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大学率先对学生实行“末位淘汰”制，每年将有2%的学生面临淘汰。同时学校要求教师不允许在同一学科给出100%的通过率。此举一出，舆论阵起，即有为此举可以彻底根治部分大学生日渐低落的专业学习积极性，促进大学教育质量而鼓与呼的。也有人为此感到忧虑，认为这将进一步加重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压力。

　　其实，作为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末位淘汰制”确实是一种有效管理手段，可以在不改变现有组织结构、人员构成的情况下通过实体内的自由竞争，达到优胜劣汰的效果。这一先进经验首先被应用于企业管理，在优化企业结构的过程中起到了良好效果。而这一经验是否适合拿来管理学生，是否可以拿来管理教育呢？笔者认为，欠妥。

　　之所以这么说，应该首先从这一制度发挥效力的环节上进行分析。要进行末位淘汰，首先一件事就要通过公正公开的评价制度进行排序，给出充足的理由，从而确定这一末位个体。这一环节的透明度和可信性是整个制度的关键所在，而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这一排名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学习成绩。这一单一的评价标准能否挑起“淘汰”——这一可能影响一个学生一生发展的重担吗？长期以来的中国教育传统一直给我们的是肯定的答案，从隋朝兴八股开科举一直到现在的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成绩是所有学生必须面对的唯一评价标准。这样的单一标准较之经济领域内的多重数字参考和人事管理上的全方位考核评价制度，显然是孱弱的。面对着一个呼啸而来的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单纯的靠书本来考核学生的知识水平显然已经缺乏公信力了。终身学习的要求是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的根基是自学水平，单纯的通过“末位淘汰”来改善学风的办法，注定是南辕北辙的。

　　另一方面，单纯的从名次入手进行淘汰，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法论的。但凡排名便自有个高下之分，这样的高下对于选拔来说是合适的，因为这至少不伤害排名低下者的利益，反之用于淘汰便会让被淘汰者面临残酷。假设在这样的机制面前人人都加劲学习，可总会有2%的学生惨遭淘汰，一个学生已经连续三年涉险过关，在最后的一年中不幸倒下，只是因为能力上“相形见绌”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不好而倒下。那么他的后路如何呢？这个问题校方可以不考虑，社会则不能不想。不能说他不是社会的人才，他当年进入北大就是最好的实力见证，这样的淘汰和市场卖肉一样是对人才的浪费。

　　单纯按照名次来淘汰的弊端在日前中国的足球赛场上现出了弊端，甚至闹出了笑话。明年开始的中超联赛的名额将由今年的甲A排名加上去年排名的一半来排定，从15支甲A队伍中淘汰名次分最多的3支。这样一来，便出现了最后一轮比赛有的球队赢球遭淘汰，输球反而晋级的怪事，按照积分算，今年四川队必须高于重庆6个名次才能升超，那么最后一轮对阵北京，他们如果赢下比赛将面对北京因为积分而被重庆反超的情况。这样一来赢了球反而危及到了自身利益。这样的事情在教育领域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淘汰掉的并不一定是最不好的，评价机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长期以来足球界是最经常让我们当作笑话来把玩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高投入高产出和低效率低水平，一届世界杯、奥运会的成功失败往往直接和足球的发展水平画了等号，问题归根到底出在了评价机制上。在中国的教育界，完全的“以分为命，以考为关”的人才选拔制也是同样的具有片面性。

　　更重要的是这种“末位淘汰”的先进经验是和社会的人文关怀氛围相配合使用的。我们只是片面的割裂出来学习，就会出现问题。这种在学校里的“末位淘汰”又往往因为学生群体普遍面临的心理危机而眠的愈发敏感，在仅仅有升学压力的情况下，从初中生、高中生到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自杀的事件已是十分的惊人。倘若再讲这种明显带有残酷性的机制引入，恐怕生命的脆弱就会更加的显现了。即使抛开偏激者不论，这样的“逼迫式”学习也不能真正的引导学生的健康成长，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远远比一少部分的学生惰于学习严重的多。毕竟大学生还是社会中的准弱势群体，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击挫折的能力还较弱，还处在一个完善心理机制的阶段，社会应该给予的是更加轻松的学习环境。在严格制度的同时注重人性化管理才是事业走向成功的关键，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我们培养人才的标准。

　　这样的思想其实还是来自北大的，来自80年前的蔡元培先生的“五育”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