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策划/杨晓升 作者/一合)

　　《北京文学》编者按：两年前，一合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得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之后，被改编为1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11亿人次，为1998年之最，并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一时间，主人公姜瑞峰名声大震，成为新闻人物，屡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并使播他的这些节目成为"名节目"，同电视剧《黑脸》一样被广泛传颂。成功的秘密没有别的，人民要求反腐败，他努力反腐败。反腐败很不容易。他一直处在很不容易的状态之中。在报告文学和电视剧中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电视剧刚播放时，文学影视界专家曾为她拟了一则广告词："如果你想生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出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扬眉吐气，也要看《黑脸》；如果你想痛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开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树立信心，还得看《黑脸》。"时隔两年多，我们找到了长篇报告文学《黑脸》的作者一合，请他把《黑脸》之后的姜瑞峰写一下，看是否还有"三气"、"三心"的魅力。报告文学《下访》便是作家一合的应约新作，也是姜书记对喜欢他的文学读者的一份答卷。

　　姜瑞峰搬进新居，装修不起，8元钱一块的地板砖铺了铺地，50元钱包一个门。别人见了，才相信他真的没钱。老姜说："我名气大。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从南方乘飞机回来，机组人员听说乘客中有个反腐败的姜瑞峰，全体跟我合影留念。下飞机时让瑞峰同志先走。钱办不到。"

　　他就是电视连续剧《黑脸》主人公的原型。

　　电视剧里他是县纪委书记，现在是石家庄市纪委书记。官做大了，荣誉多了，但是"以民为本"的思想没有变。他说："老百姓喜欢黑脸包公式的青天，我就去当，上为共产党争光，下为老百姓出气。'不为名，不为利'，我赞成后半句，不同意前半句。一个人要时刻为自己的名誉和脸面想一想，哪能不要脸呢？"

　　现在反腐败很艰难，姜瑞峰也有困惑的时候，但他下定"当官要为民做主"的决心，每次都能挣脱困惑。

　　要把公正的天平始终倒向群众一边，自己就得肯于牺牲。

　　守得住清贫，不能收礼受贿。他说："有人带着贵重礼品，甚至拿着'破画'、'破瓶'来'雅贿'于我--这些文物古董越破越值钱，目的是为犯错误干部讲情，我说你拿回去。第一，这是对我的名声、对人民给我的评价有怀疑，我不认为你今天送东西是对我的敬意，恰好相反，这是对我的不信任。第二，不收东西，我保证秉公说话，这一点请放心。"

　　不怕丢官。腐败盘根错节，挖出萝卜带出泥，整住下边的连着上边的，不知道会碍着谁，轻者，工作环境不好；重者，仕途前程可忧。对此姜瑞峰心里很清楚，但他仍然敢干："无论根子有多硬，只要犯在我手里，只要损害群众搞腐败，就得依法纪公断，哪怕我先惩治了你，随后你的势力再消灭了我，我毫不后悔！"

　　纵观历史和现实，他总结出一条经验："宁犯天条，不惹众怒。"

　　所以他才要下访。

　　1.相互"跪"视

　　姜瑞峰的脸永远严肃着，特别是以他为原型的电视连续剧《黑脸》播出之后，这脸便定格在那个档次上，既不让喜爱这张脸的人失望，也不让害怕这张脸的人放心。他觉得他有责任保持一张严肃的脸。他是纪委书记。他经常面对的是违法违纪的党员干部和令人气愤的腐败现象，留给这张脸展现笑容的机会不多。

　　他认为老百姓是最可怜的人，没职没权，谁都可以管他们，甚至欺侮他们，所以他们受的委屈最多。走投无路便不断上访，先到乡镇。乡镇一般解决不了，就到县里。县里不给解决，就到市里。市里还解决不了，就到省里。省里还不行，就到中央。之所以解决不了是因为一级级批转下去，转了一大圈儿仍然回到原来发生问题的那一级，等于把孩子又交还到后娘手里。于是新的一轮上访再次开始。上访让各级领导头疼。一到重要的节假日，上边就下通知，让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层层把关，减少上访人次。公安局出动人员，到路上拦截集体上访的车辆。

　　姜瑞峰想，如果各级都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上访了。可是各级都没有功夫解决这种小事，都在抓大事，所以一批了之。

　　了而不了，上访不断。

　　姜瑞峰从永年县纪委书记，调到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要案室主任，然后又调任石家庄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他在永年县查处了对群众使用"棒子队"和让群众"坐水牢"的乡镇党委书记，为群众洗去不白之冤，被称为"黑脸包公"，什么冤枉到"黑脸"这里就打住了。永年县无人上访。

　　到省里之后，虽然升到副厅级，却只负责一个室的案件查处工作，管不了全面。省纪委有专门管信访的室。他只管查案子，而且案件涉及的干部级别比较高，跟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不很密切了，查案与解决上访问题不那么统一了。他有点不太习惯。他好像是长在基层群众中的一棵树，离开群众这块土壤，他就活不上劲头来，打蔫儿，没精神。

　　幸亏老姜名声在外，全国各地向"黑脸"告状的信件纷纷寄来，他以极大的热情亲自拆阅，后又让人帮着拆阅，重点回复，办公室里铺天盖地全是告状信。但是权力有限，鞭长莫及，结果也未尽如人意。

