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说声“谢谢”

　　一稿：2003年1月31日，除夕之夜，石家庄

　　二稿：2003年7月14日，北京大学法学楼

　　我的脸不好意思得红了。

　　站在我右边的德国女人满头白发，肤色是欧洲人那种略显虚弱的白，躲在白色卫生衣下矮而胖的身体却显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捷――一位衣着入时的女士刚从那个白色小格子里方便完走出来，老人便抢在我之前冲进去。她低下头用一块厚厚大大的白色湿纸巾飞快而小心得擦拭马桶的边缘，然后又急急得冲出来，迅速把用过的纸巾扔到墙角一个大垃圾袋里，紧接着从旁边的大袋子里又拿出一块新的纸巾，面无表情得站在我右侧的墙边。

　　这一刻，1998年5月28日上午10：30，德国柏林音乐厅的女洗手间。

　　在这个文明的国度我已经习惯了接受别人服务就给小费。糟糕的是，在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交响乐演奏会中间休息的空档，我贪图方便随手把包给了在大厅里看艺术画的同行者，两手空空来洗手间，压根没有想到自己会“遭遇”这种服务。

　　前面的每个人都无声得给了她小费，而我漂亮的中式衣裙没有点缀一个装马克的口袋。

　　面对这个年龄至少是我三倍以上的为我擦马桶的白发老人，我红着脸真诚得说，“谢谢你。但是非常对不起，我没有带现金，没有办法给您小费。”

　　让我意外的是，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居然荡漾出菊花样绚烂的笑容，“谢谢你的‘谢谢你’，这其实比马克更有价值。”

　　我和老人的谈话虽然短暂却招来了很多人的目光。

　　菊花还在绽开着，她就已经冲进另外的几个小格子去了。看来，她的工作就是在每个女士入厕前用消毒纸巾把每一个马桶边缘擦干净。

　　洗手间里没有任何人讲话喧哗，欧洲人特有的优雅和秩序使空气里弥漫着安静，马桶冲水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我洗手擦手整理头发，从镜子里看到给小费的人既不说谢谢也不看老人，仿佛她天生就应该在那里为她们弯下臃肿的腰，低下苍白的头；除我之外也有没给小费的人，神情里倒充满了心安理得和无所谓，仿佛这里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年龄可以做她们母亲或祖母的老人。

　　我明白了老人说的“价值”指什么。

　　回到座位上再欣赏交响乐的时候，我的心里有了点不安，仿佛这音乐是从老人那里偷来的。

　　她也许永远不知道交响乐是什么，也许从来没有过身心随音乐而舞的至情至兴。但是我知道，她的“过去”肯定有天真烂漫的青春，她的“现在”肯定有艰难的生计，她的“将来”肯定有也许别人看起来可笑而卑微的梦想。

　　而我，凭什么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里欣赏美妙的音乐并冷漠得接受她的服务？

　　音乐停止了，全场疯狂了，那个世界著名的指挥家在热烈的掌声中鞠躬感谢大家。他微笑着，倾听掌声，鞠躬，下台。掌声又起，他只好再上台来鞠躬。

　　如是六次。

　　我带着因音乐激动的心离开了掌声的浪潮，又去了洗手间。

　　径直走到那个白发老人面前，轻轻得，对她说，“谢谢你”。她麻木的脸上有了第二朵菊花，仿佛认出了我。

　　我递给她相当于平日在外给服务人员两倍的小费。她显然有些吃惊，继而又快乐起来，“谢谢你，善良的孩子，谢谢你的细心，愿你今天心情愉快。”

　　恋恋不舍得走出充满魔力的音乐厅，恍然明白神采飞扬的指挥家的手和苍苍白发的老人的手都在给我演绎着生命的秘密。

　　他们给我讲的故事我都听懂了。

　　从那之后，老人的白发经常在我眼前晃动，我于是非常喜欢充满感情得对人说“谢谢”。

　　也许因为出身寒门且经历了许多苦难，我对于身边那些做着简单劳动通常被人们所忽略的“普通人”往往有一种极强烈的认同和感激。

　　有时候，他们压根不希望得到什么精神上的重视，只是忠实着自己本分而单调的生活；可是，我却清醒得知道我没有任何权利凭借“我付了钱”就心安理得得享受他们的劳动成果而不从心底里说“谢谢”，何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切切实实帮助了我而没有得到我任何金钱上的回报。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谢谢”不过是很简单的两个字，可是每个听到我说谢谢的人居然都会回报我意外的热情。

　　生命的旅途就这样在自己对别人和别人对自己的感谢中丰盈起来。

　　在北大读书，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情是到学三边上的面食馆买早餐。北大的学生在我在的7年里越来越多了，以至于每天队伍都排得仿佛越来越长了。大家都是似乎比总理都忙的忙人，因而当那个卖包子烧饼的小姑娘大叫着“再等5分钟”时，大多数人脸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满。小姑娘在众人的催促声中也不满起来，“着急早点起啊”。

