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直呼我的名字

　　2003年9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

　　某天，我接到澳大利亚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中国社会科学评论)杂志的约稿。编辑X是旅居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他在中文邮件中称我为董老师，请我写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法或证券法的英文文章。这份刊物是澳大利亚学者们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问题的学术论坛，刚刚刊登过著名旅澳经济学家钱颖一和杨小凯的文章，以我的年龄、资历和道行，这封约稿信着实大大抬举了我。

　　他说他们看了我写过的文章和参与的项目，认为我在金融证券领域颇有研究和建树，因此在我个人主页上查到了电子邮件地址；他为他的冒昧约稿而向我道歉。

　　网络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这跨着国界的祖国同胞赐予的缘分让我格外珍惜，我连忙说不冒昧并且感谢他给我锻炼专业文笔和思考的好机会。我按他要求发了文章和简历过去，告诉他直呼我“华春”就好了，并开玩笑：“如果你看了我的简历恐怕为这一声‘老师’后悔呢，我的年龄应该比你小，在专业领域也只是在起步探索阶段……”

　　本来以为事情已经结束，想不到通信因为涉及文字编辑和相关专业知识探讨继续了下去。他的回信让我脸红：“看了你简历，更该叫你一声老师。你让我吃惊，这么年轻就写了那么多文章做了那么多事情……你是我到目前为止接触的最年轻、最认真、最负责任、最没有架子、最谦虚的学者……”

　　我在《金融法苑》做编辑前前后后已有4年，对办刊物和学术研究难免有了自己的一点想法，平时为避免太出风头和引起别人不必要的猜忌很少讲话，但是X和我的交谈却使我忍不住对他多说了一些，尤其是关于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国发展中的责任问题，关于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期刊的发展与策略。在称赞他们的努力之后，我真心祝福他们的刊物越办越好，在中文和英语之间，在中国和澳大利亚甚至全世界之间架起桥梁。并说如果他们的刊物需要我在北京查找一些相关数据或提供有关帮助，我将非常乐于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陆陆续续的邮件交谈中，他仍然一直叫我老师；我假作恼怒：“你以后再叫我董老师，我不回你的邮件，也不给你们刊物写稿子了。”他终于改口叫我“华春”。

　　我长舒了一口气。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很多身份，因身份而来也有许多称呼。仅仅是现在，我经常被人称作“董老师”、“董律师”、“董博士”、“董师姐”、“董小姐”、“董先生”(这个称呼是因为那些人只看到我做的事情或写的学术文章，先入为主以为我是先生)……

　　我常常一次又一次请所有人直接叫我的名字，不必叫任何与所谓身份相关的称呼。

　　不理解我的人未免觉得我矫情，一个称呼至于这么较真儿吗?

　　至于，非常至于。

　　这不仅仅是称呼的问题。

　　在美国，我习惯了直呼所有人的中文或英文名字，象很多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做的那样。

　　某一天在午餐会上，Johnson悄悄碰我胳膊，提醒我：”你怎么直接就那么称呼了?有外人呢。”对着六七个经济学/法学名教授，我在交谈中随口两次使用了我们私下称呼T先生的英文名字，而聪明能干的Johnson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Johnson的提醒让我惭愧，我居然忘记了这是与学术交流有关的午餐，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时候，只要T先生给我哪怕一点责备的眼神，我都没有勇气再留下去说下去了。然而，那目光，和从前一样亲切；那笑容，和从前一样温暖。

　　三年前初识他，我根本不知道分寸为何物；三年中，我待人接物水平渐长，但仅限于对旁人生人，在他面前，除了做事做专业根本不为各种细节伤脑筋，很多次做事不得体说话不适当，当时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而T先生根本不计较另外一个长者或许就会计较的事情。

