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七年

　　2003年7月27日晨6：35，北京莲园

　　我说过不谈政治，不谈宏大的社会问题，只谈自己微观的生活，只谈安全而温馨的话题，可是，今天，我必须要破例了。

　　因为，我已经无法在这个周日清晨安然入梦，5：30醒过来，血液里却燃烧着一种疼痛；因为，我的手指在计算机上敲击经济学法学论文，头脑里却回旋着一种愤怒；因为，我在幸福生活中徜徉、微笑，毛孔里却孳生着一种歉疚。

　　我为谁疼痛？为谁愤怒？为谁歉疚？

　　如果，我没有在2003年7月23日夜里11点多去位于永定门的北京南站，就不会有这些情绪和这篇文章了。

　　我不能不疼痛。

　　1996年，我偶然到过北京南站，那时候，还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并不具备客观看世界分析世界的能力和眼光。

　　2003年，我偶然到了北京南站，这时候，也还是一个学生，却已经识得了人世沧桑和社会冷暖，见过了万水千山，虽然并不具备说话的权威和影响力，但是，思想上的千回百转却已经将所有问题的分析超越了书生意气的层面。

　　今日的北京南站和七年之前居然没有什么两样。

　　通向广场的路是狭窄、悠长、七转八转的，路边卖货的简易房间已经关了门，门上简单歪曲的字样说明着店主的姓名或店铺的种类。

　　举目四望，这个昏黑世界与北京亚运村夜色里的灯火辉煌宛若两重天，只有“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几个字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建筑之后眨着暗红色的小眼睛。淡黄色的灯光渐密处就是等车的广场了。

　　广场已经不“广”了，小的实在可怜，象某个大的Shopping Mall外的停车场。在夜色里，广场地面躺着横七竖八的人群，之所有说“人群”，是因为三人一群，五人一伙围聚在一起躺在报纸上，聊着天，或打着扑克，很少有独自一人的情景。笑声，爽朗而毫无禁忌的笑声，突然从哪个人群中爆发出来，在夜风里却显得突兀，象沙漠里被风吹起的沙尘，带着迷人眼扰人心的烦躁和不安。行李堆放在报纸铺成的“床边”，各种面料的背包做工粗糙简陋，式样却模仿着世界名牌产品；有些包裹用绳子捆缚在一起加固，被褥行李等直接被卷成团捆扎起来；最常见的是蓝白色相间的针织塑料袋，鼓鼓囊囊堆在地上，成了主人的靠垫。

　　小心地在人群中穿行，不停地说“对不起，过一下”，追寻那个简易的纸牌上“售票室”三个大字和箭头的指向。歪着身子的绿色门把这里围拢地多少还象一个“室”。地面的陈旧和墙壁的斑驳让这个“室”有了沧桑的意味，座位之后卖票人脸上的倦怠、烦躁、冷酷却使“室”充满了寒意。

　　去洗手间，人还没有走到，刺鼻的味道就传了出来，指点了方向。地板上，淫渍着黄色水，把白色的瓷砖的破角裂痕衬得格外醒目。几块白色纸团随意散落在地上，一支拖把斜横其间。墙上也有块镜子，但是，镜子的边缘是暗褐色的色块，想必是水银层破损的缘故。每一个格子间都很窄小，有个门没有关上，一团没有被水冲掉的秽物赫然在目。

　　走进候车室，象走进了游乐场里探险的迷宫洞，灯光的昏暗加重了恐怖的氛围。一个连一个的椅子成了很多人的“床”，躺在“床”上的人露出黝黑的腿和长满汗毛的结实的胳膊，热烘烘的汗气不散自出。也有很多人坐在地板上，靠着椅子，聊天。还有人躺在地板上，看书，打牌，打电话。房间的天花板有点低，房间的墙壁有点破，房间的窗户有点小，房间的电扇转地有点慢，房间的空气有点糜烂、湿热、阻滞。房间的建筑历史不短了，因而显得危机四伏，象随时要坍塌下来，宛若新闻报导里失火塌陷的网吧。人在房间里，忍不住出汗，忍不住憋气，只好退出来。

　　唯一可以停留的地方是广场，因为露天的空气比较流通。高高大大的树木在夜风里摇摆欢唱，送来两丝凉意。树下的人们在各自的群落里说话、打牌；旁边的地面上，堆积着没有被收走的垃圾，将空气的味道变得更加层次丰富；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随着风在地面上轻轻地旋起来，又落下，落在一个半睡半醒的人脸上，引来一声咒骂。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不时从对面一个类似存车棚一样的大棚檐下走出来，举着小喇叭在广场上喊：“去某地的某次列车乘客，请准备检票”，然后走回去，边走边甩手：“又有蚊子，真讨厌。”

