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场长跑

　　北京市门头沟区灵水村，明清时考取22名举人、2名进士，因而被称为“举人村”。

　　2003年8月8日，这个“举人村”举办为期一周的“金榜文化节”。文化节开幕，6名2003年高考“状元”骑高头大马、胸戴红花，成为最大噱头。该村将为今年全国62名高考“状元”树碑立传，铭刻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内，称其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史册”。村支书表示通过这项活动将展现该村“现存士大夫文化”，推动“举人经济”。

　　对于“举人村”的“状元秀”，社会各界反应不一。

　　有人认为这“表达的恰恰是对科举的怀念和对现代教育理念的麻木和无知，将科举文化这样已经僵死的制度作为衡量整体民族文化的测尺，所图何在？”

　　有人认为这“是为了宣传自己，招商引资，谈不上为封建科举招魂和反素质教育，该村不愧是现代营销高手。”

　　2003年8月，38岁的陆步轩成为网站上点击率最高的名字。

　　陆步轩的老家在西安市长安区鸣犊镇高寨子村。1985年，他是长安县的文科状元，成绩高出录取线100多分，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

　　北大四年苦读之后，他被分配回长安县柴油机械配件厂，理想遭遇了现实的沉重撞击。

　　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他多次努力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除了一张北大文凭外，他再无其它资源可以凭借。他曾被工厂的主管上级长安县计划经济贸易委员会借调到机关写材料。陆步轩也曾想方设法调进计经委，但种种努力最终都泡了汤。

　　1990年代初，陆步轩出来跟着领导办企业，后来干脆自己拉起了装修工程队，结果都失败了。1996年，陆步轩结了婚，很快有了两个孩子。一家人居无定所，靠开小百货店维持生计。2000年，他们开了“眼镜肉店”卖肉，取这个名字一来因为他戴眼镜，二来表明他的书生身份让公众对服务质量放心。

　　2003年，他的遭遇被人发现，于是，“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消息引起全国媒体一番“狂轰乱炸”。

　　表面看来，这两件事情之间并无逻辑联系；实际上，都体现了我们的社会对“教育”的态度存在可笑的自相矛盾。

　　这个社会“表面”上非常尊重教育，无数人向教育事业投入无数时间、金钱、心血成本。

　　在中国，一个孩子6岁之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童年和幸福可言了。等在他“前面”的，是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学，至少16年的征途漫漫；大学毕业之后，或者出国，或者读研究生，总之很少人直接工作，在人才竞争更加激烈的未来更是如此；于是，3年硕士研究生，3年博士研究生，6年的进一步教育将一个孩子变成了至少28岁的成人。

　　“素质教育”喊得再凶也改变不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无数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报名参加各种辅导班，时刻在孩子耳边说：“如果考不上好大学……”于是，你很少能在中国孩子脸上找到天真、烂漫、轻松、快乐。每前进一步，就是套上一幅新枷锁。小小人儿的心灵压力比大人都重，怎么可能显露孩子应有的那种满足和愉悦？

　　孩子们的压力得到第一次释放当然是高考之后。中国人向来有“名校情结”，向来推崇“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某个家庭，有多大权力有多少金钱，可能别人不会太羡慕，相反会说些风凉话；但如果同一个家庭，孩子考上了好大学，读了好专业，旁人无不伸颈侧目、称赞连连，从心底里佩服。“举人村”的“状元秀”不过将这种社会心态以一种集中的、公开的、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

　　陆步轩有幸成为北大中文系学生。名校，好专业，自然是无数孩子和家长们羡慕的对象。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才子，到街上卖肉了！这自然向人们浮躁的心里添了一把盐。大家之所以将他的经历称为“遭遇”，无非是因为这样一个潜在逻辑：“上名校＝成功＝社会精英”。毫无疑问，卖肉和大众观念中的社会精英离得远了一些。北大毕业的学生没有被委以重任，而是重新回到草根社会。这怎么得了？即使把孩子们培养成了状元入了名校，未来又能怎样？

