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搬上荧屏,风流人物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连续剧尽可以无休止的演下去。兴衰治乱,存亡继绪,一场接一场的悲剧闹剧,锦绣河山做了舞榭歌台,英雄豪杰成了过客角色。中国历史文化是供国人享用和导演挖掘不尽的资源。可喜可贺可怜可叹的是观众，用鲁迅的称呼，是看客。会看的看出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过,多的是傻乎乎的看客,就是会看的，看多了保不准不会变傻。因为他们对现实麻木和冷漠。

　　以史为鉴,是唐太宗李世民首先提出来的，应该说这不是他的历史观点，而是他的人生和政策的现实选择。古为今用，上下几千年，惶惶二十四史，有人翻了又翻，读烂了，可是读懂的又有几人呢？选择什么角色汲取什么营养，扮演自己什么样的角色，是明君还是暴君，贤臣还是贪虐之官？不用说，李世民他没有看过虚拟世界的轻松电视艺术，连梨园戏还是他的重孙子李隆基发明的呢！他看的是身在其中的历史悲剧，不过他从中真看出了点门道，认真的演了演自己的角色。他的确很认真。把历史，把他人，把镜子，都作为自己体验角色的鉴戒，他终于成为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因此,主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壮丽世界历史上也鲜有匹敌的一幕。

　　有意思的,在封建政治制度下,统治者的进入机制,有所谓传位、“禅让”和全靠智慧和武力的角逐。如果是没有竞争的传位和禅让，靠君主自己的喜恶，(更准确点说，更多的是靠君主生殖系统的好恶)选择继位者，封建制度却常常选择窝囊废或者是懵懂的小孩子。由于继位者无力驾驭天下失却权柄，于是就有觊觎者争夺。再拖下去，就有英雄豪杰起来角逐最高权力宝座。这就是天下大乱乱世出英雄的历史时期。权力角逐，如同大自然中野兽之间进行的一样,优胜劣汰，是一种自然选择。不过人类之间的这种争斗除了勇力，主要靠智慧和情感。由于这种智慧和感情的投入，使这种竞争不仅很原始，而且更残酷，为推举一人登上专制宝塔，需要成千上万的生命洒尽鲜血肝脑，亿万人类俯首称臣。一将功成万骨枯，皑皑白骨垒丹墀。但是正是这种无比惨烈的杀伐决断才显示出决胜者的超常的智慧、高深的谋略和坚韧的意志。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说，每逢几百年就要进行这种历史选择的血肉相搏的君王选举。而在这种选举过程中，除了战争，还有政治，还有经济和文化等甚至包括因素的综合较量，而且甚至持续几年、十几二三十年的激烈对抗。所以从这种竞争中胜出的强者，往往是雄才大略之人。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个。

　　隋炀帝杨广无道，隋失其鹿，豪杰竞逐。少年英雄李世民乘时而起，力劝父亲李渊起事，辅佐父兄，誓师太原，破长安，建唐朝，翦灭薛仁杲，大破刘武周，擒杀窦建德，迫降王世充，平定刘黑闼和徐圆朗，终于克定天下，立下赫赫战功；公元636年，李世民在他的手下文士武将策划下，先下手为强，在皇宫的玄武门设下伏兵，杀死早已铁定的王储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迫退父亲唐高祖李渊为太上皇，即位做了皇帝。李世民君临天下，掌握王权之后，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实现天下大治，使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文明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根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历代称颂的“贞观之治”。今天在发达国家繁华街区的“唐人街”，命名根据就是李世民开辟的大唐。李世民是大唐的缔造者和骄傲，大唐是中国人的骄傲和中国繁荣昌盛民族复兴的梦想。

　　回来仍说李世民，是隋末唐初的形势选择了李世民，李世民以大智大勇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历史不容许假设。如果假设另一种情况，李世民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没有足够的威望招揽身边的人才，那么，“天与不取，必取其咎”，“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是很可能的。在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取皇帝权柄之前，李世民和部下在密室研究分析形势策划事变的时候，他们肯定把这种假设研究了又研究，才下决心破釜沉舟的。这需要勇气，智慧。为了实现历史的无可回避的选择，他选择了杀死亲兄弟，逼皇帝老子退位，孤注一掷。他胜利了。历史选择没有错。中国选择了李世民，就选择了一个繁荣昌盛得近乎神话的时代方向。封建社会的选择君主的机制就是这样，这种冷酷，不仅仅是李世民的，而是封建制度本身的残酷，封建制度的君主进入机制赋予了李世民这种性格，要求他大智大勇以实现历史的选择。

