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刚满18岁，已在苏皖交界的故乡小镇当了两年民办教师。8月13日那天，我终于知道了自己的高考成绩。由于我的成绩远远高于当地其他考生，同时也高于上一年的录取分数线，人们普遍认为，我已经考上了大学。这在家乡立刻成为重大新闻。过去的十几年里，全公社除了推荐了几名工农兵学员外，还从来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人们普遍认为，幸运的光环已罩在我的头顶，我的前程将不可限量。

　　就在高考成绩公布的几乎同时，我又接到了招工体检的通知，在就业异常困难的年代，我却双喜临门。一天晚上，小香子的父亲忽然来我家。此前，他一般是到文化站与我父亲聊天。这天，我的父亲不在家，他直接向我的母亲道明了来意：“我来跟你商量商量我们两家孩子的前途问题，不知你们是怎么考虑的。”小香子的父亲此时担任食品站站长，在商品紧俏的年月，他拥有令人羡慕的实权。他可以只花一角钱就吃一只活鸭子，只需往县里多报一只死鸭子数字就行了。至于想通过他开后门买点计划外猪肉的每天更是趋之若鹜。他主动挑明，不打算让小香子去城里当工人，他对小香子外出工作不放心，而想将她分配到四合供销社工作。当时，供销社营业员是人们十分向往的职业。当年有一幅漫画：一位领导拍着一个教师说：“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当营业员！”

　　两天以后，小香子自己穿着鲜红的衬衣到我家来了。我感到有点窘迫，正在考虑是否回避开，让她与我母亲和小姑姑在门口乘凉。可是她迫不及待地直接叫我，我立刻象个温顺的羔羊，坐在了她的对面。 她说： “明天去县人民医院体检，你去吗？”“当然要去。”

　　“咦，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我说录取通知还不知何时能到呢。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那我们俩明天一道去吧。”虽然我与她在上学时座位曾挨得很近，但象这样面对面地坐着说话，还是第一回。那天晚上，她的心情是那样愉悦，微笑几乎始终荡漾在她的脸上，使原本就很漂亮的面容显得更加妩媚。最近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忙于高考并应付繁重的教学工作，几乎就没有见过小香子。我甚至都不敢正面看她。我一开始就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的角色啊！

　　小香子比我还大1岁，实际上只大几个月。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自然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她生来皮肤洁白、眼睛大而有神、一笑就显出一对深深的酒窝，是个人见人爱的美人胚子。从我自己能记事开始，就经常听到母亲夸奖她长得漂亮。我和小香子同时上小学，在同一间教室里一直上到高中毕业，整整当了10年同班同学。这期间，由于学制变来变去和农村同学中途辍学，象她这样一直与我同学的竟再找不到第二个。我们双方的父亲同在“五七”干校劳动，结下了患难之交，这种君子之交一直维持到他们的晚年；我们还一直互称对方的母亲“姨娘”，这叫法是把双方的母亲当成了亲姐妹。然而，谁又能相信，这10年里我和小香子却从没有互相说过一句话，这是一种多么不同寻常的关系啊！儿童时期，我对小香子是否长得漂亮并不感兴趣，我甚至认为接触女孩就会失去英雄气概，我野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不可抗拒的感觉在悄悄滋长。小香子是第一个令我怕羞的异性。那是我11岁那年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正用澡盆在自家后院里洗澡，忽然传来她那银铃般悦耳的嗓音。果然见她与我的小姑姑正朝后院油菜地里走来。我异常窘迫、慌张，想穿裤头也来不及。所幸她们似乎并未注意到五六米以外的我，而是走进了没顶的油菜地里，不过说话声依然清晰可辨。第二年夏天，学校组织游泳，女生和不会水的男生全都呆在岸上观看。在所有体育项目中，只有游泳是我的强项，我兴奋异常，决心拿出自己的绝活。我从人堆中冲出去，立即跳入深水中，我潜入水底，双手划水，两脚蹬地，当我浮出水面，大口呼吸时，离岸已有二三十米远。我在水底潜行时，唯一渴望的是小香子能看见我精彩的表演，因此，当我浮出水面，抹去脸上的水以后，立刻往岸上人群中寻觅她的身影。14岁那年，我当劳动委员，内心曾想将她交来的绿肥多算几斤，可她总是和好几个女生一道来，大家都看着秤呢。于是，我的第一桩渎职行为并未发生。

　　关于我和小香子之间青梅竹马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如果让她来回忆，一定比这要丰富得多。初中毕业以后，她已出落得更加迷人。其间至少有一个男生成了她的狂热追求者，经常跑到她家里去纠缠。她的家长终于发现其苗头不对，为此狠狠教训了她一顿。她从此不再与男生交往，重现其大小姐的端庄。我因家庭困难，长得非常瘦小，每当我看到她那动人心魄的面容时，就无比自卑地想，小香子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时光可以倒转，我真想祁求上苍，让她的眼里永远没有我，我也绝不会主动去跟她开始说第一句话。那样我将少受多少磨难啊！

