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后不久，曾有过一批批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怀着自己以为最圣洁的理想，从沿海的大都市徒步走到新疆，其中一些人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失去了踪迹。许多年后，倘若考古学家们在这片大沙漠北侧发现三男三女的木乃伊，那么，本文也可能会成为一篇有价值的说明文字。

　　——题记

　　照理说，我去西藏不该走这条旧路，因为它不仅费时，而且辛苦。然而我这颗酷爱旅游的心驱使我去拜倒在莫高窟的壁画前。然后，我就乘坐大客车一直向南行进，每三个小时，就降低一个纬度，我心里估算着行程，眼睛却不时扫向车外：远方的天际是那么纯净，戈壁滩像被大水冲洗过，露出道道痕迹，其实那是高原风暴留下的。车行数百里，也不见一条河、一点绿。三十几位乘客大都昏昏欲睡，终于，我也被疲乏战胜了。

　　我是被一种带甜味的烟草气味呛醒了，咳了好一会儿才安定下来。我这才注意到身边坐着的那个老头。其实他并不像我起先想象的那样老，只是他头上那顶陈旧而带不少油斑的棉帽给我带来了错觉。他的上唇留着足有一寸长的胡髭，眯缝着的双眼不时射出贼亮的光。我猜想他一定是西部某个民族的猎手或牧人。他朝我微微露点笑意，随即从旧军装衣袋里掏出一方旧报纸，又从塑料袋里撮来一点烟末，然后很熟练地卷成一支比普遍的香烟要粗长些的烟卷，往我手中一塞，说：“来一支，提提神。”

　　我违心地接下了这支烟，虽极不情愿抽他用舌头当浆糊刷子粘成的烟，但他已把火递了过来，我来不及拒绝，竟鬼使神差地抽上了。他主动说要经格儿木回新疆。

　　“大学刚毕业？”他眯只眼问。

　　“嗯。”

　　“我也是上海人。”

　　“那你也是汉族？”我惊奇地问。

　　“你看我像维族还是藏族？”他笑了，颇为得意。

　　“你是怎么去新疆的呢？分配去的，还是下放支边的呢？”

　　“都不是。我是凭两条腿走到新疆去的。你信吗？你听说过红卫兵大串连的事儿吧，跟那差不多。”

　　步行到新疆？我惊讶极了，“这为什么？”

　　“为什么？”他闭上眼，好久才像睡醒了似的，连连摇摇头，“唉，不说那些，不说了。”

　　晚上七点，太阳还挺高，我们的班车就到了接待点。这时，我已知道他叫陈凯，便主动关切地问他：“老陈，身体不舒服吗？”

　　“啊哈，”他伸了个懒腰，好象真的睡过一大觉，“我很久没尝过生病是啥滋味了，好啦，我们赶紧把铺位安顿好，而后到大戈壁上逛逛，那可别有一番风味。”

　　饭后，屋外已经暮色沉沉了。说是天黑，只是地面上的夜色已浓，而西天依然是晚霞一片。我们俩一前一后，默默走向荒原深处，如同兄弟俩在长途跋涉，显得异常沉静、孤独。

　　他终于停了下来。我回头看时，见接待站已被夜色吞没，周围看不到一点儿人类生存过的迹象。我们俩并排站定，默默看着西天：朝霞正在慢慢地收敛、消逝。

　　“那是十八年前的事了。我们八个人就是穿过这片大荒原，步行去新疆的。”陈凯以极缓慢的语调说，“那时候，我们都不到二十岁，最小的只有十六岁。我们几个都出身在革命干部家庭，父母亲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我们组成了一个“新长征”新战队，我任队长，李红任副队长，她是个倔强的姑娘。我们带了数百枚精致的毛主席像章和几十本红宝书上路了。我们打算将这些珍品赠送给边疆各族人民，然后在大沙漠里扎根、开荒造田，建立现代化农场，实行按需分配，取消货币。总之，我们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新村，并希望它成为全人类的样板。