　　但是，逐鹿中原，问鼎摸玺,其实离皇位还远的很呢。即使坐上金銮殿，手掌着国玺，最后还得看老百姓最终决定谁可以当政。在这一点上，历史正好为李世民安排一个对手做对比来论证。汉代之后，中国就陷入板荡。群雄逐鹿，三国纷争，统一于晋，然后是五胡十六国，好不容易由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完成统一大业，改革官制，创立科举，修订刑律，推行均田制、府兵制，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政治稳定，哪想到杨广杀死他的父亲作了隋炀帝。但他掌握王权之后,大兴土木，建东都，修长城，征高丽，开凿大运河，弄的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民变四起英雄并举，一个良好的开端被断送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转瞬之间隋亡唐兴，沧桑巨变，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只有李世民了解中国历史需要什么，知道覆舟载舟其中的水性。

　　隋炀帝和唐太宗，相似之处有何其多。这是一对表兄弟，脉管中流着相似的血液，都是早慧聪明，生得相貌堂堂；父祖都是北周政权的勋臣和中坚，曾属于同一个政治利益集团；都兼有文韬武略，戎马倥偬,纵横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都是舞文弄墨诗赋文章的高手；都是王朝的第二代皇帝，身兼创守，声播于外；都是老皇帝的第二个儿子，都是靠着阴险血腥的手段夺嫡篡位……。但是，他们两个却有天壤之别，一个是昏君，一个是明主；一个为祸一世，一个造福一代；一个遗臭万年，一个名垂千载。看上去是两极的历史人物，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李世民夺取帝王权力宝座，杨广却是先行的老师。晚年的隋文帝，严刑苛法，三个人只偷一个瓜就要处以极刑；对百官很少信任，独断专行，只倚重少数人，天下危倾；杨广杀害病中的父亲篡夺了权柄。唐高祖晚年也是好酒色，用佞人，忌功臣，偏听偏信，迫使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逼迫父亲退位，自己登基施政。李世民又是从杨广身上学乖的。李世民他知道，他和杨广比起来，未必比杨广条件优越，说英雄创造时势不虚，但创造历史的肯定还有别人、还有别的什么力量。当了皇帝，开口不一定是金口玉言；贵为天子，上天未必就肯事事照应。殷鉴不远，周因之兴；秦朝亡因，汉为之鉴；亲历隋朝，李世民自己看得见！

　　所以，唐太宗贯彻“以民为本”的政策，不遗余力，而不是把贯彻什么教条当作“治国之本”。是他的亲身经历使他的思想日渐深邃,目标远大。公元621年，身为秦王的李世民攻克东都洛阳，但见城池雄伟，宫殿巍峨，不禁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得亡乎！”相比之下，他们李渊父子起兵太原，西入长安，布宽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竞来归附，旬月之间，遂成帝业”。一幕活生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一个血腥的现实启示，使胜利者李世民在骑马进城入宫的时候，心头感到深深的颤栗：“君失道，民叛之。”他从此时时告诫自己，调整君民关系是“政本”，不要重蹈“君富而国亡”的覆辙，否则，有一天，骑马率兵进城的就是别人，而隋炀帝的下场可能就是自己的。汉刘邦在得到天下之后，下令询求所以秦朝何以失去天下他何以兴的原因，儒生陆贾等著《新论》论证是秦朝失道仁义不施。刘邦认为是他善于用人。李世民在掌握政权之后，不断开展君臣论政，唐太宗自己亲自撰写了《帝范》、《金镜》、《民可畏论》，在这些论文中，“畏”“惧”“难”成了到处可见的字眼。老天爷只帮助有道德的君主，因此不得不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怒难犯”，不得不畏；愎谏饰非，愚而自用，就会家破人亡，不得不畏；赏罚由心，法制弛紊，政治就会衰败，不得不畏。“畏”，就要小心：“慎”；慎，就是行动节制。“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成了唐太宗的座右铭。于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在治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如履深渊如履薄冰，躬行重民、和臣、纳谏、执法的为君之道，留下了一则则脍炙人口的政治佳话，也留下了一个兴盛繁荣的王朝神话。