　　1997年底姜瑞峰到省会城市当了纪委书记，成了单位的一把手，又有权力拍板决策，部署力量，认真做好信访工作了。

　　当时有两种突出的思想动向，听说姜瑞峰来当纪委书记，干部很害怕，群众很高兴。都知道姜书记是"黑脸包公"，手下无情，石家庄的干部要有好戏看了。

　　但姜瑞峰认为，让干部都害怕也不是好事，应该有的干部害怕，有的不害怕，不仅不害怕，还要放心大胆地工作。他就宣布了几条界限，什么查，什么不查。像一般的吃点喝点收点小礼品，他就不查了。他说："我到下边检查工作，请我吃顿饭，让我掏钱，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两顿饭就进去了。还有我抽的这个烟，红塔山，也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是别人送的。人之常情，礼尚往来，共产党也是允许的。我强调的是，不收贵重礼品，不收案件当事人或求你办事人的礼品。"

　　于是，干部们觉得这个人很实在，不唱高调儿，不说瞎话，虽然总是虎着脸，但也使人心里一热，感到有点亲切了。一般舆论认为，现在当干部的没有一个不贪，没有一个好人。老姜则认为，时代不同了，标准不一样，大多数干部还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所以他制定了几个界限，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划到不查之列。干部们不害怕了，干部们很感谢他。他用这种办法把对立面转化了过来，他在干部中站住了脚跟。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如果全体干部黑上你，给你闹起地震来，你还想在石家庄混下去吗？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虽然他为了反腐败可以不怕牺牲，但也不要无谓牺牲，因为无谓牺牲后，就反不了腐败了，正中腐败分子下怀，所以他要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保护好自己。况且，团结了干部的大多数，才更有利于打击极少数。实际上反腐败，也只能从惩治极少数的腐败分子入手，而不能打击一大片。姜瑞峰何必虚张声势，闹得人人自危，个个对你敬而远之，明着服你，暗着算计你，使你陷入腹背受敌的孤立境地。老姜这么做也不纯粹为个人考虑，主要还是想更好地开展工作。要很好地开展工作，就必须这么办，否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纪检委反对全社会"，这怎么能行得通？

　　干部这头吃住了，群众这边怎么办？老姜很了解群众，知道他们痛恨腐败，典型的腐败你必须敢抓敢碰，他们才会看得起你。这一点老姜当然做到了，清理手机，查处索贿受贿、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件，动了真格的，上下震动，民心大悦。但是群众还是一批一批地到市纪委来上访，因为群众的冤屈事太多了，查处了几个典型案件，群众高兴是高兴，只是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得不到解决，仍然不能真正高兴起来。这一点老姜心里很清楚，他要下大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那是一个冬雪初霁的早晨，他到市纪委机关去上班，当他踩着积雪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看到门口两边坐着许多上访群众。一大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那样坐在雪地里，看来他们早就来了，因为身下的积雪被体温溶化之后复又结了冰。他们想用这种近乎受罚和自虐的行动，用这种不把冰雪放在眼里的虔诚，来感动上帝。

　　老姜不忍心看着他们寒冷地坐在冰雪中，尤其是人群中还有老人和孩子，那个白发干瘦的老婆婆多像是自己的母亲啊！他喉头一紧，心里一酸，快步向他们走过去。他们中间有认识姜书记的，就喊："他就是黑脸！"坐在雪中的人们便跃动起来，高度增加了，似乎想站起。年轻人最先升起的是头部，老人则把头部向雪地扎下去，让臀部先升起，然后用双手支撑着，再使腿伸直。但是最终谁也没有站起来，而是停留在半截，保持了一种比站立矮了一半的姿势，一种中国所特有的姿势--跪。

　　姜瑞峰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在县里工作时，老百姓就经常给他下跪，他承受不起，双手把他们搀扶起来，但他一松手，又"扑通"一声跪下了。老百姓说："姜书记，我们没钱去打通关节，也没有当大官的亲戚，我们什么招儿都没有啊！我们只有这一招儿了，下跪。您要是再不接受，我们可怎么办呢？"姜瑞峰说："大伯大妈，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给我一个晚辈……其实我们这些没有给群众办好事情的干部，反倒应该向群众下跪。可是共产党不兴这个，要不我就给大伯大妈跪下了。"

　　为此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倒下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他向跪着的人群走过去，很慌张很急迫地迈着小碎步，是古时候臣见君的那种"趋行"，最后踉跄着蹲跪在他们面前。

　　蹲跪。

　　一种跪的改造。

　　一条腿跪着，一条腿蹲着；一条腿向群众还愿，一条腿向党负责。

　　一片群众，一个姜瑞峰。

　　互相注视着，都很陌生的样子。因为这是一种平视。过去官与民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角度上都不是平视。这次上访群众原本是准备仰视的，他们宁愿在"包大人"面前仰视。想像中的黑脸又高又大，气度不凡。没想到，这单腿跪在他们面前的黑脸老包，竟然跟他们一样高。这可没有思想准备。慌忙中平视过去，面前的姜书记不像个发号施令的官员，倒像个厚道的庄稼汉。脸也是黑里透红的那种，不像官员那样神秘莫测，而是普通人似地激动着，显出很抱歉的样子。这种因为与预想中的样子反差太大而造成的陌生，很快就在人们的心头消失了，人们无比强烈地感觉到，这张脸是那么的亲切，那么的自己人，那么的不陌生！

　　姜瑞峰也很少有这种如此靠近地凝视一群人脸的机会。平时他把犯错误干部叫来时，总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旁若无人地看文件，有时还从容不迫地点上一棵烟，就是不理坐在旁边沙发上的犯错误干部，只用眼角的余光瞥他一下，居高临下，引而不发。那干部便头上冒汗，如坐针毡了。谁让他违法违纪呢？老姜就是要治治他，让他心里发毛，难受难受。

　　现在他那么真切地看着农民的脸，发现那脸的道道皱纹上竟镶嵌着泥土，头发上顶着草刺儿，一时间他觉得那不是一张脸，而是一块未开垦的土地。这种新奇的陌生令他十分感动，面对养育一切的大地，他有一种要哭出来的感觉。