　　“我们是初春出发的，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南疆。我们跟在向导和毛驴后面，深一脚浅一脚地挪着步子。唯有队员李卫东不愧是长跑健将，总是不知道累，跑前跑后，一会儿跟向导谈这谈那，一会儿为三个姑娘鼓劲。他还发出了一个倡议：要在国庆节之前到达喀什。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响应。

　　“这一天，我们到了南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农场，向导正是这个农场的职工。这个农场有不少上海来的支边青年，我们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在这儿热热地团聚了。我们按计划在这儿休整了两天，正准备继续前进的时候，李卫东却病倒了。兵团的同志们劝我们再歇一两天，待李卫东病好了再走。可是李红坚决不同意。她说当年红军长征也有掉队的，不能因为个别人掉队就让大部队停止前进。她的理由在当时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可我坚决认为不能丢下战友，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李红轻蔑地看我一眼，一招手，大家就都跟她上路了。

　　“李红他们临走前，兵团的同志们告诉说，往正西走约80公里有一个小兵站，他们可以在那歇息。我对李红说过，叫他们在兵站等我和李卫东。可她当时未置可否。李红他们是头一天早上出发的。第二天傍晚农场派一辆马车去兵站接东西。我见李卫东身体已见好转，就决定搭这辆车追赶他们。驾车的是个维族老乡，他正愁一个人赶夜路太寂寞，对我们搭车非常高兴。我们让李卫东睡在车箱里，我与赶车人并排坐在前面。一路上我们俩有说有笑，不知不觉天已黑了。

　　“走了一段时间，夜色更浓了，气温更低了。借着星光，近前的景物还能看出大致的轮廓。我猛然发现前面有一大片黑压压的东西，一问才知道那是塔里木河边的森林，驾车人说：“坐好，要拐弯了。左边有座坟，那是我们的路标。”我打开手电，果然见路边有座很高大的坟墓，四周用石块垒了墙。那坟在浓黑的背景衬托下，显得很白，阴森森的，“听说这儿经常闹鬼，一般人夜里都不从这儿走。”他向我讲了几起在这儿遇鬼的怪事，直说得我头皮发麻，小时候听来的鬼故事一齐在我脑海里翻腾起来。我紧张得不敢说一句话，驾车人见我不答话，就说：“你困了，抽支莫合烟吧。”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了。他说：“这是我们新疆最好的烟，不会抽烟，简直不知道什么叫享受！”后来，我也学会了抽莫合烟，十几年没离开过它。即使离开新疆，我也要请朋友给我寄来。

　　“我看了看怀表，已是凌晨两点了。对新疆来说，是子夜刚过。我回头用手电照了一下李卫东，见他睡得正香。我们都已沉默了好久，睡意正朝我袭来。这时，驾车人说他先睡一会儿，叫我照看着马，我只好答应下来。车轮在松软的林中大道上滚动，一点都不颠簸，四周是那么宁静，空气是那么凉爽宜人，车马的铃声和维族老乡的呼噜声是那么自然、协调。这一切构成了美妙的催眠曲，我不知不觉陷入朦胧状态，忘记了自己应承的使命。

　　“当我被惊醒时，见马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三匹马被一大丛灌木挡住了去路。维族老乡拿着手电东照照西照照，说了声“真见鬼”，我拨开红柳，眼前出现一片不见底的断层。如果马不是及时停住的话，我们连人带车都将跌入深洞里去。维族老乡分咐我别离开，他自己沿着车痕往回走，去寻找大道。我看着手电光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忽然感到很冷。四周的胡杨林黑得很玄妙，我疑心每棵树后面都藏着特务、野兽或恶鬼，无边的黑暗把我的勇气全压跨了。不得已，我只好叫醒李卫东为自己壮胆……

