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根针到一幢楼--到旧天津淘金的洋人们(图)_文化

从一根针到一幢楼--到旧天津淘金的洋人们(图)

http://cul.sina.com.cn 2006/01/16 11:57 每日新报

高林商号的创始人，天津出口商开辟者之一高林

　　高林洋行创办人高林

　　1860年天津开埠后，随着各国租界的建立，外国淘金者源源不断地涌入津城。这其中有从小职员做起，最终影响中国政治的赫德、德璀琳之流；有从两手空空的流浪汉发迹成了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的高林、施礼德之类；也有诸如麦尔那样不走运的倒霉蛋，在生意场上接连碰壁，终日奔波也混不上一顿饱饭，最后不得不作为一个失败者而伤心地回国。　　

　　两个领港员

　　高林，原先是一个小商船的船主，天津开埠后，他随船队来到天津，成为大沽港的一名领

港员。两年后，他用自己的积蓄在英租界中街上开设了一家普通的货栈，名曰“高林货栈”。随着高林货栈的逐渐扩大，高林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外侨商界的朋友把他的货栈当成了一个俱乐部，一有时间就到这儿聚会。在 19世纪 70年代后期，高林从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的闲聊中得知，青海高原有“成堆的羊毛”和丰富的皮货资源。特别是在结识了长期与中国的边民与蒙古牧民打交道的格拉梭、林格德兄弟后，高林便把目光投入到皮货生意上。

　　他三人共同投资兴建了一个打毛厂，将成批加工好的羊毛、皮革制品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外。由于原材料质地精良，深得外商青睐，生意日渐兴隆。随着资金积累的日益雄厚，高林打毛厂迅速发展成为高林洋行，不到 10年的工夫，该洋行已成为天津最大的洋行之一。因此，高林及格拉梭兄弟也被称为外商早期来津淘金的先驱。他们的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冒险者来天津淘金。

　　1890年，依据歇尔曼法案美国开始大量收购白银，这也大大刺激了天津白银的价格上涨，高峰时涨到每元兑换 5先令 6便士。也就是在那时，高林的财产更是翻着跟斗地向上涨。每天晚上回家时，高林跟妻子说的第一句就是：“噢，亲爱的，你知道我们的财产比昨天又多了 500英镑吗？”一时间，高林的这句话竟成了那些外商暴发户的名言，他们回家后也效仿高林逗自己的妻子。然而，高林一家发财后却选择了急流勇退。在庚子之乱之前，高林举家迁往新西兰，并且长期在此定居直至病死。

　　与高林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与他一起来津的另一个名叫汉恩的领港员。他与高林是好朋友，当年高林与他商量一起投资的事情时，他却说：“钱还是攥在手里稳当，我从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于是，他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 3000多元，长期地锁在床下的一个古旧水手皮箱里，他本人也很少走出当时被人们称之为“领港员之城”的大沽港。他的优柔寡断让他错过了一个又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后来，见到高林的生活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他才开始着急，后悔自己当年没跟高林一起干。高林临行前赠给他一笔钱，要他投资天津的房地产。后来，他确实在房地产业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卖钢针的施礼德

　　传说，曾有一个德国流浪汉名叫施礼德，初来天津时身无分文，没有饭吃，没有住所。蜷曲在德租界的一幢小洋楼下过夜时，忽然有一个东西砸到了他的头上，他捡起来凑到灯光下观看，原来是一包德国出产的钢针，他知道这准是德国的妇女们从国内带来的，后来发了财，用不着了，就随手从窗户扔出来了。施礼德不免有些失望，心想，这要是一沓钱该多好啊！看着手里这包针，他不禁眼前一亮，高声叫道：“这不就是一沓钱吗？”

　　第二天一大早，施礼德揉揉惺忪的睡眼，掸掸身上的尘土，擦擦脚底下的那双旧皮鞋，在河边儿洗了一把脸，怀里揣着那包针，就来到了估衣街。只见他在地上插好一块木牌儿，打开那包针，顺手拿起一根，“嗖”地一声抛向木牌儿，“当”地一声，那针竟稳稳地扎在了上面 !“好 !”施礼德用刚刚学会的第一个中国字为自己大声地叫着好。他这一喊不要紧，“呼啦”一下子围上来上百号爱看热闹的人。随着施礼德把第二根针、第三根针……扎在木牌上，看呆了的天津妇女们在夸奖德国货好的同时，也把这包钢针抢购一空。这包针一共 72根，每根 1角，来到天津的第一笔生意，施礼德赚了七块二！

　　中午，施礼德花了 1块钱，吃了来华的第一顿饱饭。吃饱喝足后，他又来到德租界挨门挨户地收买钢针， 1角钱一包。收完了，第二天上午仍旧到原地去卖。时间一长，买针的天津妇女都奔估衣街来了。可就在一个月后，施礼德却不见了！没有买上针的妇女们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后来，人们看见他在德租界开了一家专做皮货生意的洋行，再后来，施礼德也在德租界盖起了小洋楼。