　　相互跪着凝视的时间是短暂的，但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上访群众心里有了底，姜书记也决心给他们这个底。他们本来是打定主意，不答应解决问题，就长跪不起的。现在老姜说："乡亲们，咱们起来进屋里谈吧，外边太冷。大家冻坏了吧？快进屋暖和暖和，喝口热水。"大家就很听话地站起来，说："选几个代表进去吧，这么多人！"姜书记说："都进去！都进去！"

　　从此姜瑞峰便拿出很多时间接待上访群众，一个一个地接待，一批一批地接待。信访室增加到11个人，每天有书记、常委轮流值班。他说："不能让群众告状无门，也不能让群众抱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去。我们要做到：来者不拒，言者必听，有事必办，满意为止。"有人说，这些发生在农村的纠纷、事件应该由当地乡镇，最多由县里去解决，市纪委只管批转下去就行了。一提"批转"老姜心里就冒火，他最反对这一招儿，下面发生的问题，你再批回到下面去，他能给你解决吗？那不是让他们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拿着国家的俸禄，吃着人民的小米，就要给人民办事，不能踢皮球。当然这些事情对于市纪委来说，好像是小事，但必须抓。大官能办成大事固然很好，可是不抓小事也是失职，因为对群众来说，任何小事都事关切身利益，甚至生死存亡。人民无小事。

　　他记得有一次接待时，一个干瘦的老大娘还没有来得及向他诉说就回去了。当时晚上快下班了，冬季天短，夜幕降临，老大娘是回家了，还是住店了呢？他一直放心不下。第二天，老大娘没有来，证明当晚是回家了。不过是否安全到家里了呢？如果安全到家里了，为什么以后又不接着来上访呢？一连串的担忧使他越发放心不下，他又进一步回忆起，那个干瘦的大娘就是雪后那天早晨坐在冰雪里的酷似自己亲娘的老婆婆。那天她也是没有来得及说。让老人一次一次地跑，一次一次地上访，他真是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他又盼着她老人家来上访，担心不来上访是不是出了问题？这件事一连折腾他好几天。

　　与其这样受折磨，等着人家上访，等着那位酷似你老娘的人来上访，等着你老娘来上访，你等得下去吗？！他必须下去见老娘，他要下访。

　　下访！他立刻捕捉到了这个词，这是一个新的词汇，一个非常有震撼力的词汇！一上一下，一字之差，说明了一种决心，表明了一种态度。是啊，有的干部千方百计回避着拒绝着群众的上访，姜瑞峰却要主动去下访，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这是一种很大的勇气，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感情。

　　1998年6月初，石家庄市纪委正式挂牌成立了由14人组成的下访工作队。

　　下访工作队坚持每天都行动，兵分几路，轮流深入到县乡村，走村串户，寻访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和冤情，调查了解财务不清、办事不公、欺压群众等各种违法违纪的问题和案件。那一天，姜书记带领几名队员来到了赞皇县，他多么想侥幸找到那位白发干瘦的老大娘啊！

　　2."她是我娘！"

　　他们来到了赞皇县的院头镇曹家庄村。当时麦收刚过，人们在柏油路面的街道上晒麦粒。老姜远远地下了车，走到赤膊干活的一位老农民面前，问："大叔，今年收成怎么样啊？"老农民吃了一惊，因为他早就看到小卧车停了下来，并且走出一个气度不凡、肚子不小的人，断定这人不是官员，就是大款，不会跟他发生什么关系的，继续用竹筢子梳着麦粒。没想到突然有人叫他大叔，抬头一看竟是小卧车上下来的那个人。这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但立刻又联想到电视节目上高级领导联系群众的镜头，难道也让自己遇上了吗？他就往姜书记的身后看，却没有扛摄像机的。老姜笑着说："别看了，我不是来拍镜头的。我是纪委书记，看看你们村有该我管的事没有？"老人立刻说："没有！没有！都挺好！都挺好！"老姜假装认真地说："真没有？那咱们走！"就招呼跟随的人往前走。老人有些犹豫。这时一个跟随的人回过头来说："知道吗？他就是黑脸，姜书记！"

　　老人大张了一下嘴，愣在那里。但紧接着就缓过劲来，扔掉筢子，三步两步追上去。"姜书记，您来了，这可真没想到！"他拦住老姜，表白着，"刚才我以为你们爱听好话，现在知道是您，谁还再把真话烂在肚子里？"他便一五一十地说起来，又来了几个村民，先是围观，后也不由自主地说起来，说这，说那，摊派多，卖粮难，水电问题，财务问题……老姜一一听了，有的做了解释，有的答应解决，大家比较满意。忽然有人喊："让开！让开！"寻声看去，一个年轻人搀着一位老大娘走过来。人们自觉地闪开道，窃窃议论说："这回她可找对人了，总该熬出头来了！"

　　老姜定睛一看，这大娘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挂念着的那位老妈妈！真有缘分，第一天下访，就见到了最想见的人。他想这段时间她一定是有病了，要不怎么没有接着上访呢？他赶紧跨前一步扶住老人，当他的手透过衣服抓住老人那枯柴一样的胳膊时，鼻子一酸，差点喊出声来："娘！"

　　但他忍住了，他觉得现在还没有权利喊娘，老人上访几次，都没能诉说冤情，他心里有愧。他闹不明白，她本来是有机会诉说的，为什么总是等到最后还不开口？也许她的冤情不大吧？但他决心已定，无论冤情大小，都要给一个圆满的解决。他不由得问："大娘，您前几次上访，为啥总是没说话？"