　　我无法追述这种变化是何时开始的。在我的记忆中，最早预示这种变化的迹象发生在高中毕业前夕。这时我已长得有点模样，颇能赢得女孩的喜欢，再不是以往那种瘦弱不堪的样子。那一天，全校师生在操场开大会， 我一边剪手指甲， 一边轻轻地对同座的说：“这是在学校剪最后一次指甲了。”我说完一侧脸，见距我不到两米远的小香子正直盯盯地看着我。我象是被她发现了内心的秘密一样，赶紧回避开，心跳为之而加剧。这是我首次发现她那样注目于我。那时，街上有时放露天电影，我总是带上长条凳与母亲、弟弟一道提前去占地方。小香子几乎每次都站在我们的后面，她象意外发现我似的，以极欢快的嗓音叫我的名字。这第一声呼唤打破了我们之间长达10年的僵局，我甚至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直接对我说话。我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无比激动和慌乱，竟从未作出回应，直到整场电影看完，我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我一直感到困惑：她怎么每次这么巧都在我的身后？如果她专门为了找我，那么在光线昏暗、上千名观众挤成一团的情况下，又多么困难！

　　1978年8月17日，这是一个至今仍令我心悸的日子。自此以后我的生命轨迹无不与这一天息息相关。这一天清早，我按照小香子的约定先一步来到公共汽车站，买了两张去县城的车票。不一会儿，她冲我笑吟吟地走来。这时等车的人陆续汇拢来十多个，不少还是熟人。这次本街共有6个人参加招工体检，其他几人都是我们下一届毕业生，也有一名女生。按当时的习惯，一般是性别相同的才结伴而行，只要一男一女撇开别人单独行动，立刻就会被人们认定为是在谈恋爱。事实上，后来确有不少熟人据此认为她是我的对象。我唯恐别人说我们俩的闲话，把车票给她以后，就离开她一点。可小香子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个，她似乎还唯恐别人不知道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她不仅老是跟我说话，甚至还做出一些亲昵嗔怪的动作，比如用胳膊肘拐我。排队上车时，她的车票是1号，排在第一；我是2号，本应排在她后面，我却故意排在第三。到了县城以后，才知道体检要到下午三点才开始。我本以为可以各奔东西了，她又叫我陪她去县委干部的住宅区，将其父亲写的一封信送到劳动局一名干部的家里。此前，她已把信里的内容告诉了我。她无可奈何地说：“其实我自己也不想去四合供销社上班，小集镇上没意思。”一位外国著名作家曾经写道：漂亮的女人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因为那样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还可以带来很多机会。她的父母只看到外面的风险。我们默默地走在县委住宅区的小道上，她忽然拽了一下我的衣袖，显出畏惧的神色说：“我们不从这儿走，那边有人”。我一看前面必须经过一座小桥，桥上正有几个年轻人抽烟、聊天。她的话如同一道激将法，令我产生当一回骑士的念头。我坚定地说：“那怕什么！”她顺从地跟我从那几个年轻人身边走了过去，结果并未发生任何纠葛。

　　那天上午，我们俩一直在一起闲逛，具体去哪条街、哪家商店全是她的主意。我们俩穿的都是白衬衫，也都长得白白胖胖，在外人看来象是一对双胞胎，而不象恋人，因为我们很少说话。自从我有记性以来，只是昨天晚上才开始和她互相说话。我一共才跟她说过几句啊！我简直想不出该跟她说些什么。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把她看成天上某颗明亮的星星或一轮明月，我经常可以看到她，却无法实现双向交流，以至我内心里对她有一种深重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我有时故意落后她两步，以便从背后打量她：她穿着很朴素，与别的女孩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然而我后来却把她美化到了何等程度啊！当我陪她在一家大商店二楼看布料时，正巧碰到初中时的一个女同学。大约是几年不见的缘故，她们俩谈得很投机，我则回避在一旁。我虽然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但总觉得内心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并为此而忐忑不安。我和小香子在过去不到二十小时之间所发生的一切是我以前从来不敢想象的，一切变化得太快了，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应该好好想一想才是。于是，我逃离了那家商店，独自出去走街串巷。眼看到了正午时分，我就在小吃店里买了一碗面条，刚吃了两口，忽然隔着玻璃窗看见小香子正走过来，我埋下头，装作没有看见她。饭后，我带着甜蜜又复杂的心情一直走到城南田野间，然后象在农村教书时一样，半躺在田埂上。我决心不为儿女之情所累，集中精力学习，一切留待以后再作决定。