　　“不久，维族老乡转了回来，他说没找到大道，只好等天亮再说。我们点了一堆火，各自打了一个盹，天终于亮了。几小时以前，令我惊恐万状的树林，此刻变得这样可爱了。我们很快发现，马车偏离大道并不远，甚至一眼就可以看见。李卫东的身体看上去已完全恢复，他快活地用刀向一颗树上砍去，说是留个纪念，刀痕处就流出了一种汁。维族老乡抹了一把树汁说：这是胡杨，是沙漠上的宝贝，都说它通人情，谁伤了它，它就会流泪……

　　“我们很快就上了路。当夕阳把沙漠照得金灿灿的时候，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块翡翠一样的绿洲，那就是我们要与大队人马会师的兵站了。到兵站时，正开晚饭，许多战士拿着瓷碗向我们围了过来。我们说明了来意，并问李红他们几个在哪儿。可是战士们说这几天没来过人。兵站的领导对我们的精神赞赏了一番，安顿好我们。天刚黑，我就见十几名战士骑马打着火把出去了。直到第二天凌晨，这批战士才陆续回来。从他们的神态上，从兵站领导对我们的安慰中，我感到了深深的不安，李卫东也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天、两天、三天，仍没有一点儿消息，我们的心情日益沉重。

　　兵站为我们寻遍了几十公里范围内所有能住人的地方，都未发现他们六人的踪影。后来我们只好抱着渺茫的希望乘马车回了农场。我们一边到处托人打听，一边给上海写信。我们常常设想他们正在某个地方休整，或已扎根在某个与世隔绝的绿洲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怜的幻想全破灭了。转眼已是国庆节，我们未能达到喀什，却仍在农场里傻等着。李红他们的音讯一点儿也没有，我倒是收到了家里来的回信。信是我叔叔写的，信中说，我的爸爸妈妈被定为叛徒特务，送到大别山劳改去了。不几天，李卫东也收到了他父母的来信，信是从崇明寄来的，他的父母在那儿上五七干校。李卫东将那信看了无数遍，显出失魂落魄的样子。

　　“就这样，我们忽然从革命事业接班人变成了黑帮子女。上海的家已被抄，我们无处可去，只好与和善的兵团战士一块儿干活。不知不觉，我们就成了农场的人。当然，那种要做出伟大业绩的理想，那种渴望得到伟大领袖亲自赞赏的心愿已烟消云散了……”

　　陈凯说完了，我们默默地走回接待站去。我一抬头，见对面不知何时已升起半个月亮，戈壁滩白日下荒凉景象此刻竟变得无比纯净和美。我一边欣赏着这美景，一边漫不经心地感叹道：“这都是因他们当年狂热无知，才充当了可悲的牺牲品，他们不过是又一群堂吉可德罢了……”

　　第二天早上，班车继续南进。沙子路像一条灰色的带子伸向天际，使人担心它永无尽头。陈凯坐在我旁边，几小时也不说一句话。为打破沉闷，我指着路边一个大土堆问：“老陈，你看那会不会是古城堡遗址？”

　　“不是的。”他连看都没看就否定了。

　　“那会是什么呢？”我仍不罢休。

　　“也许是坟墓吧。”

　　我听出来，他在随口应付我。他的眼皮耷拉着，像在打磕睡。当他说出“坟墓”二字时，我觉得他的面部肌肉好象抽搐了一下。他的头发是稀疏、淡黄的，腮帮和下巴都长满了胡子，皮肤是如此粗糙。然而他还应算是青年人，一个长期陷在悲剧故事里的古怪的青年人。看来，他之所以绕道格尔木去南疆，纯粹是为了寻访那六个迷失的灵魂。

　　晚上，我们到了格尔木。我为了适应一下高原的气候，打算在这儿住几天，然后再翻越唐古拉山，去拉萨报道。陈凯当晚就找好了去南疆的车，第二天早上就要出发。也就是说，再过十来个小时，我们就要分别了。晚饭后，我们早早躺在床上，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给他一些宽慰。他抽了两支莫合烟，忽然说：“老实说，我不同意你昨晚的看法。”