　　这时老人正撩起衣襟，勾着头在腰间翻找什么，听到姜书记的问话，停下动作，无声地张了张嘴。老姜探过头去，侧耳细听，并且说道："大娘您想说什么，只管讲。"

　　大娘说："姜书记，我是不敢说啊！"

　　"为啥？"

　　大娘说："我是想给自己留个盼头。我叫张小明，今年都75岁了，还能活几年？他们有势力，我有决心。这个官司从1993年到现今已经打了5年了，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到省里，我都跑遍了，全是给批下来，最后又回到乡里。我就再从头跑一遍。5年打了好几个来回。儿孙们劝我，别跑了，忍下这口气吧！我说我张小明就不信共产党的天下没个讲理的地方！这就是我的盼头。听说你来到石家庄当纪委书记，我甭提多高兴了，心想这回可有盼头了。不过回头又一想，你要是也解决不了，我不就整个没有盼头了吗？所以几次去上访，也没敢说话。也许我是多虑了，你高高坐在上边，整天有那么多人向你告状，你还能一件一件明查暗访给解决吗？你还不是照样批下去，照样不管用吗？我这事经你这黑脸的手再解决不了，我可真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我还活个什么劲！"

　　姜瑞峰大为震动，没想到，他可以是大娘的盼头，也可以使大娘盼不到头！

　　"我差点让您老人家失望。"姜瑞峰检讨说。

　　"没有，你这不下来了吗？"大娘说。

　　是啊，下来了，不下来，老人就不敢再上去了！上访与下访，方位不同，很可能造成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事关人民的信任啊！他更加感到应该下访，过去皇上还微服私访呢，共产党的官就不能下访吗？

　　张小明说："你这不下来了嘛！找上门来给我解决问题，我还怕啥？乡亲们都在这里，都能替我说句公道话。"说着老人又撩起衣襟，勾着头在腰部翻找什么，半晌，拽出一个小布包，解开扣，双手捧着递到姜书记面前。

　　老姜接过来一看，是一大摞发黄揉皱的文字材料，有房地契、证明信、档案文书、"状纸"、上级批示等等，略一过目，便知道这是个宅基地纠纷问题。

　　没等老人开口，众人便七嘴八舌替她告开了状。问题很简单，张小明有自己家的宅基地，邻居也有自己家的宅基地，本应井水不犯河水，但邻居做生意发了财，便侵占张小明的两米宅基地，盖起了楼房。从打地基盖楼时张小明就开始阻止，找人说和，可那边就是不听，一边照样盖楼，一边用钱活动。张小明跑了一溜圈儿没有结果，那边楼房却一点没耽误如期竣工。二层楼欺到了张大娘的院子里，几间平房好像要被楼房压垮一般。这奇特的造型令许多人看了透不过气来，何况是被挤压在平房里的主人呢？张小明被迫走上告状之路，一走就是5年！2米宅基地的小问题与5年上访的长功夫，非常不成比例，却可同时并存。有钱能使鬼推磨，镇政府前后三次错误裁定，判张小明没有道理。

　　姜瑞峰带领手下人到两家宅院实地察看，见到了那侵占地盘压倒一切的建筑物，感到这真是太不讲理了！又找来村中老干部了解历次划分宅基地的情况，证明2米宅基地确实为张大娘所有。姜书记马上找来镇干部，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他们说按姜书记的指示办。

　　老姜说："那好，把2米宅基地上的建筑物拆除退还给张小明。"

　　镇干部嘬了嘬牙花子。

　　老姜说："必须这么办，有钱盖楼就有钱拆楼。"

　　话音刚落，围观的群众鼓起了掌，并且议论说："说得粘！解气！"

　　姜书记接着说："这只是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张大娘5年的上访费用怎么办？"

　　镇干部说："张大娘的事不是我们这届班子管的，是上届班子的遗留问题。"

　　姜书记拍着镇干部的肩膀说："那你们就把遗留问题解决好吧！"

　　话音刚落，围观的群众又鼓起了掌，并且议论说："说得粘！应该！"

　　这时候一直刚强着上访了5年的张小明刚强不住了，膝盖一软就要往下跪，姜瑞峰对这一手早有防备，立刻上前扶住说："娘，您该回家歇着了。"

　　第二天镇干部给张大娘送去了2000元经济损失补偿费。

　　他们明白得很快，这是姜书记的娘！

　　事情传开去，人们问："是吗？"

　　姜瑞峰确切地回答："她是我娘。"

　　无巧不成书，又有一位老太太白发而干瘦，跟张小明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也是年逾古稀，也是赞皇县，也是冤情深重，难道姜书记又要认一个娘吗？老太太叫刘珍子，是赞皇县邢郭乡西王俄村人。她的儿子4年前拉运木材被怀疑盗窃，在县公安局收容审查期间致残，刘珍子便上访不断，却一直没有讨得个说法，最后她绝望了，逢人便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听了下访工作队关于刘珍子的情况汇报，姜瑞峰气得手直打哆嗦，马上带了一名副书记，进村看望刘珍子和她那致残的呆傻儿子。

　　刘珍子哭诉说："好好的一个儿子给吓傻了，我想要点钱给他治治。还有公安局扣我们的木头应该还给我们。"

　　姜书记说："粘！"

　　刘珍子大吃一惊。她上访了4年，听到的话都很复杂而罗嗦，但绕了半天，揭开层层的包裹之后，内瓤却不外乎是"调查调查"、"研究研究"、"等等吧"、"看看吧"、"回去听信儿吧"这些不确定的言词，没有一个像姜书记这么简单而痛快，不绕圈子，不打包装，只有一个很管用的字："粘"。