　　极具亲和力的戴维斯

　　戴维斯出生于英格兰的农村，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到牧场上放马，学得了一手精湛的马术。其父是八国联军的侵华士兵，常给他讲自己当年在华的事情，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戴维斯，在他内心深处，早早地就把中国当成了一个神秘而令人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当听说中国是个赚钱的好地方后，他便在 20世纪初，与哥哥一起来到了中国。

　　几经周折，凭借着精湛的马术，戴维斯到天津英商赛马会充当了一名非正式骑马师，为英商平和洋行经理好屋司饲养、训练马匹，与此同时，他开始勤奋地学习汉语。数年后，他已成了一个中国通。 27岁时，他与一个英国籍的洋行打字员结婚，定居在英租界海大道英国菜市对过的一栋二层楼房。但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尤其是有了两个儿子后，一家四口的生活更显拮据。

　　戴维斯为人谦逊，待人热情，与人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真诚的微笑，极具亲和力的特点，让他交了许多朋友。他的邻居中有一个名叫爱温斯的美国律师，专门受理在津外商的案件，常与中外上层人物打交道。因为他们出入时同走一个大门，戴维斯主动与之接近，并很快跟他交上了朋友。时间一长，戴维斯也认识了一些来这里的知名人士，华商高星桥便是其中一个。

　　在高星桥的资助下，在英租界中街麦加利银行旁，戴维斯开办起了瑞隆洋行，专营股票、外汇等跑合生意。但开办没几天，就引起了花旗、汇丰、麦加利等银行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样一个小门脸出现在他们中间，对他们是一个侮辱。但戴维斯就是赖着不走，善于交际，会做生意的他，充分发挥他极具亲和力的特点，最终不但与银行界交上了朋友，而且银行方面还答应他，日后给予优先办理手续的便利条件，最后还给了他一笔可观的搬迁费、修理费，戴维斯这才搬到了永盛洋行旁重新开业。

　　此后，由于有了银行方面的支持，瑞隆洋行不仅做股票、外汇生意，而且开始做标金行市，买空卖空，为皇家贵族、军阀、地主代买房产，从中获得佣金。

　　1928年，高星桥创建劝业场时资金出现缺口，戴维斯自告奋勇出面做中介，由爱温斯代立合同，向麦加利银行借款 50万元。 12月 21日，劝业场落成典礼那天，戴维斯格外卖力，他不但请来了英、法、日、意各国的驻津领事，还招来了一支由 500余人组成的英国驻军苏格兰乐队。开幕式上，戴维斯跑前跑后，大出风头。从此，他便成了天津商界的知名人物，并步入上层社会，成为英国商会、英国乡谊俱乐部的会员。劝业场贷款的成功运作范例，为戴维斯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业务，他很快就成了百万富翁。

　　为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戴维斯时常往返于津、沪、港等地，并有意要在香港发展。遂于 1941年初，将洋行转让给了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的儿子郑慈荫，郑交给戴维斯 10万元押金，言明 10年后戴维斯收回洋行时返还押金。不久，戴维斯又在香港开设了瑞隆洋行总行，天津的洋行遂成分行。后天津瑞隆洋行濒临倒闭，郑慈荫也因病去世， 10万元押金自然落入了戴维斯的腰包。

　　不走运的麦尔第瑞司

　　麦尔第瑞司， 1897年 8月 15日出生于希腊，曾受中等教育， 18岁时来津，投靠在天津开设正昌面包房的姨表兄肯尼拉司，在面包房内充任服务员，后因与表兄不和而辞职。靠自己多年的积蓄，在北京电报局旁开设电报饭店，初时，饭店生意非常火爆，收入不菲。风光一时的麦尔在北京娶妻生子。但饭店没兴旺几年就走向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饭店被日军接收而失业。麦尔性情暴躁，并时常酗酒，不肯忍受贫寒的妻子与他离婚后便带着女儿回希腊去了，留下一儿子与麦尔在一起生活。

　　失业、离婚，对麦尔的打击很大，整天除了酗酒就是萎靡不振地闲逛，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得携子来津，硬着头皮投奔正昌面包房的姨兄。他与儿子住在面包房的楼上。来津后，他仍无正当职业，父子生活完全靠姨兄接济度日。后来，他在中街一带与人合伙做美钞买卖，仍难以维持生活。因孩子当时只有 3岁，又不得不雇佣一名中国女佣看管。他终日在外奔波，很少跟儿子在一起，因此，孩子跟保姆学会了中国话。后来孩子大了，他也没钱让孩子上学，就连孩子的衣物鞋帽都是女佣到外侨家里要来的。

　　虽然他在天津有一个在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天津分公司任经理的兄弟，住在十区茂根大楼的豪华住宅内，但因麦尔过于贫困，这个兄弟根本不让他登门，更不给他分文接济。天津解放前夕，实在无法生活下去的麦尔，不得不伤心地告别了天津携子回国。(供稿/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王勇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