　　当我回到城里时，在十字路口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我一转身，发现小香子带着欢快的神情穿过马路朝我跑来。她刚到我面前就嗔怪地说：“你去哪儿啦？我一直在找你。”我的心里一阵悸动，同时也对自己的薄情产生了愧疚感(我无法相信她在4年后对我那样绝情就没有一点儿愧疚)。她只顾兴奋地说这说那，眼看下午的体检项目就要开始，她才想起还未吃午饭。她显然是打算和我一道吃午饭的，我却故意躲过了这唯一一次单独跟她在一起吃饭的机会。 她对我说她最喜欢吃“油棍”，我心里感到一惊。那本是一种比油条结实但稍短的点心，但当时的年轻人都把“油棍”作为男性生殖器的代称。上高中时，一些流氓成性的同学也经常在教室里说起它，引得一阵阵浪笑，她不可能不知道。不过她后来买的却是一块月饼，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她吃月饼的样子：她将拿着月饼的那支手藏在衬衫袖口内，趁人不注意时才咬一小口。体检结束时，开往四合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已经走了。她非常着急，我却无所谓地说：“那我们就走回去。”她不同意，因为那毕竟有50里路呢，她从未走过这么远。她说曾在中午见到过本街的一个熟人，那人认识货车司机。那女人对我们俩试图跟着沾光明显不高兴，而我的天性是宁愿受苦，也不愿因有求于人而低三下四地看人脸色。我终于不顾她的劝说独自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走出去近5公里以后，一辆日本产的大卡车嘎然停在我的身旁。这辆卡车比解放牌高得多，一般要从驾驶室这儿才能爬上去。小香子从驾驶室里朝我伸出右手，高声叫道：“快，从这儿上。”并示意我抓住她的手上去，我却故意很吃力地从车轮那儿爬进了车箱。

　　自那天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县城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她又独自到我家来了，她为自己寻找的理由是还我那5角车票钱。我虽然极力推辞，她还是将钱放在了铝锅盖子上，然后并不离开，而是自己坐在我家门口的小凳子上。那天晚上只有我和父亲在家，我们都打着赤膊。我唯恐父亲以为我们在谈对象，所以故意一直不跟她说话。我们俩事实上一直在听我父亲说话。自8月17日以后直到我去县城上班的那20天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小香子。她一般以找我小姑姑为由，到隔壁或直接到我家来，于是我又有多次机会再度与她相对而坐。每当此时，我都感到手足无措，说话很少。我时常在暗自揣摩，这个令我多年可望不可即的妙人儿，如今怎么会如此频繁地主动上门与我相对而坐呢？我怀疑她是受了父母的支使，因为她的父母对她的管教非常严格，否则怎么会允许她独自穿过那长达300米且昏暗、弯曲、肮脏的街巷，每天晚上到街的另一头来呢？

　　我离开小镇去县城，这本是母亲所期待和高兴的事，然而当我真的要离开她时，她又感到无比悲伤。我与母亲相依为命18年半，还从未分开过。我不在家时，有人分担了母亲对我的思念并替我尽了一份孝心，这人就是小香子。在商品紧缺的日子里，小香子总是主动帮助我母亲办这办那。每当我回家时，母亲总会首先告诉我小香子又帮她做了什么事。随后，小香子又会笑吟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特别是1979年的暑假里，我们几乎每天晚上在我家或隔壁的门前相对而坐。尽管这种场合往往有我母亲和小姑姑在场(她们显然只是陪衬)，我和小香子之间有时还是触及一些很敏感的话题。有一次，她主动提到一个姓汪的小伙子，夸他毛笔字写得好，还会开汽车，她说“男孩子还是当驾驶员好”。汪某比我们高一届并已在供销社工作，此前我听说他曾与小香子一道去冶山铁矿看电影。强烈的醋意立刻在我身上发作，我不仅贬低了他的字，还表示开车不算什么好工作。还有一次，她忽然向我提起本街一个姑娘，并以艳羡的口气夸她16岁就顶父亲的职有了正式工作，而且长得也很漂亮。这回，我明白了她的用意，她担心我家嫌她年龄比我大。为了让她放心，我表示从未注意到这个姑娘。当我们近在咫尺四目相对时，我从小香子那双明眸里看到了爱情，我的眼神一定也向她泄露了同样的秘密。我和小香子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只隔着很薄的一层纸还没有被捅破。

　　每当我从家里回到学校时，开始一两天总抹不去小香子的影子，显得魂不守舍。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在书本甚至课桌上写她的名字，直到名字重叠得别人无法辨认为止。我无比珍视自己那件灰色狄卡上装，因为那个护领是小香子为我勾的；我还非常珍惜那块苏州牌手表，它原来是小香子自己的，后来她主动转让给了我，手表收据的客户一栏也写着她的名字。我几乎把这块手表当成了小香子爱的信物。随着小香子对我的影响日益加深，她已逐渐成为我心灵的寄托。当时，国家教育部明确规定，在校大学生不准谈恋爱。我唯恐与小香子的恋情授学校以柄并影响我的学业，因此故意减少回家的次数，以避免与小香子频繁接触。1979年下半年，我只在国庆节回去过。