　　车来的时候，本来排好的队伍由一排变成了三四排，举起来的包裹碰撞了不知谁的脸，拉着的箱子绊住了不知谁的脚，互相推挤着的人们开始抱怨、漫骂、叫喊。检票口的门硬生生地切断了这种喧闹，进去的人脚步匆匆地上车，没有进去的人继续这种喧闹。

　　火车远去的一声长鸣将喧闹带进了无边的黑的夜色里，火车驶来的一声长鸣又开启了新一波喧闹。

　　姐姐在我旁边感慨：“当年你去广州，也是躺在这个广场地板上等车吗？现在想想真惨。”当年？哦，12年前了，1991年，可是，我不是躺在这里，是躺在北京站的地板上，而且被人狠狠地踢了一脚，让滚到一边去。穿粉色裙子的我怯怯地小心地看着他凶恶的目光，连愤怒都不敢有。12年过去了，今日的北京站已经很象样子了，可是，没有想到，今日的北京南站将往事重现。

　　北京南站和我七年之前见到的一模一样，这里的人们衣着不甚入时，神态不甚安祥，脚步不甚从容，面孔不甚和善，目光不甚明亮。一切都是匆忙的，焦急的，慌乱的，简单的，得过且过的，随遇而安的。

　　时光在这里仿佛停顿下来，一切恍然如昨。

　　我的心不能不疼痛，却不知道是为当日的我，还是为了今日这些象当日的我一样活着的人们。

　　我不能不愤怒。

　　我坐在北京南站破旧的广场上，任带着湿热、腐朽味道的夜风包围我，脑海里却想起了很多。

　　我想起了前几天在海淀图书城看到的那些书。

　　书是一位著名学者写的，装帧漂亮，色泽深沉大方，堪称出版界典范。书的名字也很诱人，“XXX看世界”，分书成很多本，每一本是不同的国家或州际，美国、欧洲、埃及、非洲，这些名字将世界变小。美丽的风景图片，飞扬的文采，细腻的人文感怀，他将世界成功地介绍到读者眼前，让人心有所悟并顿生羡慕之情。

　　然后，我知道了他的另一半是谁，就不再想追问他是因她接触了那么广阔的世界还是她因他接触了那么广阔的世界了。

　　此刻，我想问问他：“世界”仅指中国之外的那些风花雪月吗？北京南站是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作为学者的你，作为政治高官姻亲的你，有没有义务来看一看呢？

　　我想起了那位振臂一呼应者云的年轻官员。

　　在权力场的角逐中，他是顺利的，优秀的，成功的；相对于他的位置来说，他未免太年轻了，年轻到让人不敢相信，年轻到他已经成了政治史上前无古人的奇迹。他有政绩，使他得到上级赏识和重视的政绩，却不一定是老百姓需要的政绩。他走遍万水千山，但是，大多乘飞机，乘专列，他不大可能到过北京南站，即便到过，也一定是以“官”的身份，而不是在“人”的角色里。与他星光灿烂的政治大道相比，这里，未免太灰暗太微不足道了。

　　此刻，我想问问他：北京南站，是不是你政治版图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不是你工作权属范畴中一个最简单的节点？

　　我想起了那个美丽优雅的庄园和他的主人。

　　庄园里，大富商的古董们在橱柜里灼灼生辉，他得意地说哪一件从某处收购而来，哪一件牵扯怎样的故事；他随手播了个电话，是某个国家驻华大使；他随意谈论到某人，是我党高官；他随性讲述某个生意构想，牵动的是普通百姓的福祉。

　　此刻，我想问问他：可不可以将你的古董卖掉一件来重修这里的候车室？可不可让你某位权力朋友重铺一下这里的广场？可不可以用你某个楼盘的边角料重盖这里的洗手间？

　　问题太幼稚了，不必问，问了也没有人听，听了也没有人做，做了也不一定好好做，好好做也是为了应付上级求两三年的短暂效果。

　　目前，他们有更多事情急着做，他们要谈宏观伟大的“天下”。实实在在的“百姓”？先往后靠一靠好了。

　　与同龄人相比，我过早地看到了世界的太多无奈，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可为”与“不可为”，应该被磨平了感情的棱角才对，应该对体制运作的规律了然于心才对，应该对一切不是新问题的问题走过、路过、错过才对。

　　但是，很抱歉，我依然提问了，我依然愤怒了。

　　愤怒使人浅薄，更何况我这种不知道对象的愤怒，更何况我这种毫无力量的愤怒。

　　但是，很抱歉，我依然愤怒了。

　　因为，此刻，我正坐在北京南站的广场上。

　　我不能不歉疚。

　　个人命运的改变充满了不可知，每个改变了的个人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过去”，哪怕那“过去”依然是很多人逃不开的“现在”和很多人注定要走入的“未来”。

