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状态下的新闻良知

　　文/周光曙

　　娄底日报原政法记者“伍新勇控官事件”在社会上传得沸沸扬扬，影响极坏。伍新勇的同事说伍“识字不多，本事不小”，各地同行甚至说，这一事件有可能载入中国新闻史册，从而推动中国新闻法的早日出台。果真如此，伍新勇“功不可没”。窃以为，目前中国记者是在一种失控或半失控状态下工作。在这种环境下，记者的失态，就很容易成为常态。一昧地要求记者除了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之外，更要有拒贿的心理素质和为民请命的道德素养，其实是一种苛求。

　　所谓失控，是指对新闻工作者自身的监督缺失。众所周知，一部新闻法千呼万唤不出来，应是新闻的隐患所在。据说全国人大正在加紧对新闻法的相关条款进行研究论证，但何时能够出台尚不可知。新闻法在保障新闻记者正当采访权的同时，也对新闻采访行为进行制约。当然，并不是说目前我们是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下开展新闻工作，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管理制度约束着记者的行为。然而，正因为是制度而不是法律，就使记者处于一种半失控的状态下了，就有了伍新勇之流的生存土壤和发挥空间。而制度的对内性更是让人忧心，更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

　　而另一方面，记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也让部分记者心理失衡从而走向失控。最近湖北电视台限令200名记者自动离岗一事，让新闻工作者寒心。目前，全国行业报刊清理整顿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有大批新闻从业人员要另谋出路，而他们在即将失业时才知道自己原来也在风光地打着“黑工”，相当一部分人不要说福利、保险，就连聘用合同也没有签订。一位媒体负责人对笔者说，他们有半年多没有给记者发奖金和稿费了。笔者惊讶地问他们的记者如何生存，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们有红包呀！”如果“红包”在媒体管理者眼里被合理合法化，新闻的公正性又从何谈起呢？

　　勿庸讳言，有些单位确实给记者发放有限的交通补助，这无可厚非。然而，正是这些所谓的“红包”让我们的某些新闻工作者丧失了职业道德。

　　据新华社报道，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后，当地负责人和金矿矿主为隐瞒真相，分别对采访事故的一些新闻单位记者送了现金和金元宝，其中，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另有多家媒体的记者接受了贿赂。

　　这一事件的披露自然让新闻界蒙羞。然而仔细想想，这应该不是新闻个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多的黑幕之后，存在着失职记者的不法交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如果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我们张大的嘴巴恐怕会讶异得无法合拢。

　　笔者曾经和一个基层宣传部门的同志开玩笑说：“某些基层宣传部应该加一个字，叫‘不宣传部’。”该同志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们也是没办法呀！”事实上，目前有些基层宣传部门确是成了专门阻止反面报道的“不宣传部”。为某些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进行新闻“了难”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向笔者算了一笔账，他们县因为教育方面的一个问题被媒体曝光后上了央视“焦点访谈”，导致全县工作陷入被动。他说，当初如果拿一笔钱封第一个记者的口，甚至花30万元摆平“焦点访谈”的记者也值，因为“焦点访谈”让他们至少损失了300万。

　　就是在这种失控的大背景下，媒体的个别记者被迫良知沦丧。“无冕之王”又能怎样？在各种关系的说服下，你不得不收下红包表示沉默。很多记者是从坚决拒收、半推半就发展到威胁索贿的。那么坚决拒贿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是“不怎么样”。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不怎么样”；你的工作业绩也可能“不怎么样”，那么你整个人也就会“不怎么样”。

　　据称，“兴寨金矿事件”之后，中国记协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在互联网上公布了针对新闻记者的监督举报电话。最近，各级宣传部门也急于向公众公开了新闻记者“几不准”原则，我们在称赞之余，不禁要问：在此之前，这些条例都是“准”或者“半准”的吗？

　　媒体本身对记者的约束是有限的，而记者的良知也并不能代替法律。我们相信伍新勇只是极其少见的新闻败类，我们也相信类似于兴寨的金矿不会经常爆炸，也决不是每一个记者都会收取甚至索要红包，但我们仍然要呼唤有一部关于新闻的法律来规范新闻行为。

　　良知的缺失是对新闻工作的亵渎，法律的缺位是新闻失控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