　　最后一节课程结束后，大家合影，本来学生们推他和WA教授坐在最前面，他却一把拉过我和Johnson，叫我们两个和他们两个一起坐。我说不用了，还是和其它学生们一样站着吧，他却笑了：“我没有那么多规矩。”最后，Johnson坐在了T先生和WA教授中间，我坚持站着，在T先生身边。在哈佛法学院，两个在中国美国法律界、经济界、证券界声名煊赫的教授各坐在Johnson左右，让他成为照片中心，而所有人都围绕着他们三个站立。我开他玩笑：“别人光是看这照片，就会羡慕你一辈子了”。不过，我可没有忘记叮嘱他一句：“你要是拿去跟人炫耀，我就会认为你太没有水平了。”Johnson，我们应该记住的，是照片上年轻人的喜笑颜开和神采飞扬，是T先生手里那束淡黄色郁金香的纯洁美丽，难道不是吗?

　　某天，我们三个和另外一位来自中国的教授在波士顿一家餐馆吃饭。饭后，我和Johnson先走出门，看天上的云嘻嘻哈哈聊天，等他们。那位教授出门后和我说：“这要是在国内，做学生的应该为老师开门，你们两个一边一个，等我们出来。”我那口无遮拦的毛病又来了：“是吗？要不，我们重新开门，你们再重新出来一次？”四个人都笑了，T先生边笑边摇头：“讲那么多规矩不好，作我的学生，没有那么多规矩。”

　　在这样的纵容之下，我更加率性起来，完全忘记了我率性的基础：他是在香港文化中长大的国际自由人，我是在美国这块将平等视为人与人交往第一要素的土地上。

　　很多人以为我接触了或者正在接触一些大人物，可是，我惊讶地发现，真正的大人物通常都没有大人物该有的架子。他们谦恭有礼，待人平等热情，从来不讲究什么繁文缛节，更不会因为世俗的规矩礼节约束身边那些蓬勃向上的年轻人的心。

　　我被他们宠坏了。

　　被宠坏的我运气当然不可能一直那么好。

　　导师W老师早年学画，身上总洋溢着昂扬的生命力和洒脱不羁，把我们这些学生宠地没大没小，在他面前毫无禁忌。对我来说，他的身份永远只有一个，我的W老师。我敬重的，是他的学识、他的人品、他的胸怀、他的境界，而不是他的行政职务。他当了北大法学院院长，依然还是我的W老师；他当了北大副校长，依然还是我的W老师。我并没有觉得他有任何改变，他对我有任何改变，当然也从没有想过我对他应该有任何改变。

　　然而，总有人觉得有些东西应该改变。一次，我照例到校长办公室找他，他不在；看见我笑嘻嘻的脸，听见我清脆地问“W老师什么时候回来”，一个工作人员不高兴了：“不叫W校长叫W老师，没规矩!”

　　走出校长办公楼，漫步在未名湖畔，仰望着俊秀挺拔的博雅塔，我笑了，看来，我是真地回国了。

　　美国最高法院的肯尼迪大法官来北京大学演讲。演讲当天，作为W老师学生的我帮了一些忙，做了一些事情，演讲结束后奉命上台献花。

　　大法官在北大演讲成功之后，马上赶往清华大学演讲。我奉上级指示陪同大法官、他的随行人员、外交部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去，一来以防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二来借鉴一下兄弟院校组织大型外事活动的经验。

　　那天，车队有几辆车，因为工作人员之间联络出了小问题，加上交通堵塞，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晚到了半个小时。到达清华时，校方领导和法学院几位教授已经在大厅等待。在这一群人中，我既不是外交部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不是大法官的美国工作人员，加上年龄最小、神态轻松，显得格外扎眼。因为不想让教室里的学生太焦急，大家简化了介绍程序，一齐走进了电梯。

　　我虽自报了家门，但不保证大家都听清了我是谁；领导、教授们语速极快，我也没有搞懂谁是谁，这些名字倒都在新闻里学术文章里见过，和面容对不起来。出电梯的时候，我礼貌性地等在后面，等大家都走完了再走；出来后，发现电梯里还有一个穿一身黑西装、用手按着开门键的中年男人，他瞪着我，在我身后走出了电梯。我猛然意识到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原来也是队伍中一员。我对他说了声“谢谢”，退到最后面，请他先走，他又瞪了我一眼，走进了演讲大厅。