　　终于轮到我了。

　　我接过包子后照例说声“谢谢”。她在忙碌和急躁中并不回答什么，但是年轻的脸上有了笑容。卖豆浆的小伙子在我对他说了三个早上的“谢谢”之后，对正把豆浆往水杯里灌的我说：“我以后直接帮你打到杯子里吧。”从那之后，我付同样的钱却总是有比别人更多的一满水杯豆浆。

　　非典期间，北大开始查证件，我每天骑着车背着计算机拎著书风驰电掣地到东门，下车，在书包里翻找学生证，拿给门卫看，看完再放回书包，确实麻烦。但是，麻烦的同时，总不忘记对看完证件的门卫说一句“谢谢”。他从来不回答，只是腼腆地笑一笑。这个看来不足二十岁的年轻人还不习惯被尊重。

　　有一天，在包里翻来找去的我发现没有带学生证，只好把饭卡、图书证等一切证明我和北大联系的证件找出来，准备好好哀求他一番。想不到，他看见手忙脚乱的我，笑了：“是你啊，我认识你。进去吧。下次记得带。”

　　习惯了去离法学楼最近的农园餐厅吃饭。四个打卡的机器分立在两个出口，我喜欢走到东边出口靠西的机器前刷卡，因为那个师傅永远一脸笑容，永远会对人重复一遍机器上显示出来的价钱，然后说一句：“欢迎下次光临”。一天三顿饭，一顿饭无数学生从他面前走过，他要重复这句话多少遍？与另外几个沉默不语懒懒操作机器的工作人员相比，他浪费这些言语又能得到什么呢？

　　每个在他面前刷卡的学生那么冷漠，不言不语，甚至很少看他一眼。

　　暑假里，我的身体和意志力都到了极限，不间断的劳碌使我日夜疲惫，精神世界的挣扎使我憔悴恍惚，但是，每次走过他面前，刷完卡，我还是发自肺腑地笑，对他真心说声“谢谢”。

　　我不知道，他能够坚持多久，我能够坚持多久；但是，我知道，就是这两句看似无用的话，使每个单调的日子变得无比温馨。

　　偶然认识了一位在北大三角地新华书店卖书的女员工，闲谈起来，她对现在的学生颇为不满，向我大吐苦水，主要原因是买书的学生不怎么尊重他们。

　　她说常常有学生都不怎么称呼他们，不用说叫什么“阿姨”，连“师傅”都不愿意叫，有人甚至就叫声“喂，帮我拿一下….”；她说有时候因为付款因为书的缺失因为服务稍微慢一些会招来学生的白眼甚至谩骂，更不用指望谁说个“谢”字。

　　她不明白：“是，考进北大的学生很聪明很了不起，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就是普通工人，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但是，好歹我们比你们年纪大，起码的礼貌还是要有吧。前几年，学生都还象点儿样，现在，越来越不懂事，好像我们欠他们什么似的……”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劝慰她，只能解释说：“只是少数学生这样罢了。”

　　可是，当我莫名其妙地被选作学生代表和校党委书记座谈的那天，我突然明白事情不象表面上那样用一个“少数”就可以解释。

　　那天，每个代表都慷慨激昂，大谈北大精神。几家大报记者们一字排开，记录精英们的豪言壮语和人生蓝图。学法律的我口才不比他们任何人差，多年北大熏陶使我比他们更有资格热血沸腾；但是，我冷眼旁观不想说话。

　　“爱国、民主、科学、进步”，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字眼；“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多鼓舞人心的口号。但是，这样的北大精神应该如何实现？

　　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北大人，如果，你只会在新闻记者面前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地谈论虚无宏观的“国”与“民”，却对北大普通员工们的服务横眉冷对、无动于衷；如果，你只是凭借聪明才智榨取着这个浮躁社会的财富和权力，却不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理解这个社会里实实在在的老百姓们的疾苦，你懂北大精神吗？

　　你配谈北大精神吗？

　　世事洞明皆学问，对知识的求索永远代替不了对人性的了悟。我希望每个北大人都有机会去孟买的佛学院走一趟。那是印度最著名的佛学院，它的正门一侧又开了一间小门，这个门只有一米五高，四十厘米宽，一个成年人要想过去必须学会弯腰侧身，不然就只能碰壁。就象人生，只有暂时放下虚伪的尊贵和体面，才能出入，否则，很多时候，你会被挡在院墙之外。