　　理想与现实当然是有差距的，但这差距的鸿沟居然如此宽阔，“陆步轩”们想不通了，旁观着陆步轩们“悲剧”的人们想不通了。

　　其实，“悲剧”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这个社会“骨子”里非常不尊重教育。

　　对于教育的成品，学生，社会的尊重是不够的。

　　学生走入社会，往往发现知识对个人发展所起的作用非常小，书本里学的礼益廉耻和现实世界根本背道而驰。官场流行的很多顺口溜中的一个是这样说的：“年龄是个宝，学历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能力是个屌”。在一个具体的位置上，人们评价个人的体系太过复杂，学历可以后天地、人为地采用种种方法得到，因教育而来的所谓智力能力占的比重竟然下降到最低。我跟很多在国外打拼不愿意回国发展的朋友们聊天，他们都说怕一个东西：“体制”。美国以及很多发达国家让人感到放心的是，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不是特别笨，都能实现你的梦想，只是实现时间的长短有所区别罢了；体制不会给你设绊脚石，只会给你做拐杖。但是，这些高智力的人，却深深害怕，回到自己的国家，斗不过体制的他们将失去从事纯智力工作的快乐。

　　对于从事教育的教育工作者，老师，社会的尊重是不够的。

　　最近，大家都很关注北大的人事改革，竞争机制的引入谱就了高校改革的序曲。有人鼓掌，有人皱眉，我却很心疼身处其中的老师们。国家的振兴从教育始，教育的改革早晚会来，我却要说，老师们做了社会的牺牲品了。很多人指责老师们学术水平下降，不专心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因此必须引入更加极端的竞争机制，但是，有没有人为老师们想过？在美国法学院，很多教授做了多年律师之后才来搞学术研究；在台湾法学院，很多人宁愿做教授也不做律师，朋友告诉我，教授赚的钱不比律师少，又有名声地位；在中国法学院，很多老师先做了教授，再出来做律师，赚钱补贴家用。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当老师们不得不为了生计将宝贵的科研时间投入到兼职、社会实践中时，他们不可能百分之百致力于自己的学术事业。请看看大款们注视教授时目光里那种怜悯吧，这些全国智力水平最高的人，却过着最清贫的生活。整个社会给他们的尊重和福利还远远不够，却要从他们身上开刀推行改革，这“舍身取义”的重担，书生们担得起来吗？

　　对于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我们先用“状元秀”把他们“高高捧上天”，让他们以为这个社会对教育多么尊重，以为智力远胜同龄人的他们将面对一片前程灿烂；对于还没有从自我陶醉中惊醒的年轻人，我们再用“陆步轩”式悲剧将他们“重重摔下地”，让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社会对教育多么不尊重，空有满腹才情也只能对着砧板对着新闻记者洒两行泪：“我曾经是北大才子啊。”是不是有点太讽刺了？

　　且慢。

　　一味指责社会，就够了吗？我更想知道的是――

　　即便是在一个体制相对健全的社会里，状元们就一定成功吗？陆步轩们就一定成功吗？

　　不成功就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吗？就应该被媒体当成一个“遭遇”讨论来讨论去吗？

　　谁能告诉我，在一个任何“个人”都无法完全彻底改变的“社会”体制里，一个人面临“暂时的顺境”和“暂时的逆境”，应该守住的道德底线是什么？

　　当上高考状元，成为北大中文系才子，只不过是人生“暂时的顺境”。

　　人们通常爱犯的毛病是，对他人的“顺境”，不能清醒善意地肯定；对自己的“顺境”，不能清醒善意地否定。

　　柳传志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当别人是一只比你小的小鸡时，你通常感受不到人家的存在；当别人是一只和你体积力量大小相当的鸡时，你通常觉得人家是一只不如你的小鸡；当别人是一只体积力量比你大的鸡时，你通常觉得人家是和你同样大的鸡；只有当别人成长为一只体积巨大、威猛无比的鸵鸟的时候，你才承认人家比你大。他的本意是说企业的发展，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人对他人的优点、成功、顺境的评价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对于别人的顺境往往视而不见，对于自己暂时的顺境，却喜欢用显微镜放大了来夸赞，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于是，眼下的世界，每个人都能将自己吹嘘地手眼通天、能量无限，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早被扔到了脑后。其实，又何必自视过高呢？