　　在校期间，我读了大量文学名著，并习作了十几篇小说。毕业离校前夕，好几个同学向我讲述自己的往事，为我提供写作素材，我也将自己与小香子的关系如实地告诉了他们。他们都是“老三届”，比我大十多岁，与我的关系一直很好，值得我的信赖。他们不约而同地责备我不该这样冷落她，“人家作为姑娘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找你，你还等什么，等人家主动向你求爱？”他们敦促我赶紧表明态度，别让她失望。我一方面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一方面也感到有点不安：小香子这两年如此主动地接近我，真的是出于爱情吗？万一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中。我一向非常尊重女性，唯恐因自己行为失当而伤害了她。我带着寻找谜底的心情从学校给她寄了一封信。我在信中回忆了两人儿时的一些往事，“我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度过了黄金般灿烂的儿童时代和白玉般纯洁的少年时代。”我表示非常珍惜往日的情感，特别是领悟了她近两年对我浓浓的情意，并表明我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偷偷地爱上她了，只是怕耽误学习而没有及时作出回应。在信的末尾，我特别强调希望她一星期内就回信，千万不要不回信。我甚至如此谦卑地写道：“如果我误解了你的感情，你哪怕回信骂我一顿都可以。”当我把信投入信箱以后，真是如释重负，正如后来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那样：“想说爱你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不过，我当时依然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如果她当时如约回信，说我误解了她的感情，或者干脆表明不爱我，那么给我带来的痛苦将是有限的，甚至是暂时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糟糕，直到我被分配到农村工作一年以后，小香子也没有给我回信。很显然，她当时即使想说不爱我，同样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小姑姑已23岁了，依然在家“待业”。我星期天回家时，她时常过来闲聊。她自然经常说起小香子，原来小香子也一直为自己的婚恋问题所困扰。有一次小香子对她说“有人说女大一甜如蜜，也有人说女大一苦滴滴。”我听出来小香子确实曾为年龄比我大一岁而烦恼。我装作与己无关的样子听她说起小香子心态的变化：起初她表示在外地找对象怕不可靠，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找个知根知底的放心；后来又说婚姻本是喜事，如果家里不同意，弄得一家人都不愉快，那多不好。听到后面这句话时，我开始陷入忧虑之中。我这才感到，我有好长时间几乎看不到小香子了。

　　一天傍晚，我去街上仅有的那家开水房去买开水时，远远看到小香子已站在那里。当她发现了我时，再不象以前那样笑吟吟地迎着我，而是急忙隐入隔壁一户人家去了。我的心顿时凉了，一种绝望的情绪顿时笼罩了我。此刻，莎士比亚的一句诗最能表达我的心境：“啊，这爱情的春光，好似四月天不定的荣华！时而阳光表现一切的美丽，时而乌云带走了一切。”果然，我不久就听小姑姑说，小香子经人介绍，已与本乡一名现役军官建立恋爱关系，并通了几封信。我象挨了雷击一般，几乎不能自持。我强压着遭欺骗后的悲愤心情，提笔给小香子写信。我表示尊重她的选择，但又责备她不该在未与我断绝关系之前这样做。我重提了一年多前给她写的那封信，再次要求她给我一个明确的回话，并指出这么拖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如果她这时回绝我，也不至于使我陷得太深。然而我还是没能等来回信，倒是等来了一个出我意料的消息。小姑姑告诉我，小香子已和那个军人断绝了关系，但对方有所不舍，又给她来过信。在两个男人之中，小香子回绝了其中一个，而这一个并不是我，这令我那濒临绝望的心陡然升起新的希望。然而我的处境又是那么糟：我一贫如洗，从事的职业社会地位低下，家庭又面临破裂，我的心境如此悲凉，就象狄更斯笔下那可怜的匹普，而小香子就是那反复无常的艾丝黛拉。我明知道自己爱上小香子是违背理性，最终将是水中捞月、痴心妄想，这么弄下去等于是拿自己一生的幸福来孤注一掷，是硬着头皮准备碰钉子，可是我一旦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就深陷其中，难以自跋。我唯恐我们中间再出现别的人，就急于希望她有个明确的表示。我象个濒临溺死的人，希望她在最后的关头能给我一点生的希望。于是我再次给她去信，我觉得只有写信才能充分而恰当地表达我的心愿。我想起她以前与我相对而坐的时候，曾经说过“当教师没有多大意思”。我就在信中向她表示：“我不会永远当教师，30岁之前一定要改行，我不会让你感到丢面子的。”我甚至举了好多例子向她说教“知识就是力量”，向他介绍了自己对文学事业的追求，决心将来当个作家。我还企图向她灌输自己的爱情观，我认为它应该完全建筑在双方感情的基础上，不应随着对方地位、命运的变化而变化。我写道：“我知道你也会老态龙钟、缺牙掉齿，但我对你的爱不会因此而改变，因为它几乎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即使你因意外毁了容、断了腿，都无法使我改变。”最后，我要求她在一个指定的日子之前回信，否则我就认为她已回绝了我。“果真那样的话，我将远离家乡，我不知道自己会流落到何处天涯，不知道自己会落魄成什么样子。尽管如此，我仍会在心里永远珍藏你儿时那美好的形象。”

　　小香子没有在我指定的日子以前回信，我据此认为她已回绝了我。此时刚好面临暑假，我带着无比悲怆的心情离家出走了。临行前，我把当时还算贵重的那块苏州牌手表留在家里，给母亲留个纸条，叫她别找我。我这么做实际上是跟恩格斯学的，他当年为一个商人的女儿失恋后，就上了阿尔卑斯山。十几天里，我独自一人到了武汉、岳阳、长沙、衡山还有韶山、南昌等地，从未坐过一次卧铺，也从未住过一次旅馆。我完全象个流浪汉，车站和码头成为我的栖身之所，有一次，我甚至在车站的窗台上睡了一晚。我曾在武汉至岳阳的小火轮上遭到几个流氓的侮辱；曾在衡山车站被狠毒的蚊虫咬了一夜，然后又独自在山上迷了路；曾在韶山发高烧，瘫倒在路边而无人问津，此后两天只勉强吃了两块蛋糕；曾在长沙车站广场过夜时被人用利刃划破了包。我无法确切记述此行到底遇到过几次生命危险，其实我当时就预感到自己可能会遗尸山野或命丧街头，因为我对自己的生命已毫不珍惜。自从小香子开始冷落我以后，我就预感到了其结局，一种绝望的心情就一直笼罩着我。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怎样死去才能赢得她一掬同情甚至懊悔的泪水。我不敢想象一个有正常感情的人，几年来给我造成如此不幸，竟然会心安理得，而不感到一点儿愧疚。