　　我离开我的“过去”很久了。我已经不需要再去种田耕地，我已经不需要再去爬南下的火车车窗，我已经不需要再为了生计打工，我已经不需要再为社会里碰的头破血流而无奈。

　　“现在”的我活在一个我原本不奢求的世界里――

　　我在所谓中国最好的大学里享受所谓最好的教育，我在书店里听着音乐求索精神世界的纯净，我在笔记本计算机上思考法律经济问题，并写无聊的感性文章；

　　我出入各种政府机构在宽敞办公室里和专业人士谈一个又一个项目构想，我听身边有权力的高人轻松谈论国家大事和社会设计，我吃着龙虾、鱼翅、鲍鱼和人谈论世界经济；

　　我乘坐各种牌子的汽车在堵车的潮流中略带嗔爱地责备一句“北京的车越来越多了”；

　　我看着同龄人装扮时髦得体地在酒吧里宣泄患得患失的感情在时尚杂志上探讨什么是“小资”；

　　我和朋友们走进价钱昂贵的西餐馆里品味不同国家的美食；

　　我和兄弟姐妹们跑到不同的娱乐场所享受歌舞升平，衣袂飘仙跳舞唱歌；

　　我背着行囊、拿着笔在祖国大好河山怀抱里旅游，并随手写下点滴感想；

　　我在世纪剧院欣赏音乐剧《美女与野兽》，我在首都体育馆欣赏“恰克与飞鸟”的音乐会，我在工人体育场欣赏“新北京新奥运五一晚会”、“5.27工体罗大佑演唱会”，我在英国皇家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上感受一个有纪念意义时刻的到来；

　　我走出国门在德国柏林音乐厅里欣赏爱乐乐团的演出，看一辆辆奔驰汽车如何从生产在线走下来；我走出国门在美国求学、旅游、交友、写文章……

　　从“现在”向前看，我能清楚地看到我的“未来”，那建立在我一切努力和汗水基础上的所谓“光明的未来”。

　　我是幸福的，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不是因为我轻而易举地拥有了一些同龄人努力了很久才能得到或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而是因为我拥有一颗感恩的心。可是，在幸福里面的我，真得可以忽视别人的不幸并心安理得吗？

　　当我在美国旧金山机场里听着音乐读着一本书等飞机的时候，当我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和人笑着聊天的时候，当我在日本东京机场细数玻璃窗外雨滴的时候，我的同胞却在北京南站的地板上躺着，和一大堆垃圾共眠，我真得能够做到无动于衷吗？

　　我拥有的是生活吗？是，但只是生活之一种。

　　比我更幸福的人们拥有的是生活吗？是，但只是生活之一种。

　　北京南站的人，拥有的是生活吗？是，恰恰是生活更真实的一种。

　　拥有不同生活的人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一分子的我，毛孔里不能不孳生出一种歉疚，为我的同胞中还有人正在或将要过这种生活。

　　1996年，我在北京的小公共汽车上听到人说：“大学生呢，都要变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第四年毕业呢，哭着喊着也不愿意离开北京了。”

　　全车厢的人都笑起来。我也笑，用一个大学一年级女孩应该有的天真烂漫的心情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自己将会面对怎样的成长，北京将成为我生命里怎样的牵肠挂肚。

　　今日的北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首都都不逊色，甚至更精彩。楼建得越来越高了，车越来越多了，街道越来越宽敞干净了，草坪越来越多了，人穿得越来越漂亮了，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了。奥申委的人初来北京，难免吃惊：“中国哪里象发展中国家，分明是个发达国家啊。”

　　的确，北京所代表的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在很多“表面”胜过了发达国家。在好莱坞狭窄的星光大道上徘徊的我，为我们宽阔的长安街而骄傲；在纽约时代广场拍照访问的我，为我们的天安门广场的意义而深思；在波士顿地铁里看流浪艺人演奏的我，为我们越来越多震撼人心的好电影好歌剧而自豪；在芝加哥街头研究楼宇街道建筑风格的我，为北京城渐次出现的有艺术品味的楼群而惊喜；在华盛顿如茵绿草坪上拍照的我，为三环四环路旁越来越多的绿地鲜花而安慰。

　　不过，请你注意，我说的是“表面”；因为，很多外国人或者很多身处所谓“上层社会”的中国人，看到的不是北京的全部。

　　今日的北京是开放的。将北京和外面世界连接起来的公共场合很多，飞机场、西客站、北京站、北京南站、各种长途汽车站。这些不同场合通向的却是不同层面的世界――

　　机场，连接的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是北京与中国大城市，将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空中飞人不再是罕物；

　　西客站，连接的是北京与中国大中城市，一趟又一趟干净整洁的城际列车往返期间，使人们的生活越发便捷、简单；

　　北京站，连接的是北京和上海这两个政治金融中心，是北京与东南沿海走在改革最前端的富足城市群，一路南下一路歌；

　　北京南站，连接的却是北京与很多中小城市，被大城市淘汰的列车依旧在这里运行，快车、慢车比特快列车更加频繁地在中国大地上喘气、挪行，列车途经的一个个小站有些连站台都没有；