　　这是真的吗？土得掉渣儿的方言，直出直入的承诺，再不是画上的肉馅饼，而是伸手就能抓来充饥的大饽饽。

　　她看了看姜书记，好像要称称这个"粘"字的分量，但她什么也没看到，老姜的脸还在黑乎乎地愤怒着。

　　这种司法腐败让人透不过气来，可是却没人敢碰。不敢碰，就得让自己冷静下来，说些"研究研究""等等看看"的违心话。他很佩服这些人的功夫，也很可怜这些人的胆小，只把手中的权力用来维持好各种关系，而不肯拨出一点来，让它听凭良心的调遣，为民做主，嘎叭干脆地干一两件让群众叫好的事。也难怪，群众不主宰他的升官，闹不好还会打了他的饭碗。老姜是绝对冷静不下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在刘大娘面前火山爆发，他一直憋到下午3点钟与赞皇县有关领导交换意见的时候。这时候他爆发了，只是没有表现在形态上，而是表现在内容上，他认为后者更为痛快。

　　他压着内心的火气，用四平八稳的官方话言说道："赞皇县公安局对刘珍子上访问题认识不够高，解决不够得力。刘珍子上访四年，公安局没有一个人到刘珍子家去了解过情况。这是对群众疾苦的漠不关心。责成公安局领导当晚就到刘家看望并征求意见。更重要的是，责成县公安局立即筹集1.7万元现金，于明日下午3点由工作组监督，当场交给县信访局，再由县信访局交给刘珍子。关于刘珍子被扣木材问题，公安局既然认定偷盗证据不足，则应归还本人，公安局当初归还村委会是不负责任的，责成县公安局协调西王俄村委会妥善处理，若原有木材找不到，则合理折价赔偿。"

　　第二天姜瑞峰派一名市纪委副书记去监督落实。刘珍子共得到补偿现金2万元(包括木材折价款3000元)。姜瑞峰不放心，随后也赶到了西王俄村刘珍子家。当时2万元现金已经兑现。有的干部不理解，姜书记对一个普通村民为什么下这么大力度给办事，就问那位纪委副书记："刘珍子是姜书记的什么亲戚？"老姜正好跨进门槛儿，应声答道："她是我娘！"

　　3.礼物

　　百姓受冤，贪官得利。在比较贫困的北方农村，一些干部的富裕和奢侈，多是以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但是他们很安全，而且相对地讲，贪得越多越安全，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去贿赂上面，一旦出了问题，有人保护。这种安全感太可怕了。姜瑞峰虽然划了界限，让大多数干部放心，但也必须让少数干部不能放心。下访便是招术之一。下访接触的是群众，挖出的是贪官。几个月之后，通过新闻舆论宣传，全市乃至全省全国都知道黑脸有一支下访工作队，非常受群众欢迎，也非常令贪官害怕。石家庄市老百姓天天盼望下访工作队进村，一看有汽车停下来，就条件反射地兴奋一下，以为是下访工作队来了。有问题的干部听到汽车响心里发毛，看到下访人员跟群众谈得火热，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下访工作队惊了某些干部的美梦，圆了父老乡亲的梦想。

　　1999年是个不平凡的年，因为它是进入新千年的最后一年，也是建国50周年。照理讲，这一年人们是应该高兴的，特别是地处太行山的革命老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里的人们更应该为庆祝建国年而格外地喜悦。然而并非这样，人们的心头像压了一块巨石似地沉重，而且越是临近国庆这个光辉的节日，尤其是50周年国庆这个光辉的节日，这块石头越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富有朴素的革命理想和豪迈的正义感的老区人民，容不得当前的腐败现象，刚建国50年啊！他们还在顽强地用过去的标准要求干部，他们太向往毛泽东主席住在西柏坡时期的那段历史了。那时的干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心贴心，现在的干部呢？

　　就在西柏坡所在地的平山县，建国50周年了，有的乡村还相当贫困。也许因为姜瑞峰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所以他对新中国的诞生地也格外有感情。他对下访工作队员说："今年是五十大庆，多到西部山区转一转，让老百姓好好过过这个节，让贪官污吏过不去这个节！老区人民还不富裕，可是当干部的照样大吃大喝坐小车。哪来的钱？向老百姓搜刮来的。人民币虽然是同一个版，但价值不一样。农民手里的10块钱，对贪官来说，还不够喝一口洋酒的呢，但农民可以用它吃好几天饭。尽管如此，贪官还要把这10块钱从农民手里夺走，你说农民能没有意见吗？别拿北方山区跟南方比，那里几十万几百万不算多，对咱这里的贫困农民来说，几万元就是大案子。"

　　下访工作队来到了平山县的大吾乡。这个乡很穷，快过春节了，乡中学教师的工资还拖欠两个月。但教师们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毫无怨言，他们体谅乡财政的困难，照常上课，忍受着经济困难，紧紧巴巴地过了春节。没想到春节过后，又是两个月没发工资，教师们的日子实在无法过了，就去打听没发工资的原因，钱到哪里去了?这一了解可不要紧，把教师们气坏了，原来大家的工资被乡领导挪用买了小汽车了!教师们揭不开锅，领导却要坐小车!本来有一辆桑塔纳，这次换成了蓝鸟！拖欠全乡226名教师工资18.2万元，用这18.2万元买了蓝鸟！

　　下访人员把这一情况向姜书记汇报之后，姜瑞峰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研究怎么解决时大家有些为难，给个处分容易，但车已经买了，钱也花了，再从哪里找这笔钱给教师发工资？乡财政是一点钱也没有，只能向上边要。大家发言时老姜还在生气，没有听清说的是什么，见等着他拿意见，就说："勒令他们把小汽车拍卖了，钱不够再让全乡干部集资，能敲诈勒索，就不能欠债还钱吗？"

