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召公众“深思”，几乎成了批评性报道和议论的格式化“豹尾”。我以为这迹近于无稽之谈。

　　盖“深思”者，一要有可供世人“深思”的理论空间，二要有匹夫“深思”之后自主行动的可能，如此方有倡导的价值。譬如尊重知识和人才、保护生态环境、遵守交通法规、走勤劳致富之路等议题，不仅事关每个人，而且人人都可以从自我做起，从今天开始。至于那些严重触犯党纪、国法，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恶性大案，其本身的罪错性质已不证自明，属古今中外皆曰必惩之类，何须局外普通公民再行“深思”？感谢近年来新闻的透明度日趋加大，此类例子已多有曝光，这里我们不妨重提几则：

　　2000年6月4日，霸州恶警杜书贵枪杀无辜公民的案件震惊了全国。时隔仅一个月，禹州的刘德周就以枪杀3位公民，枪伤2位公民，劫持5辆车的罪恶后来居上，创下了警案的新最。8月间，昆明的房建云不甘人后，再用枪击5人，致1人死亡的血案续写“新章”。其实，此前上海的于双戈、安徽的王家龙、马希山、重庆的田特捷、四川的李勇、广西的朱克寒、湖南的姜岳平、吉林的李永文、广东的何晓等警界败类已竞相以身试法了，但杜、刘、房三凶仍铁心前仆后继，吾侪夫复何言？2003年8月5日，河北省沙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王伍为除掉同在一个单位的副局长刘童林，竟雇佣了石家庄、辽宁等地的5名无业人员充当凶手，伏击打伤了刘童林。而历数这几年媒体报道过的由公安人员作出的刑讯逼供案、“处女嫖娼案”、“查黄案”和护黑案，又该让守法公民作何“深思”呢？

　　新中国成立已逾五十年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也已逾八十年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更是逾越五千年了。时至今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多少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空白点？讳疾忌医于事无补，对症下药才是正道。不着边际的“深思”云云，说得最客气，也是新八股。旧八股尚且早被时代和民众唾弃了，新八股又何必狗尾续狗尾呢？

　　记得2000年12月13日的各地大报曾报道，中央综治委就禹州、霸州发生的恶警持枪杀人案，分别向河南、河北两省综治委下发了《重大问题领导责任查究通知书》。两省综治委也已对与案件有关的领导责任进行了查究，禹州市和霸州市都被实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的处罚，两市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及有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曾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像发生在禹州、霸州、昆明的恶警持枪杀人案，教条式地泛泛号召公民“深思”，对当事人和局外人均不会产生正面的思想触动，必须施以这样的处罚处分，才是惩前毖后、立法制得民心的应有举措。

　　我们的祖先早已总结出了“亡羊补牢”的哲理性格言，还创作出了“刮骨疗毒”的形象化描述。无论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还是从迎接新世纪应有的精神境界观照，今天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处有司、每一位守法公民都不应再表现出愧对古贤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实事求是的要求，决不应该成为人们经常呼吁的期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