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僧慧禅法师或者说出了家的史国良又一次引起我的兴趣是因为他的一篇发在2000年2月2日《北京青年报》上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申世恩老师您在哪里》。文章叙述了史国良三十四年来心灵深处始终无法安宁的一段过去的往事：文革初，还在上小学三年级的史国良因为申世恩老师在课堂上说了一句“林彪也是变色龙”，而和同桌一起将她告到校革委会。那老师后来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挂牌子，剃阴阳头，挨打，关在粪水四溢蛆虫蠕动的厕所里，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当时只有十岁的史国良没有想到自己的“革命”竟给老师带来了这样的灾难，或者说老师的灾难令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剧烈的震撼。纯洁的人性善那一霎战胜了心中被灌输的“革命”，一次他趁看守离开的空，悄悄跑到厕所去看被关在里边的老师，送她一个西红柿，又小声说一声：“老师，我错了。”正在厕所里写着检查的老师却说：“不是你的错，你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怪你……”老师的宽容并没有使史国良的内疚之心得以释然，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岁月的流逝，史国良心中的悔恨和不安与日俱增，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始终压在他的心头。这种无法排遣的负罪感甚至影响了他的创作。他想找到申世恩老师，他要向她再次说一声“我错了”，他要请她原谅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错误之举。可是申老师早就调走了，不知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史国良在多年寻找无望之际，他想到了媒体，于是就有了《北京青年报》上的这篇《申世恩老师您在哪里》的文章。

　　后来的故事我不想一一详叙，因为它不是我们这篇文章关注的重点。可以简短告诉读者的是：史国良如愿以偿。文革中历尽磨难的申世恩老师以其宽容的胸怀释去了萦绕在史国良心头达三十四年之久的内疚和悔恨。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专门将史国良和申世恩请到演播厅，围绕“忏悔”和“宽容”这个话题，做了一台令观众无不怦然心动的感人节目，许多人一边看，一边抹眼泪，嘘唏感叹不止。

　　其实，发生在三十四年前的这个故事应该说算不得怎样，文革中惨遭迫害跳楼上吊投湖卧轨割腕的悲剧比比皆是。从史国良这一方去说，他的“错”和那些整人害人且动手打人的人相比也可说是不值一提。史国良当时只有十岁，十岁的孩子懂什么？何况又是处于当时的那种是非早已颠倒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再说史国良的“汇报”毕竟是确有其事，他没有去“栽赃陷害”，他的“错”在于他对“革命”的无限相信。可在那个失去了理智的疯狂的年代，又有几人对“革命”产生怀疑的？这一点，倒是被史国良“汇报”的申世恩老师反而看得更清楚些，她虽然饱尝“汇报”所带给她的灾难，但她始终没有去怪罪他，她认为他只是个孩子。好在史国良很快就向申世恩认错了。但他的第一次认错应该说是纯人性的，也可说是不彻底的。不彻底的原因仍然在于“革命”。他一方面为申老师遭了如此灾难深深的不安，因为他知道申世恩是个好老师，申老师家访他从来没挨过打，申老师还鼓励他画画，预言他将来可以成为画家；可他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做的对，因为他的行动受到了校革委会的肯定。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只有十岁的史国良陷入了何等的困惑和百思不解的矛盾之中。

　　解开史国良困惑的是时间和他不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对灵魂的拷问是痛苦的，换了其他人决不会自讨苦吃。他们有一百个理由为自己开脱，他们会很轻巧地将自己的“错”推到“四人帮”或者某某人身上。那个年代嘛！那个环境嘛！他们会这样说。更可怕的是遗忘，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那场灾难，忘记了自己在那场灾难中的种种表现。没有多少人肯苦苦探寻那场灾难的根源，没有谁肯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寻找属于自己的过错。事实上，文革的灾难除去体制的原因，我们每一个亲历的人或多或少都有属于自己的“错”。试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绝不盲从，每一个人都绝不迷信，每一个人都恪守道德的标准，那么还会有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么？