　　“什么看法？”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咦，你不是说李红他们几个狂热无知、是牺牲品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我没有回答。

　　“我先问你，你有没有想过从上海一直步行到拉萨？”

　　我感到自己的脸开始发热。老实说，不仅我没想过，而且也没听说过别人有此想法。

　　“这要有信念、有勇气、有毅力”。他未等我回答，便充满自豪地说，“我再问你，你是自己志愿去西藏工作的吧？”

　　“那当然。”我顿时也有了自豪感。

　　“好，倘若你在进藏途中意外身亡，别人说你感情冲动、牺牲品等等，你觉得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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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他翻了一个身，面向我说，“现在的一些现象叫人看不下去啊！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西藏师范学院用优厚的待遇从上海聘一位大学年轻教师任一学期的课，却被拒绝了。一个学期只有四个月的课，往返都乘飞机，等于是请他去旅游一趟啊！他们的知识只属于他们自己，太令人寒心了！”

　　“你不是在上海已有了工作了吗，那么这次去新疆是看老朋友？”我有意岔开话题。

　　“我已决定调回新疆兵团了，那儿已成为我魂牵梦系的地方。”

　　我不由地坐了起来，感觉到自己的热血在沸腾，真是他乡遇故知啊！我激动地问：“那个李卫东呢，他也像你一样吗？”

　　“会的，如果他们七个人都活着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背叛我们当初的理想。”

　　“怎么，李卫东也……”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吧。”

　　陈凯卷了支莫合烟，抽了起来，语调低沉而又缓慢地说起了往事。

　　“自李红他们失踪、我们成了黑帮子女以后，我经常见李卫东独自一人呆在树林里，用刀划胡杨树皮，和大树相对而泣。原本很活泼的小伙子顿时变得沉默寡言了。起初，我还经常安慰他，尽管我有着同样的遭遇。直到有一天的早上，我走出屋门，发现门上新贴了几条标语，标语上还有我和李卫东的名字。就这样，我们也成了专政对象。我们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是最不能让我们接受的了。于是我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招来的是一顿恶打。他们打我时还事先蒙上了我的眼睛，我至今也不知道第一次打我的是哪几个人。李卫东却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一味地笑。我这才意识到他得了那可怕的病，也是当时的一种流行病。当大家都去开会的时候，他却挨家挨户地把棉被抱出来，仍到雪地上去。别人都不敢管他，甚至不敢靠近他，但他一见到我，马上就规规矩矩了。当时的造反派头头绰号叫张大头，他命令我带着李卫东去干活。隆冬时节，我们奉命去塔里木河砸冰，那冰足有两尺厚。我们在河中间把冰撬上来，轻轻一推，它就滑到了岸边，再抬上拖拉机，运回农场化成饮用水。这种很艰苦的活都让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干。李卫东常常不吃饭，走路轻飘飘的，他跟我们去纯粹是挨冻。

　　“那个张大头躲在温暖的屋里吃香的喝辣的，却唯恐我们闲着，又命令我们到三百里外的山里去砍柴。为了将功赎罪，我们拼命干了一个多月，大雪封山，眼看着带来的粮食快要吃完了，农场又迟迟不给运来。最后，大家派我回去弄粮食。我日夜不停地走在没膝深的雪地里，现在都不敢相信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当我精疲力尽回到农场的时候，已冻得像根冰柱了。我推开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的门，见张大头他们几个玩牌正起劲呢。我气得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下子就把桌子给掀了。我为这事被关押了一年半，罪名是“疯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我被释放时，已是1971年了。我一出来就打听李卫东的下落，原来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农场才把他送到库尔勒治病。到年底，听说李卫东病好了，农场就派我去接他。我在医院看到他时，他显得白而胖，变得很腼腆，我感到很高兴。为了等回农场的车子，我想到自己好久也没理发、刮过胡子了，就带他进了理发店，并安排他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理发时，我不时扭头看他，见他一直呆坐着，我才放心。不想当我理完发时，才发现李卫东已经不见了。我掏出一张钞票塞给理发师，立即朝外奔去。我想，只几分钟工夫，他不会走多远，可我跑了好多地方，始终未能找到他。最后只好报告了公安局。两天后，公安局通知我，在库尔勒东南四十公里处发现一具冻僵的男尸，果然是他……

