骂了。她写了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不仅对鲁迅的著作、性格、为人全面否定，而且，一开口便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说鲁迅是“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狂呼鲁迅为“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含血喷人”，其杂文“一无足取”，“祸国殃民”。更妙的是，苏女士置鲁迅大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的文字于不顾，竟影射、攻击鲁迅勾结日本特务机关内山书店，“行动诡秘”，如何如何。苏女士的这封信，成了当时所有攻击鲁迅言论的尖端。

　　在这封骂鲁信后不到一月，苏女士便又写了一书给胡适先生的信，除了重弹致蔡信中对鲁迅的那些攻击，还提出要取缔“鲁迅宗教”，劝胡适先生出面领导这份“大业”，而自己要做个堂·吉诃德式的“先锋”，“首加鲁迅偶像以一矛”。

　　为苏女士始料不及的是，胡适先生不仅不支持她对鲁迅的上述攻击与诅咒，反而把她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胡适先生在复信中强调了三点：1，苏女士写给蔡先生的信，“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要不得。2，“鲁迅自有他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3，数年前通伯先生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此大谬。“应由通伯先生再写一文，向鲁迅道歉”。复信的第一点，否定了苏女士对鲁迅的恶言谩骂。所谓“旧文人的酸腐腔调”，也就是旧文人相骂时的无中生有，舞文弄墨，“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恨不得靠漫骂将对方压倒。这一句“酸腐腔调”便把苏致蔡信彻底否定了。怕她受不了，又加了一句对鲁迅的正面肯定，让苏冷静下来。进一步举出通伯先生骂鲁迅的例子，则是对苏的婉言规劝：千万不要再重复通伯先生数年前的错。通伯先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西滢先生，是1925年、1926年间鲁迅的主要论战对象。不难看出，胡适先生在批评、规劝苏女士时，表现了一代学术大师的卓越风范。鲁迅逝世了，尽管鲁迅与自己生前政见相左，恶言有加，但鲁迅毕竟是“五四”新文学的奠基者之一，怎可一古脑儿否定？不仅不能否定，骂错了的地方，还要向他道歉，为他恢复名誉。胡适的这个态度，其宽容、大度、雅量、明智，确实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绅士风度”。如果说鲁迅的光明磊落让人由衷敬佩，那么，胡适的这种“绅士风度”也同样是让人高山仰止的。

　　遗憾的是，苏女士不仅没有接受胡适先生的忠告，到台湾后“反鲁”反而更加升级，连胡适先生对她的忠告也几成罪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