　　媒体的闪光灯和众人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我终于知道了此人的身份，也就明白了他瞪我的原因。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应该等他也走出来再走，我完全没有资格在一个学界泰斗和官员为大家(很不幸，最后就只是为我一个人)按着键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并且将他和我置于大法官及外交部和大使馆工作人员眼皮底下，毕竟，我不是清华请来的尊贵客人，我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北大学生。

　　这个傻乎乎的学生却很清楚，那些用规矩和外在条框来约束我的人，未必能够获得我的重视，他们往往是我生命的过眼烟云；而那些愿意与我灵魂平等交往的人，恰恰让我臣服了，敬畏了，爱戴了，珍惜了，永生难忘了。

　　称呼的使用和规矩的讲究看似小事一桩，实质上却反映了不同国家不同的价值判断方式。

　　美国人的平等，更多是一种骨子里的平等。

　　美国的好东西很多，在我看来，最好的有形东西是科技力量，最好的无形东西是对平等的重视。美国宪法对每一个人生活影响最大的一个条款是同等保护条款(equal protection)。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一节规定：

　　“……任何州不能通过任何剥夺美国公民的特权和豁免权的法律；没有合理的法律程序，任何州不能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任何州不能在其管辖权内剥夺任何人的法律的同等保护权。”

　　该修正案1868年成为宪法一部分。“同等保护权”对少数民族、妇女以及老年人等弱势族群来说，更是至关重要。在这个宪政理念下，美国社会鼓励人人成为平等、独立和自我负责的个体。平等待人，成了人们的本能。

　　在美国，无论你见到什么人，上至总统，下至小秘书，每个人都会给你应有的尊重；你永远不会因为职位不如人感觉到低人一等的懦弱，也不会因为职位比人高就有高人一等的骄横。在这个平等的社会，平等的人以不同的身份平等地生活，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人格意义上的优越感，如果谁有了这种优越感并且喜形于色，那么他在美国将难有大的作为。

　　因此，美国人之间相处，无论年龄长幼都直接称呼名字，无论官职高低都可以毫无禁忌地互开玩笑，无论财富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嘲讽别人。

　　也只有在这个国家里，全国人民可以将总统的性生活公开讨论来去，奇怪的是，骂总统的人越多，爱总统、爱总统制度、爱美国的人反而越多；也只有在这个国家里，国庆节，费城市长着便装在人群中走来串去，和人聊天拍照，让我这个少见多怪的东方女孩和他拍照的同时心里还是惊讶。

　　中国人的平等，更多是一种写在纸面上的平等，而非实际生活里的平等。

　　在这个讲究“尊卑有序”的文明古国里，人们对身份对规矩的讲究带着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一个孩子出生后，就被告知“什么事情你不能做”，年龄越大，被告知的规矩越多。这是一个用权力、财富、学识、容貌、人际关系能力来衡量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并不是“人”本身，而被贴上了各种标签，被标识了不同的价码，这价码的高低决定了身边人对你脸色的阴晴程度。

　　中国人L在美国做了律师多年，回国后立即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气氛非常不平等”。他和某省级领导共进午餐，散席之后，秘书告诉他他太过从容，少了官场应有的气味。他亲见国内老总们身边时刻前呼后拥，八面威风，手下无论多么有才华，总有一股唯唯诺诺不敢放肆的神情。

　　我觉得他用“气氛”一词非常好。平等是一种气氛。

　　在平等气氛里的人，心灵是放松的，不被破规臭矩束缚，彼此更重视灵魂的实质，看起来好像无规无矩，实际上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尊重。

　　没有平等的气氛，尽管你身边都是笑脸相迎、阿谀奉承、排场热闹，但是做着这些假相的人心里对你却常常轻蔑不已；有一天，你一旦失去导致这些现象的因素，比如权力、财富、地位，那些曾经把你高高捧上天的人就会把你重重摔下地，看都不看你一眼；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便是人与人之间越发不信任、越发疏远、越发冷漠。