　　“既然你在新疆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还要回去？”我忿忿地说。

　　“这怎么说呢，”他深深叹口气说，“前几年，农场同事们也这样劝过我，我一想也真伤心，就回了上海。我常问自己，我在生谁的气呢？张大头若不是在那个时候，能那样为非作歹吗？

　　“这几年，我人在上海，心里老想着新疆。一遇到从兵团回来的人，就向他们问这问那。就连做梦，也总是见到沙漠、森林，好象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似的。人真是个怪东西，在哪儿受的苦最多，倒越思念哪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我被关押期间，是萨莫萨克大娘常给我送哈密瓜干。她有一次问我：“孩子，你没有妈妈吗？”问得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十几年里，我只哭过那一次。我此时赶回农场，正是哈密瓜和葡萄的收获季节，萨莫萨克大娘一定会送一个长长的哈密瓜给我当枕头。我的那些战友们又要拉我去塔里木河里捉鱼了。我们象孩子一样脱得精光，在塔里木河里猛跑猛跳，大喊大笑。只见鱼儿纷纷朝岸上飞去，有被我们捉住扔上去的，也有它们受惊跳上去的。当太阳偏西的时候，天凉了起来，我们才上岸，将鱼装进麻袋。有趣的是，鱼目都被鹰啄食了。河边森林里有不少野驴，大都是因为太瘦弱才被主人赶出来的。只要打一声呼哨，定有好几头野驴跑过来，甘愿为我们效劳。我们将装了鱼的麻袋搁在驴背上，然后踩着落叶哗啦哗啦地凯旋了。

　　“若不见怪的话，我想问你一件事。”

　　“问吧，什么见怪不见怪的。”

　　“你成家了吗？”

　　“还没有，不过我想总会解决的吧。”

　　“那么你谈过对象吗？”我继续追问。

　　“去年人家给我介绍过一个，她也是个回城知青，比我小五岁，跟我比她显得年轻得多，长得也很文静。我压根儿不相信她会看上我，但她好象一往情深呢。相处了几个月，我发现她最关心的是钱和房了，或者说是只关心这些。每当我说起新疆的事，她就走神。到了该我最后表态时，我说：“若愿意跟我去新疆，我什么都依你。”自那以后，就再没见过她。后来，有人告诉我，她对别人说我精神有问题，哈哈……”

　　当我醒来时，见陈凯正要往外走，原来天已亮了。我迅速爬起来，跟了出去。我们一齐走在宽阔的格尔木大街上。他说：“格尔木这几年变化多大！我们农场也一样、十几年前只有几百亩地，四周全是沙漠，那种荒凉的景象看一眼都让人灰心。后来，我们引水灌沙漠，先种苜蓿，三四年后再种哈密瓜，最后土壤被改良了，就种上了小麦。如今，农场有几千亩地了，这儿值得我为它干一辈子！我们上海如果没有几代人的辛勤开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繁华，说不定还是一大片沙滩和沼泽地。我们这些喝过苦水的人，再偿偿别的就都是甜的了。不过，我可不想甜得过分……”

　　说着，他已登上了一辆货车驾驶室。他从车窗伸出头来对我说，“你休假的时候，能到我们农场来吗？我会用最甜的东西招待你。”

　　车子走了，我看着它从地平线上消失。在短短几十个小时内，我仿佛亲眼看到一次骇人的毁灭，同时又看到了一次令人激奋的新生。此刻，在我的眼里，无论是远方相交的山岭、还是近前纵横的树木、天上飞行的群鸟，都像是一个个大写着的“人”字。

　　我要尽快离开格尔木，向南、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