　　一句话解决了难题。姜瑞峰的思路和逻辑总是十分清楚。该同情的同情，该严惩的严惩。连教师的工资都发不起，乡干部有什么脸坐小车？

　　为了向世人证明教师的工资是不能随便拖欠的，尤其是不能以这种用教师工资买小汽车的方式来拖欠，老姜在大吾乡召开了发工资现场会，让全县的乡镇长都来参观，学生也来参加，群众自愿参加，但自愿参加来的人更多。会上226名教师拿了装有自己工资的信封，个个非常感动。乡镇干部们也个个受到震动。老姜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震动一大片，教育一大片，把小事情办出大效果。

　　教师的工资敢动，救灾款也敢花。救灾款是农民的活命钱。灵寿县青同镇党委书记两次挪用救灾款4万元。平山县岗南镇挪用救灾款和建学校款共20万元。有的村干部公然私分上级拨下来的救灾款，还用救灾款大吃大喝。通过下访，姜瑞峰发现了这些问题，给予挪用或侵吞公款的干部以党纪政纪处分，并把款发给群众或办了公益事业。

　　每下访发现处理一起这样的案件，市纪委就发一次通报，警示教育广大干部。有这种问题的干部开始有点害怕了。以前是一点也不害怕的。面对需要救济的群众，他们把救灾款装进个人腰包时一点也不害怕，大吃大喝时也很有胃口。他们不怕犯了众怒，因为权力在他们手中。一个村闹得太不像话，全村人便联名向县里告状。县里下来一个人，说什么是理，谁有权谁就有理，王里王里嘛！什么是法，有水才有法，让你往哪儿流，你就往哪儿流，不听话，就给你去掉一点，再不听话，再给你去掉一点，三次不听话，就给你去完了，就没有法了。人们一看，县里是解决不了啦，就往市里跑，哪知道，上边派了警察在路口截着，从公共汽车上把这个村的人请下来，记上名，回去办学习班。村里几个老人一碰头，说："这真比过去搞革命还难啊！"

　　但是警察不敢截下访工作队，他们想去哪个村就去哪个村。

　　这一天下访工作队来到了井陉县南陉乡康庄村，群众立刻把他们围住了，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我们出不去啊！他们反映，1996年山洪暴发，许多房子和土地被冲毁了，当年11月县财政局拨给这个村1万元救灾款，让解决特困户的生活问题；12月县土地局又拨给该村1万元，让用于恢复耕地。可是村干部觉得这2万元给了群众太可惜，便趁灾打劫，把其中的1.5万元入了自己的腰包。

　　姜瑞峰得知这一情况后，责成县纪委追回了那1.5万元。县纪委请示，是否让村干部自己发给村民，也算让他们受受教育，怎么侵吞的再怎么还给大家。老姜说："这办法不可行，一是我信不过他们，他们可以打个马虎眼不把钱分给大家，或者这次逼得紧分给了大家，过后再找个理由要回来；二是不能这么便宜了他们，让他们发钱，太给他们面子了，不能达到惩戒的目的。"县纪委的同志问："那怎么办？"老姜说："看我的吧！"

　　1999年3月23日，三拖挂汽车拉着满满的货物进了康庄村。车上装的什么？看不到，因为用苫布严严实实地苫着。车停在了小山村一块不大的空场上。姜书记从车上下来，让带头私分救灾款的村支书把全村人召集来，他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家家有份儿。那支书好生纳闷，不知姜书记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半晌午了，阳光明晃晃地伏在村后的山梁上。三辆不知装着何物的大汽车周围聚了越来越多的村民，好奇地看着，等待着。姜瑞峰找一家建在高处的宅院站上去。建在高处的宅院很多，他选中的这一家，门口挑着一面国旗。

　　姜瑞峰说："乡亲们！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市纪委书记，干部们私分救灾款让我们给追回来了。恰好今年是建国50周年大庆，我就用这笔钱买了一些礼物，家家都需要的礼物。"

　　人群里一阵骚动，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汽车上的苫布被揭开了，是一袋袋的化肥。农民一看到种田用的化肥，别提多么亲切，多么高兴了。过几天就要春耕，正用得着，化肥来得正是时候。用白色塑料袋装的化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片银白。

　　人们欢呼着去扛化肥，每户一袋。

　　老姜也走到车斗旁，让人在他肩上放了一袋化肥。给谁扛？人们亲切地注视着他。

　　在他刚才讲话的宅院前，有一个老头拄着拐杖站着。他骨架很大，只是弯曲了。虽然瘦成一层皮，但被大骨架挑着，也很威武。他笑眯眯地看着人们扛化肥。

　　姜瑞峰扛着化肥向这位老人走来，到跟前把化肥放在地上，笑了笑说："这是您的化肥。您就是刘庆国吧？"

　　老人问："你怎么知道？"

　　姜瑞峰说："您不是给我写过信吗？说您叫庆国就是庆祝建国的意思，我又看到您门口挂着国旗，当然就知道是您老人家了。"

　　老人说："过去我叫刘大力。平津战役我们村去了5个担架队员，我是其中一个，也就回来我一个。都说这次战役下来就要建国了，但是炮弹不长眼睛，一下子把他们4个都炸着了。牺牲前他们对我说：'就你走运，留着替我们庆祝建国吧！'我就改名叫刘庆国。每年国庆节我都插国旗替他们庆祝，无论自己高兴，还是不高兴。今年五十大庆，我本来应该很高兴，可是村里出的事让我心里堵得慌，高兴不起来。听说你给村里解决了问题，今天又送来化肥，我才舒舒展展地出了一口气，也把国旗提前挂出来了。这是个喜庆日子，全村都很高兴啊！多亏了你，姜书记。我的告状信没有白写。"