　　李世民鉴于隋炀帝“不恤民事”“民叛国亡”的教训，把“安人理国”，“以清静抚之”作为国策。隋炀帝杨广主张开凿北起北京中经洛阳南达余杭的千里大运河，尽管造福后代，但是“千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建设长利需长计，超越了当时社会负担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负担超过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就难免不受惩罚。这为李世民提供了反面教材。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如果损害老百姓来供养自己，就好像割自己腿上的肉自己吃，吃饱了肚子也就没有命了。于是他以“节欲”“节为”“节俭”为职责，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招徕流民，增殖人口，多次诏免租赋。他还制定法律，节制对民力的使用，限制和打击官吏和豪强的侵民行为。由于政策得当，缓活了君民矛盾，使得丧乱之余，“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局面迅速改观，仅几年光景就出现了“马牛布野，外户不闭”、“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的景象。“贞观年间，风调雨顺，年登丰稔，人无水旱之弊，国无饥馑之灾，”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力由衰转盛。

　　在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谋夺帝位、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李世民深深感到人才难得，贤佐可贵，君臣利害攸关，“同治乱，共安危”。隋炀帝妒才愎谏，“多所疑忌，人怀疑惧”，使李渊李世民父子心惊胆战，后来不得不铤而走险。李世民从自身的经历感到“君臣和契，同心协力，共相切磋，以成治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注意调整君臣关系。唐太宗从谏如流，在中国历史上堪为典范，没有哪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与他媲美。李世民自幼酷爱打猎，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猎鹰，非常喜爱，这时魏征来了，李世民连忙把它藏在怀中。魏征故意借机讽谏，喋喋不休，结果“鹞死怀中”。还有一次，唐太宗打算到山南游玩，装束都准备好了，却没有成行。魏征询问缘故，李世民答道：“当时确有此心，只是害怕你责怪，就停下了。”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皇帝却畏惧隶属于自己的臣子，似乎不可理解。其实，他并不怕魏征，有几次，他恶狠狠地发誓要杀掉魏征，但他怕的是谏诤背后隐约可见的隋炀帝的亡灵。忠言逆耳，毕竟强似国破家亡。贞观四年，唐太宗见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就下令修复洛阳的乾元殿，以备他去洛阳时居住。大臣张玄素上书劝阻，言辞激烈：“我听说阿房宫建成了，秦朝人心离散了；楚灵王修章华台，众叛亲离；隋炀帝修乾元殿，隋朝解体。而今的国力，远比不上隋朝，若是动用人力财力修此殿，真比隋炀帝更甚。”唐太宗听了火气很大，反问张玄素：“你是说我不如隋炀帝吗？那么同夏桀、商纣相比如何？”张玄素无所顾忌的回答：“若是一定修这座宫殿，陛下会同隋炀帝、夏桀、商纣一样的下场！”唐太宗终于被张玄素说服了，下令停修乾元殿，还奖赏张玄素绢200匹，以嘉奖他的直谏。李世民虚心纳谏于此可见一斑。在李世民的关切和鼓励下，贞观一代贤能满朝，谏臣盈庭，号称“房谋杜断”的名相房玄龄、杜如晦；名将李靖、李勣、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忠谏之臣魏征、王珪、刘洎、岑文本、马舟、褚遂良；文学之臣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孔颖达；皇戚高世廉、长孙无忌等等，各种人才麇集在唐太宗周围，一时群星璀璨拱星捧月。这些人有的早结腹心，有的原为仇雠，有的出身贵胄，有的起家贫寒，有的殊为低贱，但都被唐太宗网罗在麾下，礼敬器重。他们通晓典籍，文韬武略，于是乎制定制度，修《唐律》，改革科举，疏《五经》，执法行政，纳谏进言，辅助文治；平突厥，定西域，和吐蕃，征高丽，恩威兼施，解除边患，佐成武功，使得唐太宗威震华夏，声播域外，成为领导中华民族主宰空前疆域的“天可汗”。经李世民及其继任者的长期经营，唐朝前期国力强大，国土东接日本、朝鲜，西接伊朗、印度，北到蒙古大沙漠以北，南到南洋群岛，超过了汉朝极盛时代。唐太宗调整、完善三省六部制，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贞观元年，令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跻身相职，从此，他官加“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参知政事”等名义，为实际上的宰相。这样三省长官为宰相，将古宰相之职分而为三，又起用一些低级官员作宰相，形成集体宰相制。贞观五年，他又“申明旧制”，倡行“五花判事”，规定“凡军机大事”，由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他还令谏官参加丞相议政活动，监督政治运行。为了能够促进大臣的进谏，唐太宗要求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不能唯唯诺诺，要起到检察作用；他还重奖进谏的官吏。这样，既加强了君主集权，防止权臣专断，较好的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又避免了政治失误。