　　史国良何以一定要苦苦拷问自己的灵魂？何以一定要找到申世恩老师再一次道歉？何以一定要发表那篇文章以示公开的“忏悔”？要知道没有一个人去追究发生在三十四年前的那件事，没有一个人去谴责当年的只有十岁的史国良。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史国良在以“自审”方式完成一次灵魂的净化。众所周知，史国良已于四年前出家，皈依佛门，成为一个画僧。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史国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但严格地说，那仅仅是形式上的精神家园。形式的精神家园距离史国良心中的精神家园还远。史国良心中的精神家园须在史国良彻底荡涤心中的种种污垢种种杂念，彻底释放心中的种种不安种种内疚后方能建立。史国良心中的精神家园应该是一片温馨的净土，它所拥有的只能是爱，是善良，是理解，是同情，是平静，是虔诚。

　　完成了又一次灵魂净化的史国良无疑向心中的精神家园又走近了一步。

　　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无不是艺术家精神世界的反映，或者换句话说，艺术家的精神历程必然要在他的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史国良曾经画过不少以老师为题材的画，现存于保定燕赵画店的那幅8尺×4尺的大画《新教师》即是其中之一。不久前，河北省美协主席赵贵德携夫人来到燕赵画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幅画。二人双双看过，说一句：“这是史国良的精品。”《新教师》画的是西藏的一群农村孩子在村口喜迎新老师的场面：春风拂柳，孩子们簇拥着新来的老师，有的在前边领道，有的摇巾呐喊，有的为她拎包，有的骑在牛背上尾随，甚至连狗也兴奋得奔跑起来……此画生活气息浓郁，人物鲜活，神态各异，可谓呼之欲出，整个画面充斥着一种动感，漾溢着万物复苏、生命萌动的勃勃生机。在没有看到史国良的那篇公开的忏悔《申世恩老师您在哪里》之前，我对于《新教师》这幅画的所有感受就是这些。然而在看过那篇文章后，回过头再去看《新教师》这幅画，我就忽然又看出了许多新的也就是画面背后的东西。比如新老师是女性而不是男性(他完全可以画个男老师)，比如欢迎新老师的几个男孩子里，年龄大多在十岁左右……完全是巧合还是作者多少有些有心？那个和同伴勾肩搭背颇顽皮的男孩儿是谁？他的身上是不是有点儿当年史国良的影子？再有，整个画面所体现出的孩子们对于老师的敬爱之情，难道不正是史国良的心底深处深深忏悔后的一种渴望么？

　　其实，史国良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决非始于他的出家。这个结论我是在看过他的诸多以西藏为背景的作品后得出的。有着油画效果的中国画《空门》系列为史国良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其中的《刻经》获得国际大奖及文化部嘉奖，几乎所有的写史国良的文章都会谈到它，在此我不再赘言。我关注的是史国良画《空门》系列时的精神历程。我以为《空门》系列好就好在史国良画出了西藏的“魂”，这一点并非所有的画家都可以做到的，也并非只要画了西藏的宗教就画出了西藏的“魂”。西藏的“魂”是什么？是虔诚，是生命的追寻，是一种从古至今又从今至古的永恒，是只要看它一眼就会为之深深震撼，就会刻骨铭心。所有这些感受是我在看过史国良的《空门》系列后得到的。在看那些画时，我也分明捕捉到了史国良的一颗作为艺术家的“真挚热诚”的魂灵，史国良是将自己的“真挚热诚”的魂灵揉碎，一点一点揉进了西藏，和西藏的“魂”紧紧熔铸在了一起。我想那一刻史国良就已经在寻找属于他自己的精神家园了。史国良正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完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空门》系列。

　　慧禅法师或者说出了家的史国良在苦苦寻找心中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他的画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是心灵的变化所致。刻意所求或许不会产生那样的效果。我最近看到的他的几幅小品便是这样。慧禅法师依然画他所熟悉的藏女、维女、村姑、孩子、小猪、狗、牛、鹅……准确的造型，扎实的素描功底，鲜活的人物，老到大气的笔墨功夫，浓郁的生活气息，表面看，似和他过去的作品没有多少区别，但细细去品，你就会在这些人物的身上脸上读出一种平静。虽然慧禅法师的那几幅小品的人物表情多是喜悦，但那是一种平静的喜悦，是一种“日日是好日”的喜悦。这平静的喜悦“日日是好日”的喜悦实在正是佛家的禅。禅是什么？一个大和尚说：“禅是平常心，是佛来不喜，魔来不惊。”

　　进一步去想，能在纸上画出禅意的慧禅法师也一定在自己的出家生活中领悟了“禅”的真啻，否则，那一幅幅精美的人物写实画中何来“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