　　姜瑞峰说："老前辈，你们抬担架的时候我正在娘肚里，我能出生在新中国，您老有一份功劳，4位老前辈还为这牺牲了。我现年50岁，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要每年为这个节日准备一件礼物。"

　　4.人命关天

　　礼物是温暖的，关怀是热情的，但别忘了还有许多冷酷的心，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制造严寒和冷漠，暴虐与死亡。给他们的礼物最好是铁面和重拳。

　　能够在农村称霸乡里，为非作歹，打骂群众，草菅人命的，多是当权者和执法人员，以及买通上述两种人的地头蛇、暴发户。他们势大财大，有恃无恐。一般群众不敢跟他们碰，只有百般忍受，苟且偷生。向上告，人家要证据，不肯下来调查，即便下来调查，对方早就把证人收买了，可以让证人瞪着眼睛说瞎话。你却办不到。被逼无奈的你只有走向极端，以死相拼，结果出了人命。出了人命就有人管了。不出人命没人管，等着。

　　这又是一种可怕。

　　姜瑞峰嘱咐下访工作队，要敢于为民做主，谁欺压百姓，就将谁绳之以法。

　　1998年10月，下访工作队来到了藁城市吴村铺，看到村委会的墙上，一侧写着"回避"，另一侧写着"肃静"。大家很纳闷，光天化日之下突然时代倒退，村委会变成了封建衙门！这只有在古装戏里才能看到的场景确实奇妙，开始大家以为拍电影，看看又不像，后又猜测是谁忽发奇想，搞的仿古装饰，觉得很可笑，很滑稽，就嘻嘻哈哈笑起来。可是，过了一会儿，这笑声便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最后完全消失了，并且再也笑不起来。

　　大家看到村街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经过"衙门口"时都趋步而行，十分地小心。找一个村民来问话，也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大家忽然明白了，这里真地穿过时间隧道，进入了封建社会。有电灯，有电视，有汽车，都是现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却大倒退。

　　通过明查暗访，并且声明我们是黑脸包公的手下，是王朝、马汉，同他们一起回到封建王朝，以毒攻毒，人们才说了实话。原来村治保主任备有两副手铐，支书和村主任见谁不顺眼，看谁不听话，就可以让治保主任把谁铐起来。把人铐在暖气片上、树上、电线杆子上，铐上就不管了，风吹雨打挨饿受冻蚊虫咬，不死也得脱层皮。

　　老姜听罢汇报，半晌没有言声。他在想，这么严重的事件，在下访工作队发现之前，居然没人举报，也没人制止，好像很满足"做稳了奴隶"。官的权力太大了，而且天经地义，畅通无阻。如此嚣张的村霸，这样麻木的人群，是对时代进步的嘲弄。然而他最大的努力也只是做出严肃的处理。他责成藁城市委、市纪委给予村支书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开除了治保主任的党籍，罢免了村主任的职务。

　　因王宏甲的报告文学《无极之路》而闻名全国的无极县，在她的路上也发生了麻烦事情。当时她是在县委书记刘日这个先进人物的管治之下，现在又是在另一个先进人物黑脸的辖区之内。刘日把无极发展起来，黑脸则搬掉发展中的绊脚石。

　　去年初，一次搬掉了6块绊脚石！

　　1999年1月5日，市纪委门前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哭着要见姜书记，说她的丈夫被镇干部打死了。多么骇人听闻！

　　读者一定以为会在大门口产生轰动效应，引起特别的重视吧？错了。现在党政机关门前经常会聚集许多上访群众，他们为了引起领导重视，采取好多别出心裁的办法，下跪，手拉手围起来，打标语，地上写字，胸前背后背着字，喊口号，哭嚎，打着竹板唱诉冤情，打上地铺躺下睡觉，等等，已属于常规武器，最极致的是全体穿了孝服站立不动，甚至把尸体停放在门前。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正常上下班，剃头挑子一头热。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也不是麻木，是司空见惯。

　　与市纪委同院办公的别的机关的人可以随便走过去，市纪委的干部却不敢，姜书记嘱咐过，要主动下访找群众解决问题，下访没做好，群众才上访，你要再不好好接待，我发现一个处理一个，说到做到。所以对上访群众谁也不敢怠慢，立刻有人领了那妇女去见姜书记。

　　她叫司英敏，是无极县张段固镇南汪村人。她穿得很干净，长得很利索，虽然哭着，却很有分寸，不是那种撒泼胡闹不讲理的女人，但内心的悲愤是巨大的，一边诉说，一边流眼泪。姜书记把自己的手绢递给她，她愣了一下，犹豫一下，还是接过去了，象征性地在脸上擦了擦，不敢使劲乱抹，就还给了姜书记，还说了声："谢谢！"

　　她讲述了镇干部带领税务所的人到她家收税的过程，那是一个很平常的过程，不像要死人的样子，可是她的丈夫被押走之后，就再也没回来，直到在路沟旁发现了尸体，才真相大白，原来是被他们打死了。可是镇干部不承认打过他，更不会打死，他是跳车逃跑自己摔死的。她说："姜书记，我知道人死不能复生，可是一个大男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总是不行的，必须得有个说法。不是他们打死的，那就是说，是我们畏罪自杀了。我们有什么罪？就是有罪，翟贞强也舍不得丢下我，自己去自杀，要自杀，也得俩人一块儿自杀。姜书记，你可要给我那死去的可怜人做主啊！他们打死人还那么有理，那么耀武扬威，我心里扎得慌。"

　　老姜说："司英敏，你放心吧！你的事我管到底。"

