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资”已经成为网络上游荡的一个幽灵。著名的网络作家“菊开那夜”在《把小资一网打尽》中说：“在各大网站你都能找到小资的招牌，网易有小资情调，易龙有小资生活，甚至还有专门的小资网站，可见小资在网上的地盘多广，群众基础多扎实。”“如果没有网络，小资不会迅速浮出水面，于左顾右盼中走到一起。如果没有网络，小资不会欣欣向荣，茁壮成一种所向披靡的力量。小资早已潜伏良久，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展示空间。小资的个体生命已经资态娴熟，他们最终找到一个虚拟然而迅捷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浩瀚的网络。网络作为一个载体，托起了小资这朵白莲。如果没有网络，小资不可能如此盛行，一呼百应。网络作为一种媒介，把所有的小资都一网打尽，让他们彼此发现。小资文化形成于网络并且已经成为其主流文化，这势头还很猛，大有燎原的趋向。”

　　对于小资产阶级或曰小布尔乔亚(Bourgeois)，传统的解释是：“占有一定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不受别人剥削，也不剥削别人(或仅有轻微剥削)，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的阶级。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历史地看，“小资”最早应该是上海的产物。杨东平先生在《城市季风》中对此作过分析：他们都有一个较体面的职业，更多地依赖专门技能而非体力。他们或许并不富裕，却大致不必为缺粮断顿而操心奔命；如果不能达到小康，他们至少能满足温饱。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工作取向的阶层。较高的教育文化程度和专门技能的训练，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养成他们不同于产业工人和其他体力劳动者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具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意味。正是他们不上不下、可上可下的不明确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对地位、声望、名誉等的特殊敏感，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

　　他们中最典型的是“职员”：在旧上海城市社会，职员阶层承载着可以承上启下的海派人格中稳定的基础性品质，如敬业、勤勉、谨慎、求稳等等。它上可与雄健宏大的企业家精神相连，成为这一阶层向上流动的必要品质；下则与谨小慎微、苟且乖巧、依附性和软弱性等小市民品格、心态相通。

　　程童一主著的《开埠：中国南京路150年》中分析到：晚清的上海是以通商贸易为主要功能的城市，商业贸易的发达使社会流动成为上海存活的基本条件，一天不流通，一刻不流通，都会使上海变为一座死城。城市的个人的流动使我们互相接触的机会大增，但却又使这种接触变得更短促更肤浅。在此情况下，个人的地位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一些俗套表征—如仪表、时尚、“派头”—而人生的谋略在很大程度上下降到谨慎地讲究时装与排场的境地。

　　于是，杨东平和程童一都引用了鲁迅先生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中对“小资”们生动又近乎刻薄的描述：“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传统的用占有生产资料来做为划分阶级的标准在知识经济时代是要从新演绎的。经合组织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曾经指出：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既然真正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以资金、设备和原材料为主，而是人的知识，这就注定新经济与新的知识阶层有着不可擘分的紧密关系。而新的知识阶层确是依托电脑和网络而存在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把知识阶层一网打尽。

　　但如同“小资”有真假之分一样，象海飞先生所说：“伪小资看了《花样年华》后会为自己做一件旗袍，真正的小资却是在旗袍外面随时都可能加上一件棉袄。伪小资为自己点燃香烟是用的是名贵打火机，真正的小资是随手拿起火柴，轻轻一划，划亮了他的典雅与高贵。”知识阶层是有“大小”之别的。

　　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曾指出：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担的精神。

　　这样看来，那些“写字楼里举止优雅的先生小姐，咖啡馆里边听音乐边喝咖啡的年轻男女，写稿和通信都用笔记本电脑的人们”，那些“喜欢月光，喜欢风和雪，风起雪飞时就瑟瑟的忧郁起来”的，以及那些“无病呻吟，逢事用笔哭的乱七八糟，把自己的梦话贴到各大论坛的墙角勾引吸引比自己更脆弱的文学爱好者”的等等，我们应该称之为“小知”。

　　《孟子离娄》中讲过一个故事：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闲，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后来黄庭坚在《清明》一诗中用了这个典故与介子推的故事：“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垅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螫，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这两句诗正可以用来说明知识分子“大”和“小”的问题。

　　孟子曾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也许正因为“小知”往往不能“立其大”而有很可能被“夺其小”。“小知”面对着极具诱惑力的物质世界实际是处于一种半跪的状态，当他们站立起来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真正支撑起一片天地，而当他们匍匐下去的时候，他们便堕入了市侩的庸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