　　我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母亲的身边，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母亲带来的，她为此付出了千辛万苦，并寄予了很大希望。我没有权利毁灭这个不幸的生命。我企图从这桩不幸的感情纠纷中解脱出来，唯一的办法是当苦力，使自己累得倒下就睡，什么都不去想。我准备在靠近正屋的地方建两间厢屋。可是厢屋的地基原是老围墙，它有两米多宽，中间有一米多高，土墙上还长着很多杂树。我决心独自一人将这些土搬走。我干了一个月，挑走几百担土，挖掉好几个古老的树根。其中一个树根有近二百斤重，而它长出的树苗却从来也没有儿童的手腕粗。我从这个老树根得到了一点启示：我就如同那老树根上的树苗，由于历史包袱过重，反而阻碍了它的正常生长。这为我后来决心远离家乡谋求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我和母亲将仅有的二三百元积蓄全部用在那两间厢屋的建设上，厢屋建成以后，整个院子的面貌大为改观。

　　一场恋情经过10多年的孕育，再加上3年多的浇灌培养以后，再想轻易切断它又谈何容易！那远不是一两次离家出走和一两个月的劳累所能办到的。只要条件相宜，那不幸的创伤又会来无情地折磨我。我开始反思自己这几年与小香子的关系，我是否在高考后最得意的时候，因为没有及时回应她的意愿，而伤害过她的自尊心，进而招致她的报复呢？我在主观上至少没有这样做的故意，客观上也从未做出不愿与她交往的表示。秋天，小姑姑的母亲去世，吊丧的人们都在我家用餐，我新建的厢屋发挥了重要作用。小香子自始至终参加了葬礼，目睹了我辛劳的成果。她那天穿着一身银灰色的外衣，显然是专门熨过的，配上那两条长长的辫子，颇似“革命样板戏”中女主角的剧照。我们在一起几乎一整天，虽然没说一句话，但相互间都不可能无视对方的存在。我已好久没有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她了，我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同时懊悔自己当初错过了挑明关系的机会。葬礼以后，她那精心打扮过的形象时常在我眼前晃动。我产生了一个疑问：明明是参加葬礼，小香子为何故意穿戴得那样光彩照人，以至与当天的悲哀气氛格格不入呢？我似乎悟出了她的用意，她或许是想再次抓住我的心，从而进一步考验我呢。我以饱蘸深情的笔墨又给她写了一封信，我再次回忆起我们之间的往事，期望她能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我感到不解的是，仅仅在两三年前，你对我还充满柔情蜜意；如今我不论是知识、能力还是品德都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你怎么反而对我如此冷漠呢”？“我知道自己现在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佳，个人与家庭的处境不好，但这一切都会通过我的不懈努力加以改变。别人所拥有的我将来都会得到，唯有失去你是我无法挽回的。”

　　我估计到小香子对我的态度深受其父母的影响：当年她主动亲近我肯定是得到其父母支持的，她如今的态度正表明其父母现在已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当年罩在我头顶的光环已不复存在。经验告诉他们，我将如同自己的祖辈一样改变不了教书匠的命运。如果哪个先知当时就能让他们确信，我一年后就能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10多年后就能到京城当处长，那么一切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商人的哲学，他们对待一切问题包括婚姻和爱情都摆脱不了商人的职业习惯，那就是一切举措必须在眼前就有利可图。不过，我当时无法相信小香子对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商业行为，恰恰相反，我认为她主动与我交往完全是出自于一种特殊的感情。我还设身处地为她考虑，表示理解她面临的难处。我只想知道她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如果她能给我一个肯定的答复，我完全可以作无限期的等待，因为我相信时间能改变一切。我充满自信地告诉她：“诚然，你现在给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终究有一天，你遭受的痛苦比我的还要深重，无比的悔恨将伴随你终生。”在这封信中，我甚至象丈夫对妻子一样劝她剪掉那一对大辫子，因为“那象白骨精一样，且不合时尚。”这封信寄出后不到半个月，我再次看见她时，她果真把留了3年的长辫子剪掉了。

　　这期间，不少同事、亲戚和朋友主动给我介绍对象，其中一个姑娘与小香子在同一个柜台，她是从农村顶职上来的，介绍人说对方已同意了。母亲只要听说姑娘是城镇户口，有正式工作就满口同意。母亲当然无法理解我内心所遭受的痛苦。可是，只要小香子没有真正回绝我，我就不可能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那是对自己爱情的背叛行为。因此，我对这些介绍不假思索地一一加以回绝。我相信自己没有伤害过这些姑娘的心，因为双方都没有进入角色，甚至没有见面，但对小梅子我却不敢打这个包票。

