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迪

　　因陈之藩先生《在春风里》新序中提到傅斯年的一段往事，我想到邓云乡先生以前告诉我的情况，接着我又把王为松编的《傅斯年印象》找出来重阅，觉得还可说几句。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代理胡适暂任北大校长，当时北大尚与清华、南开在昆明合组

成西南联大，北京那边在敌伪时期也仍以北大名义继续开学，所以情形错综复杂，可说是“两头着火”。傅斯年认为胡适办事远不如他，所以要“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同样的意思，傅斯年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纪念会上再次提到，他说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还笑着批评蔡元培、胡适之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蔡元培主持北大，讲究无为而治，兼容并包；胡适更是温情主义，待人宽厚，这其实正是两位的高明之处，而性格刚烈的傅斯年不能理解，反而觉得他们不会办事。但他把沦陷区的北大师生认定是伪教授、伪学生，以“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的坚决态度扫荡伪北大的教职员，却不免失之偏颇。陈雪屏回忆说，抗战胜利后他先赶回北平接收北大校产，几个月后傅斯年到北平，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问陈，与伪北大的教职员有无交往。陈回答有交往，傅斯年大为不满，说：“‘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此后谈到这件事，傅斯年总要发脾气。

　　傅斯年昔日的老师周作人看到报上傅斯年对记者的这番谈话后，当天在日记中说是“又闻巷内驴鸣”。后来在审判周作人期间，周的老朋友、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俞平伯还给远在美国尚未归国任职的胡适写了封情词恳切的长信，请求胡适为周说情。胡适回国后果然出具证明为周洗刷罪名。但作为学生的傅斯年却一点不留情面，反而责怪胡适，说他“到职之后，放下北大校务尽可不管，首先第一要务，急急忙忙地替他办证明文件”，并问这是“啥个哲学观念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