　　老姜是个破案专家，既心细又很懂人的心理。他带领下访工作队到张段固镇和南汪村展开调查。他先没有接触镇干部，故意引而不发，使他们心里发毛没底。他们都知道黑脸的厉害，虽然公检法这一关过去了，验尸报告认定翟贞强是在扭送途中跳车摔成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但姜书记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

　　姜书记看了验尸报告笑了，他笑法医不仅看到了翟贞强的颅脑，还看到翟贞强从汽车上跳下来，头朝下把颅脑碎了。

　　配合验尸报告的，是几个现场当事人众口一词的伪证：谁也没有在车上打过翟贞强。

　　老姜想，如果是这样，翟贞强的跳车就是神经出了毛病；如果神经没毛病，那就应该不是这样。

　　他还到所谓翟贞强跳车的地点看了看，那里是长满衰草的路沟，没有一块石头或者其它硬物可以把行进在乡间小路开得并不太快的汽车上跳下来的人的颅脑撞击到死亡的程度。

　　可是4天之后，翟贞强的哥哥在路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那么，翟贞强是怎么死的，又怎么躺在那里的呢？

　　只有那些押解他的镇干部们知道。

　　姜瑞峰终于跟他们坐在了一起。他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从容地吸着烟，透过缓缓升起的烟云，一个一个地观察着这几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不再激动了，他很平静。他注视他们的目光虽然很严厉，但没有仇恨，而是一种博大的宽容。这宽容并非无视他们的罪过，而是越过这罪恶，看到了背后操纵罪恶的无形力量。这几个年轻人充满青春活力，又都很面善，但却很容易地就使用暴力，好像有一种空洞而蛮干的东西在他们的中枢神经里游走，在动脉血管中奔流，魔鬼一般支配着他们的头脑和四肢，而姜叔叔恰恰要伸手抓走这个魔鬼。"姜叔叔"，这是从他们羞愧而无奈的目光中流露出来的话语，姜瑞峰感觉到了。他同情这些孩子。

　　"说说吧！"姜瑞峰给了他们一个信号，"过程。"

　　他们猛然清醒过来，姜书记要抓的不是魔鬼，而是他们自己。虽然一见面他们就在姜书记目光的审视下，处于了下风，预感到这次恐怕过不了关，但这时自卫的本能又使他们打起了精神，决定还是按照事先订立的攻守同盟讲，口径一致，无懈可击。过程的前半部分可以照实说，将翟贞强押上面包车以后则必须给姜叔叔编一个冬天的童话了。

　　1998年11月22日下午4时许，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地税所长一行12人来到了翟贞强家，要向他收600元的税款，可是又没有带税票。翟贞强的妻子司英敏说，这事我做不了主，就出去找翟贞强。趁家里没人副书记就用自带的钥匙擅自将翟家西屋门锁捅开了，发现里面放着皮货。翟贞强回来后，镇干部说："不交税，就搬皮子，以物顶款。"翟贞强说："你们敢，谁动我的皮子，我就跟谁拼。"说着便抄起了一把三齿叉。"想打人？把他带走！"副书记一声令下，众干部一拥而上，把翟贞强连推带搡，弄上了面包车。

　　"冬季天短，面包车出了南汪村，就全黑了。我们怕他冷不丁从车门逃走，就全部集中坐在车门附近，让他坐在车厢后边……"这些人开始给姜叔叔编童话了。

　　"打住！打住！"姜瑞峰摆着手说，"后边的情况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听你们说，单兵教练，看谁表现好，说实话。现在你留下，别人都到另一个屋里去吧。"

　　被留下的是副书记，前后看了看，很慌张的样子，但很快就稳住了劲儿，毕竟是副书记嘛。他说得跟攻守同盟订的口径完全一致。这一点老姜早就预料到了，没跟他多费口舌。

　　跟随姜书记来的同志分别跟其他几个人谈。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姜让把一个不太"坚定"的分子叫来，要从他打开缺口。

　　姜瑞峰先告诉他："你们几个差不多都谈一遍了，有的人说得都一样，显然是预先商定的口径。可是也有少数说得不一样。现在是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时候了，到底怎么说对自己更有利，心里要有个谱儿。你说了真话证明你对这个问题有认识，组织上会考虑从轻处理，否则总按统一的口径说，对你可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因为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别人承认了，说了，照样可以定你的罪，那你就失去了从轻处理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还有，我们愿意给你，就看你要不要了。"

　　这番很讲策略的话立刻把年轻人瓦解了。他说出了事实的真相。原来押解翟贞强的五六个人在面包车里对他轮番殴打，并且威胁道："到里边再好好收拾你！"

　　姜瑞峰问："就这？"

　　回答："就这。"

　　"翟贞强是怎么跑到车外面去的？"

　　"……"

　　"是他自己跳的，还是你们把他推下去的？"

　　"……"

　　但是，这已经够了。

　　市纪委连夜研究做出决定，开除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等6名乡干部的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

　　姜瑞峰的下访是不间断的，每天都派人坐着车到农村去转，回来向老姜汇报。一天一个汇报。没有一种对老百姓的特殊感情，是坚持不下去的。老百姓不可能对他有什么实质性的回报，顶多说你是个"包公"，这没有多大用处。上级是否重用你提拔你并不以此为依据，闹不好还有"镇主"之嫌。你先进，你全国出名，你是"包青天"，我们都不如你。闹到这个份儿上，他在官场上就不太好混了。幸好他还没到这一步。但一味这样眼睛向下而不向上，不研究领导意图，不配合上演好"节目"，不抓"大事"，他的前途就可忧了。但他有一张最后的王牌，这张王牌之大罩住了一切。那就是，他心里非常明确地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可以给共产党从老百姓那里换回一个"好"字来！这可是非常珍贵的东西。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责任编辑杨晓升)(转自《北京文学》200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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