　　长途汽车站，连接的是北京与附近的中小城市甚至乡村，最普通的百姓在这种最慢的交通工具上度过最实在的日子，沿途，不只有美丽风景，也有荒蛮和落后。

　　研究社会学的人有福了，这绝对是一个有现实主义关怀的社会题材。希望有哪位记者能将飞机场、西客站、北京站、北京南站、各种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室拍成照片，放到某一期报纸上，什么文字都不用写，建筑风格，室内设备，候车人衣装、表情、姿势能够说明一切问题。如果主编一定要让写题目，就写：“中国社会等级之我见”。

　　我，以及越来越多所谓“文明社会”里的“文明人”，去机场比较多，去西客站比较多，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到北京南站。这是一个几乎被现代社会飞快节奏遗忘了的角落。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角落恰恰是将北京风貌下行延伸到祖国各地的重要节点。它有力地说明了北京的文明程度，中国的文明程度。如果一切所谓的文明在这里打了折扣，再磕磕绊绊地输送到华夏神州的角角落落，那么，不管其它节点多么光鲜亮丽，中国都不过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更难听的话是，中国不过是一个“待发展国家”，发展不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一言难尽。

　　我心爱的中国，你还记不记得，明朝的吕坤曾经说过：“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

　　我心爱的中国，你还记不记得，“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古训？

　　我心爱的中国，你还记不记得，这么多的人心，依旧在别人的漠然里流着自己苦难的眼泪？

　　1996年到2003年，过了七年，北京南站，老样子。

　　中国，老样子？新样子？

　　在每个人的一生里，七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呀呀学语的婴儿变成了顽劣淘气的孩童；青涩稚嫩的小姑娘长成了楚楚动人的少女；天真烂漫的女大学生变成了妩媚多情的女人；我读完了本科、硕士研究生；我将读完博士、走进婚姻、孕育子女；中年人将渐渐鬓染寒霜；老年人将日益接近永恒……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七年却是一段短时间。七年，不足以让赤足裸身的远古人类穿上布衣；七年，不足以将诸侯割据转变成天下一统开启历史新篇；七年，不足以阻断大唐盛世中一个君主的威严与尊崇；七年，不足以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七年，不足以结束抗日战争实现中华民族自强；七年，不足以让一个诞生于血与火的政党解放全中国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政权；七年，不足以将新中国引领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浩劫；七年，不足以让民主法制的风气导入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神州大地……

　　每一段七年虽短，意义却深。

　　在历史的河流中，每一年只不过是一朵小小浪花，在你眼前调皮旋跳，转瞬也就逝去，踪迹全无。七年却宛若河流中一段碧波，碧波无言，演绎了不同风情，或平缓温柔，或激烈奔放；正是这一段又一段风格迥异的碧波衔接起来，铺展开去，幻变成历史的河流。每一段都不可或缺。

　　河流的伟大便在于绵长，因其绵长，每一段短暂的碧波仿佛都不过是一个新开始。回望到1911年辛亥革命将“共和”观念导入政体，也不过是十三个七年多一年；回望到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也不过是七个七年多五年；回望到1992年“东方风来满眼春”那位可敬老人的大手一挥，也不过是一个七年多四年。

　　萧伯纳认为，社会进步的原因在于背道者，顺从者能够适应现实、应付自己遇到的事情，背道者却梦想一个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正写着这些文字的我，在绵长的历史河流中呛了一口水，痛苦难耐，但是，回望之后，忍不住要做一个背道者，继续向下一段碧波游去。

　　无数个七年的浪，铺展在眼前，深不可测，汹涌澎湃，等待无数个背道者泅渡。为之呐喊加油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希望”。

　　身处怎样的碧波之中，便有怎样的浪花。

　　身处怎样的七年之中，便有怎样的个人。

　　我是一个卑微渺小的“个人”，一个清楚地了解什么叫“蚍蜉不能撼大树”的个人。我管不了世道沧桑，我只能管住我自己。

　　我能做的，只是记下这个时间，2003年7月23日；我能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再过七年。

　　再过七年，2010年7月23日，我将重返北京南站，看一看，我心爱的北京，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想一想，我心爱的祖国，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如果一切已经不同，那么我将欢欣鼓舞，不必担忧再下一个七年同胞们脸上的喜怒哀乐，不必追问再下一个七年中国的何去何从。

　　如果一切依然如昨如今，那么，我只能象十、百、千、万、亿个血液已经冷却的中国人一样，叹一口气。

　　只是希望，叹过气的我，依然，还会疼痛，还会愤怒，还会歉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