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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保健工作有纪律，保健大夫之间不能互相串，不能互相谈论自己保健对象的情况。但在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们，因为年龄相近，总有工作间的接触，有时

　　还有相互替班的情况，又属于同一个小单位，开会讨论问题，言谈见解也很投契，

所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许多年后，他们还能追忆起一些互相关照的故事。

　　有一次，王鹤滨陪同毛泽东，住到了城西万寿路的新六所。到那里的第二天，王鹤滨见毛泽东尚未起床，就抽空回中南海办点事。谁知人刚到中南海，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王医生，你马上回来，李讷病了!”

　　王鹤滨放下电话，急忙向交通科要了车回新六所。轿车驶出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后，年轻的司机邸运田问王鹤滨：“事情急不急，我想路过西单商场时买点东西。”

　　“要去快点去，不要耽搁，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病了!”王鹤滨觉得不应该，但还是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司机把车开到西单商场门口，就下车买东西去了。王鹤滨坐在车里，不知不觉睡着了，时间究竟耽搁了多久也不知道……

　　等司机回来，开车赶到新六所，停在毛泽东住的那栋楼前时，王鹤滨看到汪东兴正焦急地站在那里。见王鹤滨下车，汪东兴忙不迭地对他说：“快点。怎么搞的，汽车开了这么久?打电话给交通科问，说是车子早就开走了。快进去!主席发烧了!”

　　王鹤滨这才知道，汪东兴在电话中说的李讷，是毛泽东的代称。可这在事前没有约定过，王鹤滨并不知道这个“代称”，要是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答应司机在中途办事的要求的。

　　王鹤滨也顾不上说什么，快步进入楼里，看到了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庆。翁永庆已经把抗生素吸进了针管里，正准备去毛泽东的卧室。他一见王鹤滨来了，就立即把针管递过去，说：“鹤滨，快去，等你时间很久了。主席一再问你怎么还不来，只好把我先招呼来顶替你。”

　　此时，王鹤滨已来不及到盥洗室去洗手了，迅速拿碘酒和酒精棉球擦了两遍手，接过注射器向毛泽东的卧室走，也没有同翁永庆说一句道谢的话。

　　毛泽东此刻正躺在卧室里，他见王鹤滨走进来，露出快慰面容：“哎呀呀!王医生，快点来吧!不得了啦，烧得很厉害!”毛泽东的脸因发烧而涨得通红，音调稍带些颤抖。王鹤滨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内心更加愧疚，眼泪也差点掉下来。他急忙给毛泽东注射了抗生素药剂。

　　因为患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经过及时治疗，毛泽东几天后病就痊愈了。

　　毛泽东喜欢卧位看书，这在有些人眼里，被视为是一种不良习惯。但王鹤滨根据自己的分析思辩，认为这恰恰是有一定科学依据合乎生理卫生要求的。这样有益于增加持续力，还有助于增加记忆力。对毛泽东而言，又是他强迫自己挤出时间，增强思维活动，增强大脑能力的一种办法。

　　卧位看书或许是有益的，但吸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对人体都是有害的。而毛泽东多年形成了吸烟的嗜好，王鹤滨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毛泽东把这个不良的嗜好戒除掉。

　　王鹤滨告诉笔者，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毛细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也使脑压升高。在这个过程中，大脑的活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产生一时的才思敏捷，思维活跃，提高创造力。但为了保持这种效果，不断吸烟甚至增加吸烟量，形成恶性循环，终将导致脑、心肺的毛细血管提早出现硬化。而且，吸烟还是患肺癌的主要元凶。

　　在王鹤滨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期间，他策动了一场促使毛泽东戒烟的“运动”。他鼓动全体卫士，毛泽东的女儿，以及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在毛泽东吸烟的时候，采取劝说或直接没收的方式(只有女孩子们敢于采取)，阻止毛泽东吸烟。

　　在医务人员的解说下，毛泽东本人也知道了吸烟的危害。他也曾配合，同意工作人员在他的口袋里放一些瓜子、水果糖，在烟瘾上来的时候，以此来替代。但最终毛泽东还是感觉不可行。

　　毛泽东对王鹤滨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上，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个作用。”

　　王鹤滨感到这是毛泽东的肺腑之言。他觉得作为一个保健大夫，是要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自己的保健对象身心健康和愉悦，而不该是在你做工作后，使他们感到痛苦和不适。因此，他最后不得不决定结束这场戒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