　　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聪明的北大人，请不要以仅仅拥有智慧为自己的骄傲，却在道德课上交白卷。年轻气盛的北大人，被荣誉和光环宠坏了的北大人，请你闭上嘴、低下头、弯下腰、多做事，将你善谈的国家前程、社会责任现实化具体化，变成对身边每个人真心的感谢、细心的关爱、小小但及时的帮助吧。

　　不要忘了，一个不会关心“人”的人再有智慧也救不了国，只能窃国。

　　没错，我是北大人，一个深爱北大却不愿意轻谈北大精神的人。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走入社会，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北大人”；其实，我根本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是“北大人”，因为“北大人”是应该深藏于心的一把责任标尺，而不是举在手里四处炫耀的一张招牌。

　　每次走进电梯，看见那个坐在蓝色风景画后烤着电暖气帮我按楼层的女孩，说完16我总会说“谢谢”，走出电梯门，再来一声“谢谢”。次数多了，我一进电梯，她抢先笑，“16，对吧？”

　　坐出租车，付完钱下车时我总会说，“师傅，谢谢您了。”于是，大部分人都会露出笑容，“好哩，您慢走。”

　　去交电话费。在冷风中等了四十分钟。越来越多的人在不满中抱怨责骂，门开后，大家一窝蜂冲进去，交完钱又风一样得冲出门。我耐心得等到营业员懒懒得接过我的钱，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输名字，从计算机里拿出单据。我大声得说“谢谢”。他有些意外得抬起头，看看我，笑了，“欢迎下次再来”。

　　把自己关在家里写学术专著，每天早上到当代商城边上的“成都小吃”喝一碗粥。付完钱给那个四川姑娘，习惯性地对她说“谢谢”，她手脚麻利地边收拾碗筷边说“慢走”。不知道从第几天开始，我的粥碗边总多了一碟泡菜，她怯怯地笑：“这是送你的。”

　　在美国读法律，住在Sansom Place East研究生公寓里，因为在图书馆里读书通常晚上11点多才回家，所以习惯了看门的黑女人脸上的倦意。但是，每当我拿出学生证请她打卡时都会注视着她的眼睛，真诚得说“谢谢”。她的面孔马上充满了神采，“不用谢，晚安，我的宝贝。”

　　原来，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人组成的，只有人才会使人幸福。你敬人一尺，总会有人忍不住要敬你一丈。

　　最喜欢的节日是美国的“感恩节”。

　　在美国牧师家里吃火鸡之前，大家把手拉起来，围成一圈，跟着牧师说感谢主给我们安稳的生活和珍贵的生命。

　　那一刻，并不信任何宗教的我几乎感动得要流眼泪。一颗不知道感谢的心即使再成功也不是高尚的，一个不知道感谢的民族即使再富足也充满了暴发户一样的庸俗和虚无。

　　这个世界，其实只有两种人，会感谢的和不会感谢的。“谢谢”不仅仅是简单的两个字。说这两个字的表情和腔调，能恰如其分得表露一个人的教养层次；说这两个字的前提是对别人存在的肯定、尊重和感激。

　　彼得大帝征服一个小国之后正在巡视，看见一个乞丐躺在城边晒太阳。当彼得大帝走到他面前时，乞丐却说，“请不要站在我和太阳之间！”

　　18世纪法国革命起义时，皇后玛丽被判处死刑。玛丽刚愎自用、生活极不检点，招致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快要到达刑场的时候，她不小心踩了执行者的脚。这位昔日皇后对执刑者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句道歉语被人理解为她对执行者的尊敬，这句话改变了她生前的形象，几乎所有的法国人都原谅了她。

　　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们早就说过：“世上没有卑微的工作。”大帝、乞丐、皇后、执刑者来到人世的一刻，都同样是父母眼中心里的宝贝；他们离世的瞬间，都同样要化成青灰一缕，白骨一堆；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生活给他们分配了不同的角色，但是，在“生命”这个天平上，他们的尊严有着同样的重量。

　　在如水流逝的金色年华里，渺小的我们不过是朝生暮死的蜉蝣。所面对的并非是独脚戏，而是诸多生命的集体演出，其间的每个场景都拷问着我们的良知。

　　对压伤了的芦苇，请不要折断；

　　对点残了的蜡烛，请不要吹灭；

　　对那些和我们同样生存着的、给予我们点滴帮助的普通人，请不要保持沉默，请不要忘记冰心说过的一段话：“爱在左，而情在右，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地花香弥漫，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不觉得悲凉。”

　　此刻，是中国马年的最后一天。

　　回想自己那些贫寒到只能吃上拌白菜的春节，仰望夜空里绚烂绽放的礼花，我忍不住提醒自己，新的一年，不要去空谈任何政治权利和人类平等自由，不要去抱怨别人素质低下脾气急躁，不要理直气壮得主张身份之贵贱、工作之千差万别，一定要记得――

　　看着每个帮助我的人的眼睛，真诚得说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