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的败笔

　　看《史记•孝武帝》一定会使许多信心不足的史学工作者倍感鼓舞，因为他们“终于”发现，被千古史家奉为圭臬的司马氏也“可以”有如此明显的不妥之处。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庙号“孝武”的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个有为之君。在他当政期间，北灭匈奴、西联诸夷、南平三越、东击高丽，尊儒术、削藩侯而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这种丰功伟绩既便大书特书也毫不为过。而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事实上，在《史记•孝武帝》中的汉武帝除了求神祭祖追逐不死之药，似乎从来不做其它的事——这完全是一幅昏君的标准形象。而这幅形象显然与历史是不相符合的。而要以司马迁不了解汉武帝来搪塞的，那是完全不通的。因为他们本就是同时代的人(司马迁公元前90年去世，而汉武帝是在四年后作古)。以司马迁的史才，应该不至于把一个生活在身边的“历史人物”描述得如此有失公允吧？

　　不过要推究其中的原因，其实好解。《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司马迁是“幽而发愤”，从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司马迁之所以“幽而发愤”，正是拜武帝所赐。

　　事情起因于当时的一位大将军李陵(他正是一代名将“飞将军”李广之孙)，他在引兵与匈奴的作战中投敌叛国。而就在龙颜震怒、一片肃杀之气中，只有耿直的司马迁还在为李陵辩解。他说李陵虽然投降，但以他所带的数千兵马能够杀敌数万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后来在匈奴“一国共攻而围之”(《汉书•司马迁传》)下投降那是情非得已。还说以他当年与李陵同窗共读时对李陵的了解(司马迁与李陵同为，但仅仅只是泛泛之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相信李陵一定会重回朝庭的。这种不合时宜的论调在盛怒的龙颜下，结果可想而知。司马迁当时就被判以极刑，后来改成腐刑，也就是宫刑。这对于一个志在四方的七尺男儿而言是一种何等的侮辱！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汉书•司马迁传》)

　　但司马迁并没有从此沉沦，而是意识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而发愤图强而作《史记》。虽然司马迁受腐刑后依然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掌管史书的编撰，但这种心理创伤是难以消除的。他在给故人益州刺史任安的信中就说到自己是“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这种幽愤之情，数千年后读来仍令人嘘唏不已！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汉武帝的评价有失公允也就可以理解。

　　实际上，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嫉恨还可以在《史记》的其它篇章中得到验证。比如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本纪是帝王的专利)，位列刘邦之前。许多史家都对司马氏的这种反常举促赞誉有加，认为这体现了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能够坚持事实、不以成败论英雄而秉笔直书的凌然气质。

　　我很不敢苟同这种观点，反之，我倒觉得这正是司马迁的败笔之处。就像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司马迁以个人的私怨对汉武帝大动“手脚”，把一代有为之君贬得一文不值，那么他的这种一己之心难免也会在《史记》中影响到与汉武帝相关的人和事。而褒项贬刘无疑就是他的“阴谋”体现。

　　在《史记》中，项羽被描述成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而刘邦则成了一个市井无赖，说他“好酒及色”，而且屡屡贪生怕死，又不会带兵打仗，似乎他的成功只是一种“撞大运”的结果。假如把这放到历史中去考查，显然很难立足：大英雄最终众叛亲离，“无脸见江东父老”而羞愧自刎；而小人却成为开国之君，成就一段千秋伟业。在我看来，更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司马迁基于对汉武帝的嫉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的祖宗连窝端了。唯有如此才能解他的心头之恨。为了反衬刘邦的卑微不堪，于是项羽被平地拔高——虽然失败但还是个悲剧英雄；而刘邦虽然功成名就却成了千古的可鄙之人。我想，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一定对着摆着面前的一大堆竹简“嘿嘿”一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司马迁成书后畏惧而逃，并叫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改名姓“同”和“冯”，这不也正是他心虚的表现吗？

　　不过太史公之败笔更说明他的可亲，人总是有七情六欲，以司马迁这样的性情中人做一起性情中事本就是正常不过的事。只是委屈了刘邦，由于他的玄孙对司马太史的不敬，致使他本人在千百之后还是背着一个无法洗刷的黑锅被人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