　　小梅子也是四合街人，她的特别之处是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虽然我们不是同学，但互相早就认识。1976年冬季，我们俩还在粮食加工厂上了一个多月的夜班，偌大的暖房里时常通宵只有我们两人。我们俩默默地坐在那儿，相互没有多少共同的话题，更没有一点儿多情的感觉，至少在我的心里是这样。小梅子的父母都是粮食部门的普通职工，工作上与我母亲接触较多。他们一家四口的为人都非常忠厚老实。小梅子后来被安排到东王供销社当营业员，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比小香子的身份要过硬。不久我也被分配到了东王中学，离供销社不足一公里，但我很少去那儿.有天早上，我与小梅子都在等公共汽车去东王上班，等了好久车子也没来。她的弟弟把家里的自行车推来了，劝我们骑自行车去。小梅子说她不太会骑，他的弟弟好象深知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笑着对我说：“你骑车带她就是了。”小梅子说这是好主意，可是我坚决不同意。在小镇上，我若骑车带上她就等于向人们宣布两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我极不愿意的。我在与小梅子相处时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认为我与小梅子在谈对象。

　　母亲对小梅子的印象特别好，认为她性格温顺，比小香子强。可我不为所动。1981年12月的一天，小梅子破天荒地直接到我宿舍来了。我们相对而坐，这回她的话倒多了些，而且直奔主题。她说：“你看这么多书啊！我将来找对象就要找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人。”我说：“你不是已有对象了吗？”她否认了。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好多人说我们俩在谈对象。”我笑道：“是吗，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话题无法再深入下去，她只好与我告辞。我调离东王中学后，小梅子与其主管结了婚。由于丈夫比她年龄大了许多，且有3个孩子，她的父亲几乎气得发疯。我不知道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命运，只有在此祝愿她平安地渡过一生。倘若小香子早几个月回绝我，那么小梅子可能会很自然地进入我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双方家长的意愿。很多人可能包括小梅子自己在内，都认为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是“天赐良缘”。不幸的是，这些年来我的热情几乎已被小香子耗尽了，我觉得自己已很难再爱上别的什么人了。

　　我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小香子的心思，我估计她之所以不愿回绝我，是想把我当作她婚姻的最后退路。不少高傲的姑娘在挑了一大圈以后，最终回到了起点上。一些文学名著的女主人公也是这样的，把匹普引诱得神魂颠倒的艾丝黛拉，把马丁.伊登弄得死去活来的罗丝，后来都改变了初衷。理智告诉我，我不能指望这种事在自己身上发生，尽管我的爱一点儿也不比他们逊色。我甚至觉得自己比<<呼啸山庄>>的男主人公还要执着，只是我没有让它陷于颠狂。我知道自己的命运不大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多大改变，许多人的一生都在这种由组织安排的命运中爬行着，想改变它谈何容易。那么我这么等待下去将等来什么呢？一直等到她成为别人的新娘？真的到那时，我能接受得了这个现实吗？每当想到少年维特的不幸结局，我不禁柔肠寸断。我的心竟变得如此敏感，只要生活中发生一点变化，我首先会想到这是否会影响到小香子对我的态度。从个人条件来讲，我本是这一代人中出类拔萃的。我不知道自己与小香子之间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一方面，究竟是哪一块砝码导致了天平的失衡，是我工作单位不在城里、职业没有地位、家里的房子太破旧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只要她肯把真正的原因告诉我，我一定会用一切非常的手段着力加以改变。相对于一个人的终身幸福而言，这些事儿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然而，往往就是这些微不足道的筹码导致了天平的倾斜和悲剧的发生，且无可挽回。

　　我忽然变得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急于从小香子那儿寻求答案。这些年来，我实在太腼腆了，有时甚至把爱当成一件很羞耻的事。在这个问题上，我显然不如小梅子，她还敢主动找我当面探明态度呢。那一天，我冒着小雨去冶山铁矿，找到了在那儿做临时工的小姑姑。我首次把这桩折磨了我三四年的感情纠葛告诉了她，并请她帮我问一下小香子到底是什么态度。她对此感到很惊讶，我不能不说她够粗心的，这一点还不如我母亲。她不假思索地对我说：“我看这事希望不大，因为小香子择偶的标准很高，本地人一个也看不上。”也就是说小香子真正到了“目中无人”的境界。我指出“既然这样，她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回绝我呢？”小姑姑这才略有所思地说：“她可能犹豫不定，我给你问问。” 两天后，她捎来了小香子的正式答复，短短的几行字是写在信封背面的，这封没有拆开的信是我最近寄给她的。她竟然模仿西方小说中贵妇人的高傲做派，完全不懂得尊重人的尊严和感情，似乎我果真低下卑贱到了如此地步。她写道：“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得具备一定的基础，且需二所情愿”。并劝我“另觅佳音”。让人无法相信的是，我这颗装着许多优秀文学名著的脑袋里居然还一直记着这一段不伦不类的文字。从笔迹的流利程度可以看出她那怡然自得的神气，完全没有一点儿愧疚心理。我在给她的回信中写道：“你在那段半通不通，似是而非的话里所说的基础，实际上就是一个字，那就是钱。如果你所说的基础指的是感情的话，那么你在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人的基础有我们俩这么深厚，除非你能够重新活一回。你将来要嫁的那个人，直到今天你还不认识，难道会比我们更有基础吗？”接着，我批评她这些年来玩弄了我最宝贵的感情，对我的生命竟抱着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带着无比悲愤的心情警告她：“倘若换了别的人，是绝对饶不了你的。你必须对我今后所有的不幸承担责任。”