　　真正有水平的社会学者根本不需要刻意“寻找”什么社会问题，到处都是问题；问题们堆积起来，成了一种快将我窒息而死的“不平等”的气氛。

　　如果你是个细心人，你会发现所有公共汽车上都有“老幼病残孕专座”等字样，这似乎体现了我们对弱势群体的尊重，可是，如果你仔细思考，这分明就是“欲盖弥彰”。

　　我们提出了口号，恰恰是因为我们的国民还没有达到口号所倡导的道德标准。如果我们社会里的每个人都可以用平等尊重的眼光看待弱势群体，那么，当他们上车没有座位时，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让座给他们，这样的社会并不需要特别为他们设专座就可以保障他们的权益。

　　现在设了专座，可是，什么人坐在专座上？你经常看见的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和貌美如花的小姑娘，相反，一些应当受到关照的弱势群体却被冷落了，在车厢里人群的挤挤靠靠中显得孤苦无依。

　　售票员通常都是善良的，会请坐在专座上的人让一下位子，就是这个“让”字显示出了道德上的尴尬：位子本来就是“属于”弱势群体的，怎么能“让”出来？

　　原来，恃强凌弱的臭毛病，我们一直都没有改好。

　　北大一直自诩并且也常常被新闻媒体称为所谓“中国最好的大学”，可是，在这个以“平等、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着称于世的所谓最好大学里，我常常忍不住皱眉头。

　　今天中午，我在农园餐厅吃午饭，不经意看见二楼西南区有一块被短墙围起来的小小区域，墙上写着“教师用餐区”。我如哽在喉，回法学楼后牺牲了午睡时间一口气写了这篇文章。

　　这个餐厅号称亚洲最大的学生餐厅，位子非常之多，然而，北大学生太多，这里离几座主要教学楼又最近，很多人用餐时找位子还是要麻烦一番，等待一番。最常见的情形是，外面有人端着盘子站着，专区里面有些位子却空着，胆小羞怯的学生不敢走进，也只好在外面等待。座位资源显然极大浪费。

　　我不明白，如果我端着盘子走了进去，坐下吃饭，谁又能将我怎么样？谁能保证在里面吃饭的都是老师？北大的年轻老师越来越多，北大的大龄学生越来越多，北大里出出入入的访客越来越多，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谁是老师。写这几个字的人打算用什么来区分老师和学生？没有人看证件，没有人检查施行结果，就那么几个冷冰冰的字写在墙上，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个区域默许找不到座位的学生走进来和老师同时进餐，那么和没有规定又有什么差别？

　　也许，这几个字仅仅是想体现一下我们对老师的尊重，仅仅希望学生用自己的道德标准保障老师们获得座位的优先权和确定性。可是，我看不出在学校“餐厅”里彰显“尊重”的实质意义。在课堂上，大家分为老师和学生。在课堂下，每个走入农园吃饭的老师和学生身份是一样的，都是“人”；如果一个用餐的老师把自己看成与学生不同的“人”，那么他大可不必屈尊来此，完全可以到三楼去点菜，或者到其它饭馆去。

　　实际上，北大的老师大部分都很有水平，他们以和学生的交流和沟通为荣；北大的学生大部分都很尊重老师，这尊重表现为想创造更多可能性和老师在一起。老师和学生往往以平等相处互为朋友为最大幸事。

　　然而，现在，“不平等”三个字理直气壮地写在墙上，而且配上了“没有效率”、“没有水平”、“没有胸怀”这样的注解。我为北大脸红，我为所谓中国最好大学在社会道德风气改良中所起的作用脸红。