　　论学历，本科教育已经普及，硕士研究生满大街晃悠、心急如焚找工作，博士研究生随处可见，博士后不再是罕物，拿着国外硕士、博士学位证书回国打天下的“海龟派”也越来越多了；区区一个高考状元，区区一个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生，何以见得人生就一定比别人辉煌？居然有人为状元们树碑立传，要“永远加载中华民族文化史册”，我们的民族文化到底在推崇什么？

　　论官职，在北京谁敢说自己官大？一块砖头扔出去，砸死弄伤的都是科长、处长，局长、部长们坐在车里满大街溜达拯救天下，将军们的小楼在世纪坛对面一片青葱蓊郁中显得有隐者之风。首都的官衙门数不胜数，谁若是真把自己太当回事儿，早早晚晚丢了乌纱帽还不知道得罪了哪位大员。

　　论财富，你有十万，别人有百万；你有百万，别人有千万；你有千万，别人有上亿；你有上亿人民币，别人有上亿美元。在这个金钱成为衡量很多事情标准的年代，把自己当有钱人的人，往往不是真正的有钱人。

　　所以，每当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在我眼前、耳边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心里问：他有什么了不起？

　　这句问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警告我自己不要为他“妖言所惑”，比他强大的人千千万万，他也未必常常这么强大，我不能象旁人看他那样充满着渺小、自卑、羡慕感，我们永远是平等的。要判断人，必须以行动及后果为基础，不能根据他们所说及宣称代表的东西。第二，警告我自己认真去观察、思考这个人的所作所为，找到他哪些地方“了不起”，如果真的有，我一定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毕竟人家吃过的盐比我吃过的饭多，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多。

　　眼下的世界，每个人口才都那么好，只要他愿意，就能将任何人夸成一朵花。

　　有人说：“你出身名校，师从名师，前途不可限量”；有人说：“年纪轻轻，见了这么多世面，走过这么多地方，认识这么多人，以后一定一帆风顺”；有人说：“这么聪明，这么勤奋，这么年轻漂亮有见地，还能吃苦，想做什么都成功”；有人说：“这么孜孜以求的女人没有几个了，性格又好，你是做大事的人”；有人说：“文笔这么棒，学术功底这么踏实，为人这么好，又谦虚，想不成名成家都难”……

　　每当某些想让我感觉良好的人在我眼前、耳边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心里问：我有什么了不起？

　　这句问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警告我自己不要为他“妖言所惑”，都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现在却应该做到“说者有心听者无意”；人家夸我，或者有求于我，或者想让我开心，或者本来我只是做了平常事、份内事，仅仅因为他力量所限做不到便对我大加吹捧。第二，警告我自己认真去观察、思考我的所作所为，找到我哪些地方“了不起”，如果真的有，我一定再接再厉，发扬光大；如果没有，我一定化悲痛为力量，将自己调教地与众不同，哪天真正让人心服口服地叹“了不起”才是真的“了不起”。

　　一棵小树，偶然长在阳光充足、雨水丰沛的地方，比别的树木高那么一点点，绿那么一点点，他(她)是否一定能长成森林里最伟岸的一棵？

　　不等上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就下结论，未免言之过早吧？

　　北大才子在街头操刀卖肉，只不过是人生“暂时的逆境”。

　　对自己的顺境自视过高，后果也还不是太坏，至少能每天保持一个好心情；但如果，对自己的逆境自视过低，后果不堪设想。

　　无论应试教育有多少问题，陆步轩能考上北大本身就是智力成就的一种证明。想象一下，一个天生不善于商业，天生而且后天的培养使之成为适合做学问的人，被分配到一个西部偏僻县城一个毫不相干的小企业里，该是多么地手足无措――就象一条本来在江海里游泳的鱼被扔到了狭小的鱼缸之中。