　　我就如同一支股票，小香子在我前景最看好的1978年抢先将我买下。不料我这支“股票”一路下跌，甚至跌破了止损线，且长期在低位徘徊。尽管她的家长劝她赶紧抛，她还是有所不舍。在被套了三四年以后，她实在看不到这支“股票”还有反弹的希望，于是在多方的压力下，她才终于下决心把我抛了，其内心的懊恼可想而知。在这天蹦地裂般的大灾难面前，我只能用空洞的誓言和阿Q精神来安慰自己，我写道：“你将来要嫁的那个人永远不如我！”最后，我还送给她一句外国诗歌，作为告别词：“假如你过得比我好，那么请忘掉我；假如你过得不如我，那么请记住我！”

　　正如我对小香子说过的那样，我的处境如此不佳并不是因为我的过错，我既没有染上任何恶习，也没有做过任何有损名誉的事。我所遭到的不幸在我看来是如此不公平，而在别人看来却觉得理所应当。我痛切地感到，造成这一切不幸的根源是我生活的这个环境太恶浊。我一心想着怎样离开它，以摆脱那根制约我正常生长的“老树根”。如果实在摆脱不了，我宁可以死来与这命运相抗争。我那富于想象的脑袋里已经设计了无数个与小香子同归于尽的方案，任何一个方案首先是她的香销玉殒。我甚至已把这一想法告诉了两位同学兼文友，他们俩还专门去四合供销社看过她，把她的相貌贬低了一番后，劝慰我说：“拿一个作家的命去换一个售货员的命太不值得！”我对这种自命不凡的说法不以为然。

　　正当我陷于绝望之际，有件事后来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偶然听说本县要抽调教师援藏，但我所在的学校没有任务。我经过争取才获得批准。我觉得有必要与小香子的关系作最后的了结，从她那儿要回我当初写给她的信。我倒不是担心她把我的信给别人看，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地方，正如后来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样，“爱是人类最美好的语言”，我相信任何有正常感情的人看了那样的信都不会笑话我的痴情，只会批评她不懂得珍惜这份非常难得的感情。尽管她给我造成那么多的不幸，对我的感情与生命抱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我却始终不愿伤害她，唯恐言行不慎影响她的名誉。我甚至从来就没有到她家去过一次，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秘密状态。我本来也不想把这桩早已消逝的恋情公布出去，因此我仍采用通信的方式，要求她将我以前写给她的信都还给我。我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两人的关系既然已经结束，她没有必要保留这些信；二是这些信我留着有文学价值，将来稍作修改，就能作为散文拿去发表。我这么说绝非妄言，当我到中年以后，一些报刊编辑向我约稿时，我已丧失了写作激情，勉强写出来的东西也常常不能如愿。倘若有那几封信在我手边的话，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小香子不仅拒绝将信退给我，还在回信中说我想当作家是“异想天开，不值得沾沾自喜”。我把这封信给两位同学看了。他们也认为她这样做太没有教养，分别从外地邮寄明信片批评她的无礼。

　　几天后，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忽然很惊慌地来叫我，说小香子正在隔壁等着我呢。她冲我骂骂咧咧，放言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在过去的4年里，她给我造成那么多的苦难，我却没有想过象她这样上门去兴师问罪。她声称那些信她根本就没有看，就都烧了。我们相距只有两三步远，我坦然地看着她，她的双眼还是那么大，面容还是那么洁白，只是比三四年前胖了些，少了血色。当年，我与她在月光下相对而坐时，她的面容精致得如同一件名贵的艺术品。我曾想，为了她，我宁愿经受人间一切苦难，甚至还宁愿为她去死。如今，还是这同一个人，同一副面容，怎么会显得如此呆板而缺乏灵气呢。面对这具美丽的躯壳，我扪心自问：天啦，我付出这些年的青春、热血和才华都为的是什么！

　　我在援藏期间，曾托一个朋友继续向小香子要回情书。她却说：“这些信我要留着作纪念。婚姻不成还可以当朋友嘛，何必弄得那么僵。他今后有什么事，我还照样帮忙。”朋友转告我时说，我与小香子的关系似乎还可以挽回。“还可以挽回”？我难道还没有被她折磨够？她提出的条件是，只要我保证不再寄明信片，她就会把信还给我。于是我就耐心等，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母亲因肺癌病故的噩耗，年仅49岁。我被深深地震憾了，同时又感到非常不安，仿佛她是被人谋杀的，而我是这桩谋杀案的主谋。