　　你说这只是小事？怎么是小事呢？生活处处无小事。当年的马丁.路得.金博士就是看到黑人和白人在公共汽车上不能同坐才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成为捍卫黑人民权的卫士。我梦想中的北大，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当一位老师没有吃饭的座位时，学生们争先恐后把自己位子让给他，这才是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尊重；我梦想中的北大，学生们围坐在老师身旁，一边吃饭一边聊天，轻松愉快，这才是我们最渴望的师生关系。

　　身份确实是要重视的，规矩确实是要讲的，但是要分清楚应该在什么地方讲，讲到什么程度。如果人为的“小规矩”实质上阻碍了平等“大气氛”的培养，将人和人变得越发不平等，这个国家可真有点问题。

　　美国和中国都有很多问题。美国人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凿出问题，中国人在有问题的地方擦掉问题。于是，在中国，太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得到属于他们的答案就被擦掉了，失掉了出现的价值。

　　很多人担心，我率性的为人处事方式和完美的道德追求会在社会里撞得头破血流。

　　其实，他们大可不必。

　　曾经是艺术团团长出身，曾经演戏剧小品潸然泪下，我有足够的能力，去演好每一场低声下气装孙子的戏，去做好很多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象五千年来每一个中国人一样，在需要的时候，我依然会对所有人谦恭有礼，在细节上维护他们的尊严和权威。

　　但是，我常常问自己，光是这样做戏讨平稳生存、独善其身、成就所谓事业，我尽了一个年轻人的本份吗？

　　如果你把一匙酒倒进一桶污水中，你得到的将是一桶污水；如果你把一匙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一匙酒虽然不能将一桶污水都变成酒，但是，却散播了酒香，使这桶污水与原来有所不同；一匙污水却将好好的一桶酒变成了一桶污水，失掉了原来的纯粹。一个年轻人，是应该选择做一匙酒还是一匙污水？

　　很多人说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就算是吧。我的理想简单又奢侈，让“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宪政观念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闪光，而不仅仅是法学院教科书上的一条原则，而不仅仅是政治家口中用来安民的一个口号，而不仅仅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难以抚平的最痛。

　　我思考问题喜欢从小事开始着手，我解决问题也喜欢从小事开始起步。世界上有两难，一是改变别人，二是改变自己。既然改变别人难，那就先从改变自己做起。平等不平等，别人怎么看怎么衡量与我无关；但是我管得了自己，我先从称呼习惯的改变开始。我必须使人知我知，我们完全是平等的两个个体，不受所谓身份、规矩的约束、限制、干扰。

　　偶尔，我在人家接受的限度内直呼别人的名字，更多时候，我请求身边所有人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对待我，直呼我的名字。

　　曾经因为编辑出版了《北大情事》、《北大日记》名噪一时的Z大编辑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我手机号，打电话约我为他的《北大博士精品论文选》写文章。来来回回的通信中，我直呼他的名字。他非常高兴，并叹道“干脆、利落、亲切，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

　　朋友的女儿是北大2003级新生，我为她接风洗尘并讲述一些所谓的经验。19岁的女孩满脸天真：“我应该称呼你什么呢？叫阿姨你没有那么大，你管我爸爸叫哥哥，我若叫你姐姐显然不太合适。”我大笑：“叫我名字啊，省事，直接。”

　　我收到一封谦恭有礼的电子邮件，那人自称“我乃浙大计算机系一小硕”，然后表达我见得太多的佩服敬重，然后请教。我回信，首先请他改称我为“华春”，其次告诉他所有客气礼貌话都是多余，然后再谈其它事情。他显然很吃惊：“想不到越是牛人越没有架子啊……”

　　在我的一再恳求下，直呼我“华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逐渐爱上了这两个字。当初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希望等来“中华的春天”，当越来越多人在唇上齿间轻轻念出我名字的时候，我总觉得，春天真地近了一些。

　　在我50岁的某天，我一定有了更多身份更多值得别人记住的称呼，但是，如果有某个年轻人随随便便走到我面前，大大咧咧地说：“华春，帮个忙。”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那时，春天才真地来了。

　　而此刻，春天，尚且等在我看不清楚的遥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