　　但是，鱼缸里的鱼就一定很惨吗？

　　如果从经济上看，陆步轩丝毫不惨。陆步轩曾向记者透露过“眼镜肉店”的经营状况，一年五六万元的收入令其颇为满意。据记者了解，在西安当地，一般教师的年薪远不能达到陆步轩卖肉的收入。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从某种意义上，陆步轩那一代人的生命已经获得了解放。体制外突然有了生存的空间，政治力量无所不在的罗网开了一个大口子，经济发展如绝堤之水，势不可挡。而正是这种转机，给了陆步轩们可以选择另外生活的机会。世界上很多有名的连锁店、商店、企业多是这样从小本经营一点点作大，如果陆步轩用“眼镜肉店”积累的财富搞其它经营，说不定哪天他成了知名的民营企业家呢。

　　如果说，陆步轩自哀自怜的原因是他没有能做一个书生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教书，比如做一份文案工作；社会各界的态度无疑为他认定的自己悲剧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甚至有人将之说成是“智力优秀知识分子命运的沦落”。这里最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合适的贡献方式？传统观念对知识分子的定位狭窄到只能传道、授业、解惑，而读过四年中文系本科后来却再没有从事有关研究工作的陆步轩，能否算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如果他很早以前就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他大学毕业之后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不必等到十几年之后另一条路走不通再重申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

　　如果说，陆步轩认为自己的悲剧在于没有能在那个企业或那个县城谋到一定的官阶位置，那么，我更不能认为他惨。官场有官场的规则，没有人因为你有一纸文凭就请你来做领导。虽然，目前官场的规则未必健全未必合理，或者说就是不健全不合理，但是，不可否认，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下努力，虽然没有人因为你陆步轩是北大才子让你三分，但也没有人因为别人不是北大才子让了别人三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在官场上也一样适用。失败的人很多，如果仅仅因为这个失败的人比别人多受过几年大学教育、甚至是名校的大学教育，我们就把他定性为悲剧，未免太厚此薄彼了吧？

　　就算我承认鱼缸里的鱼都很惨，难道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失意、沮丧吗？就不能暗暗积蓄力量有朝一日重归江海吗？

　　洛克菲勒曾说：“即使把我扔到沙漠里，只要有商队路过，我照样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逆境中，人往往更容易发现自己最适合做什么，往往更有勇气挑战现状，激发顺境中不可能有的潜能。翻看所有伟人的回忆录，似乎都有那么一段常人忍受不了的悲惨遭遇，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西游记》里写到，太上老君将孙悟空放在八卦炉里炼，认为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他一定完蛋。想不到，孙悟空神通广大，充分利用了逆境和霉运，反倒练成了“火眼金睛”。太上老君打开八卦炉，准备给孙猴子收尸，后者却一撞而出，高高兴兴地跑掉了！

　　韩信在南昌亭长家里混了几个月饭吃，亭长妻子对他很不满意，于是每天早上把饭做好就独自端到床上把饭吃了，等韩信去吃饭时，却没有任何吃的了；韩信饿得在城下钓鱼，一位漂洗衣服的陌生老妇人可怜他，连续十几天送饭给他吃；他却依然能够忍受“胯下之辱”，终于成就一番事业。

　　汉高祖刘邦不被自己嫂子所容，不但食不果腹，衣不弊体，而且看尽了嫂子脸色，受够了责骂，一点为人的尊严都不能保障；但他总藏着一点常人不敢藏的野心，为后来的建功立业埋下伏笔。

　　本杰明.富兰克林当年在店里当学徒，被人呼来呵去，受尽责骂侮辱，三餐无着，境遇不比陆步轩好，却活得非常自信和骄傲；后来，他参加起草《独立宣言》，成了美国国父之一，为美国建国以及宪政理念做出巨大贡献，还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大学。