　　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对她的不幸早逝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念头，我一直希望她能活到晚年，让她亲眼看到她替女儿做出的选择是多么错误。小香子的母亲在病故前，还将女儿的婚姻大事托付给自己的娘家人。后来，小香子果然听从其母亲娘家人的介绍，嫁给了县农机厂一个素不相识的集体制职工。母亲临终前将留存的8000元现金平分给了4个儿女，当时这笔巨款却相当于她20年工资或一个大学毕业生13年工资的总和。据说小香子实际上分到的钱最多。遗憾的是，这笔浸透了农民血汗的巨款并不能保证给这些儿女带来幸福。到了90年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在的供销社和农机厂慢慢垮台，进而失业，不得不设法自谋职业，为生计而奔忙，小香子甚至向其母亲的娘家人举债。本来，小香子家的负担比我家重，那么这一大笔遗产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一下子道出了盘桓在人们心中的秘密。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商品供销体制养肥了一些人，短斤少两、以次充好、虚报损耗是独家经营的商业职工的拿手好戏和惯用伎两。他们以为这种该死的体制会万世不变，因此设法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这个职业，把好端端的人逐步培养得贪婪自私、道德沦丧。在他们看来，知识与才能是一文不值的；勤劳守信和奉公是傻瓜的行为；除了相互利用，人间的一切亲情包括爱情都是不存在的。

　　母亲的病逝使小香子家的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同时也使她那高傲的心失去了依托。作为全家唯一的女人，她将不得不担起家务的重担。好友劝我写封信给小香子，对她母亲的不幸病逝表示哀悼，借此缓和两人紧张的关系。如果我写的话，一定会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一句话送给她：“低首下心吧，高傲的人，首先挫一挫你的骄气吧！”不过我思虑再三，终于没有写，我既不忍心往她的伤口上撒盐，也不指望她回心转意。就连她原先说好将信退给我的，我也未再追问。就这样，她的承诺直到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兑现。我始终不明白她那样死命地留着我的信到底要派什么用场！

　　说起来似乎叫人难以相信，我对她的不幸早逝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念头，我一直希望她能活到晚年，让她亲眼看到她替女儿做出的选择是多么错误。小香子的母亲在病故前，还将女儿的婚姻大事托付给自己的娘家人。后来，小香子果然听从其母亲娘家人的介绍，嫁给了县农机厂一个素不相识的集体制职工。母亲临终前将留存的8000元现金平分给了4个儿女，当时这笔巨款却相当于她20年工资或一个大学毕业生13年工资的总和。据说小香子实际上分到的钱最多。本来，小香子家的负担比我家重，那么这一大笔遗产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一下子道出了盘桓在人们心中的秘密。毫无疑问，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商品供销体制养肥了一些人，短斤少两、以次充好、虚报损耗是独家经营的商业职工的拿手好戏和惯用伎两。他们以为这种该死的体制会万世不变，因此设法让自己的子女继承这个职业，把好端端的人逐步培养得贪婪自私、道德沦丧。在他们看来，知识与才能是一文不值的；勤劳守信和奉公是傻瓜的行为；除了相互利用，人间的一切亲情包括爱情都是不存在的。遗憾的是，这笔浸透了农民血汗的巨款并不能保证给这些儿女带来幸福。到了90年代末，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在的供销社和农机厂慢慢垮台，进而失业，不得不设法自谋职业，为生计而奔忙，甚至向人举债。

　　我觉得自己在经历了那一场感情上的浩劫以后，一生都难以摆脱其阴影，很难再爱上别的什么人。我根本就不会在不爱对方的情况下，单纯为了家庭或性的需要跟对方建立关系，甚至结婚。我认为那是最不道德的行径。我已饱尝了感情上的磨难，唯恐自己言行不慎，给别人也带来同样的不幸。因此我关上了感情的大门，对亲朋好友的热心介绍一概予以谢绝。我当时并不知道，本校校长还有一个小姨子与我同龄，为了就业去了微山湖畔的大屯煤矿。当表嫂向我提起她时，我一脸茫然。表嫂进一步介绍说，她幼年就失去父母，如今独自生活。我的心不禁怦然而动，眼眶顿时湿润了，几乎立即要为这个从未谋面的不幸姑娘流下泪来。几乎没费任何周折，我和她就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那是一个隆冬的晚上，阴冷的月光正照在空旷的雪地上，野外异常寂静，是一片冰清玉洁的世界。她同意我的提议出去散步，我这才知道她的名字叫王蕾。她穿着一双破棉鞋，哆嗦着跟我穿过那一大片坟地和蜿蜒坎坷的田埂，多年后，她提起此事还不寒而栗，因为她是很相信鬼神的。她的相貌和活泼的气质都是我喜欢的；此外，她也是在苦水中长大的，且象我一样勤劳；更重要的是，她有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不久，单位选派她去上海南京东路学钟表修理，为期一年。她的自卑心理自然一扫而空，经过这几个月的思考，她也觉得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于是，这桩不受家庭、地域、世俗和功利影响的情缘终于成熟了。

　　此后的十几年间，我们曾三度天各一方，远的有8000里，近的也有上千里。然而，这根极富韧性的感情纽带从来就没有被绷断过。直到1996年我们一家人调入北京才安定下来。每当回首往事，我不能不感谢那场失败的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