　　加强对官吏的政绩考核，赏功罚罪，是李世民整顿吏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都督和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功过记于名下，作为赏罚的凭据。有一年他来到蒲州，刺史赵元楷命令老百姓穿上华丽的衣服迎接，大事铺张，讨好皇帝。他还准备了羊、鱼等礼品送给皇亲国戚。李世民大怒，骂赵元楷的做法是“亡隋弊俗”，使赵元楷愧惧交加绝食而死。

　　李世民同时实施官吏退休制，保持官吏的效能。李世民不仅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始终把隋朝兴旺作为一个难得的宝鉴，从用人上总结隋朝失天下人心的教训，实施以压抑士族、改进科举的人才政策和政治措施。唐高祖李渊曾沿袭旧制，将皇族子孙乃至童孺都封为王，唐太宗李世民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说，我为天子，应管理养育天下百姓，怎能让老百姓负担我自己的宗族呢？他下令将宗室郡王皆为县公，唯有功者数人不降。对皇室成员也实行论功封赏的原则。同时让中小地主和庶民中间的优秀分子有升迁和干预政事的机会。太宗当朝23年中，共用相28人，其中魏征、马周、戴胄出身寒微，张亮是普通农民。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考试科目只有进士、明经两种。唐太宗把考试科目增加为秀才、明净、进士、明法、书、算六种，更利于罗致各种人才，使那些没有特权的士人有进身的机会。唐太宗在看新科举的进士列队入宫的时候，高兴的说：“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

　　李世民身历兴亡，历史教训使他远见卓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雄才大略，躬身实践，不说空话，不图虚名，不作空头政治文章。因为他记得，隋炀帝也说过漂亮话“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可是实践上却是背道而驰，招致隋朝灭亡。所以，李世民在《帝范后序》中，告诫子孙：那些修身治国的君王道理，“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善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李世民作为封建皇帝，英明至此，近代民主社会政治领袖也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李世民虽然认识如此，但他在贞观中期之后，也未能慎终如始，致使宫廷之中风波迭起，四海之内怨言不断。特别是置群臣众将苦苦劝谏于不顾，执意兴师亲征高丽，结果劳民伤财，无功而返。他刚愎自用，执拗不悔，准备再度征辽，弄得一些地方民众被迫造反，使大唐基业差一点走上隋朝灭亡的老路，幸亏他的生命走上终点，否则结局难以预料。在君主高度集权专权的政治制度下，君主自觉以德治国，即使是雄才大略的李世民也只能如此，在人治政治中，李世民毕竟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开辟了言论自由以及如何防范王权失控的道路，这一点为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提供了永远有益的借鉴。

　　关键是在李世民时代，不仅仅是李世民一个人清醒，而是整个社会上层管理者和老百姓在王朝兴衰的问题上都不麻木和冷漠，保证王朝兴盛避免历史悲剧是社会的共识。所以，李世民是千古一帝，他的大唐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民族复兴的宝贵鉴诫。

　　2001/3/22于古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