　　比尔.盖茨大学都没有读完就和朋友们鼓捣计算机，事业起步之时，多少艰难委屈，多少挫折麻烦，不足为外人道；那时候，谁能想到这个圆圆眼睛、笑嘻嘻的肄业学生能够成为微软公司的创始人、全球首屈一指的科技大富翁、世界信息技术领域最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些以及更多的故事难道都是讲给小孩子们听的吗？我是研究金融证券法律的人，所以我清楚地知道，当股市跌的最惨的时候，恰恰是入市的黄金时间；同样，当命运之神把人抛入谷底的时候，恰恰是人生重归辉煌之路的起点。磨难让人的信念和毅力得到增加，进而在事业上成就斐然；磨难对于追求理想的有识之士是一种最为真切的人生积淀，这笔无价的精神财富会让人一生享用不尽。阿特.伯格在《不可能的事情只需要时间》的封面上说：“逆境不能使我们远离自己的理想，相反，它会让我们更加靠近。”可是现在，居然有人抱着这笔财富掉眼泪，还有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来给他献手帕，这世道，怎么了？

　　一棵小树，偶然长在阳光不充足、雨水不丰沛的地方，比别的树木矮那么一点点，黄那么一点点，他(她)是否一定是森林里最不成材的一棵？

　　不等上十年、二十年、几十年就下结论，未免言之过早吧？

　　在这两个新闻事件当中，媒体的作用不容忽视。

　　“举人村”应该感谢媒体，灵水村本来寂寂无名，一时间却成为了人们争相谈论的焦点，实在比花钱打广告的效果都明显。

　　陆步轩应该感谢媒体，他个人抗争了十几年一事无成，曝光后，记者们从全国各地赶到他的肉店，轮番轰炸；当地政府脸上挂不住了，被影响了政绩的官员们驱车登门造访；各大机构上门礼聘；最终，他放下屠刀，拿起教鞭，与西安工程科技学院(原西北纺织工学院)初步达成协议，接受该校人文学院的教师职位。

　　一切皆大欢喜？

　　我却感觉有点不对头。

　　在一个体制真正良性运作的社会里，“状元”不是喜剧，“北大才子卖肉”不是悲剧，只不过分别是人生一个阶段，更不应该成为新闻媒体炒作的焦点。媒体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干旱，是水患，是失学儿童，是官员腐败，是法制建设的进与退，是民主政体的得与失。

　　在一个真正尊重教育的社会里，教育的精神和使命是什么？耶鲁大学的薛涌8月14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文章《北大精神的失落》中有这样一段话：“……北大的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的，是这种生命的尊严，这种对命运高贵的承受，而不是一种等待别人尊重的傲慢，或者得不到这种尊重时生不逢时的自暴自弃……”

　　我深以为然。教育不是培养一个走出校门后就坐享其成的特权阶层，不应致力于教给公民避免人生某个阶段、直奔人生某个阶段，而应赋予公民接受某个阶段、改造某个阶段、超越某个阶段的美德和勇气。

　　这两个事件不能简单等同于教育的成功或失败，媒体们应该藉此看到我们教育定位的暂时性偏移，并大声呼唤真正的教育改革早日到来。说到底，媒体的功用仅仅是为大众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还是应该成为引导大众道德观念和社会文明变革的先锋？

　　“怀才不遇”常常被用作叹息的借口。其实，要成功，光有“才”是远远不够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实在是至理名言。在我看来，某一个人的某一项能力的培养和形成，往往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但社会大环境丝毫不能成为一个人发展创新自我的障碍――只要这个人有一颗昂然向上的高贵的心。

　　人生是一场长跑。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被剥夺。他也许没有能力去制定比赛规则，但却有能力用一种健康乐观的心态参与这场赛跑。超越他人的时候，他没有时间骄傲，只想着如何保持优势到最后；落后于他人的时候，他没有时间叹气，只想着如何超过在自己前面的人。但求无境景，始是不凡人。

　　Ch对“状元秀”和“北大才子卖肉”这两件事情的评论比我精练，只用了一个词：“盖棺定论”。

　　于我心有戚戚焉。人生这场长跑，终点是每个人的棺材。不封上棺材盖，不到达终点，任何变量都可能出现。

　　为自己暂时的领先喜出望外，为自己暂时的落后垂头丧气；媒体又在不知不觉中加重这种喜出望外或垂头丧气的程度，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有一点点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